摘要：各位，请把日历翻回1949年10月6日——那一年的中秋，月亮格外圆。

各位，请把日历翻回1949年10月6日——那一年的中秋，月亮格外圆。

在台北一条僻静的巷子里，国民党“防务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正是55岁生日。

夫人王碧奎劝他：“外面风声紧，就别摆宴了，咱们带老幺去照张相吧。”

于是，一家三口悄悄出了门，穿过几条僻静小巷，走进一家不起眼的照相馆。

布景是画出来的月亮，摄影师说：“先生，笑一笑，月圆人团圆。”

吴石笑了笑，却把目光投向镜头外——那里缺了三个孩子，更缺了远方的故土。

照片洗出来，只有三人，远称不上“全家福”。

他把相片塞进皮夹，轻声安慰夫人：“先凑合，等北平见了面，再补一张真的。”

谁也没想到，这一张，竟成了他此生最后的影像。

当时，整条台北城都在传：“共军年底就过来！而街头巷尾都在传：“吴石一进台湾就被中共地下组织封为“密使一号”’，早就是共产党的人！”

传言半真半假——组织上，他确实没有党证；可心里，他已经把自己的命运悄悄系在了共产党这边。

几十年后，他的忘年交 ——老同盟会员，共产党员 何遂 的女儿 何嘉回忆：那年（49年）8月，，父亲何遂与吴石将军 几乎天天见面。

为了少流血、为了不让中国再分裂，吴石决定铤而走险。

当时何家在香港有宅子，正好当中转站

10月初吴石 就以“看病”为由飞去了香港，跟我党华东局对台工委驻港的负责人万景光密谈。

临走那天，何嘉 送他去启德机场。

那天有雨，吴石穿着灰色长衫，手里提一只旧皮箱——箱子里没有衣服，只有一叠密写纸。

登机口回头，他冲何嘉摆了摆手，嘴唇动了动，像在说“再见”，又像在说“别送”。

飞机腾空而起，雨幕把背影剪成一道黑白色的剪影。

何嘉后来写：“那一眼，竟成永诀。”

1950年初，台北厦门街，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把一叠照片摔在桌上，对审案官李资生说：“看看吧，这就是吴石给‘匪’的情报！”

李资生后来写下《台湾大间谍案破获始末》，原文是这么评价的：

“吴石是一个忠诚过度的情报员，他以参谋人员的立场，猜测中共目前需要的情报，而加以有意的收集。他并且懂得情报的要次，特别注重数字、图表，使得朱小姐转送过去的资料，都对中共具有极大的价值。”

一句话——吴石送的不是“消息”，是“战争的算盘珠子”：

炮弹基数、舰船吃水、机场坐标、油弹周转天数……每一颗算盘珠，都可能让前线少死几百人。

所以李资生用了四个字：“忠诚过度”——过度到把国民党自己的命，也算进了对方的账。

替吴石跑交通的，是中共华东局派来的朱枫。

保密局档案里罕见地给她写了“表扬信”：“党性坚强，学能优良；被捕瞬间吞金自杀，确有应付事变的准备。”

一句“诚有可取法之处”，说得阴森，却也透着服气。

朱枫犯的致命错误，是找了另一条线的蔡孝乾——犯了地下工作的大忌：横的联系。

1950年1月29日晚，蔡孝乾在台北泉州街被摁倒，公事包里掉出一本记事本，上面三个字：“吴次长”。

就是这三个字，把枪口从街角转到了“国防部”二楼。

3月1日晚，吴石被带进保密局监狱——这里原来是日本人关日本逃兵的，五平方米，一个马桶，一个水龙头。

著名报人龚德柏后来关在4号房，与3号房只隔一堵墙。他写《蒋介石黑狱亲历记》，记录如下：

“第一晚睡4人，第二晚6人，第三晚7人……至5月10日，连坐都不能坐，只得站立3小时。”

龚德柏正站得两腿发紫，突然“救星下降”——吴石经医生检验，血压高到二百多，随时脑溢血。

保密局怕“要犯”没上刑场就先死，于是“恩典”下达：每间牢房减至七八人，准许夜间平躺。

龚德柏感叹：“我之得坐，乃吴将军以血压换之也！”

一句黑色幽默，道尽荒诞——一个人的死亡倒计时，竟成了别人的“生存空间”。

从3月5日到4月7日，整整33天，吴石被提审32次。

他自己留下八个字：“随时被讯问，均是使人神经异常紧张，心境异常刺激。”

叶翔之亲自出马，夜里九点提人，凌晨四点还灯。

手段并不复杂：车轮问、强光烤、冷水浇、不让合眼。

目的只有一个——把“吴次长”变成“吴叛徒”，让口供登上头版，好向蒋介石交差。

可吴石始终只认一句：“我为中国少流血，问心无愧。”

笔录上，他画押的签名，一笔一划，像在给海峡对岸的战友，写最后一封回信。

各位，请想象1950年3月的台北南昌街尽头，一座日式旧兵营改成的“南所”看守所：

墙外是卖香蕉的小摊，墙内是24小时不关灯的囚室。

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在这里摆下擂台，对手只有一个人——参谋次长吴石。

李资生后来写下一句罕见的“服气”：

“严格地说，对吴石的侦讯是最困难的事。”

今天，我们就用同牢狱友刘建修2009年的口述，还原那间“最困难”的牢房，看看难，究竟难在哪里。

一、先声夺人——“参谋次长的威严”

李资生记录，吴石初进审讯室，先掸了掸呢军服上并不存在的灰，开口一句：

“各位，我是参谋次长，请说明理由。”

语调不高，却把“次长”二字咬得铿锵。

可主审只是轻轻把一叠照片推过去——朱谌之的供词、蔡孝乾的记事本、密写纸的翻拍。

吴石瞄一眼，立刻收起了威严，换成诚恳：

“我自己的事，可以谈；别人的事，请原谅。”

从此，他承认“我替共产党送情报”，但每说一句，先替别人洗地三分。

叶翔之拍桌子：“吴石，你自身难保！”

吴石回：“正因为我自身难保，更不能拉别人下水。”

一句话，把审讯室顶成了僵局。

十天后，23岁的邮电案犯人刘建修被推进3号囚室。

第一印象：

“一个胖老头，脸圆，发近光，盘腿坐地板中央，像庙里的弥勒，却一声不吭。”

牢房不到五平方，已经挤了三人。

开饭时，看守单独端进一只小瓷盆：红烧鱼、卤肉片、白米饭——专供胖老头。

刘建修心里咯噔：“这人来头不小。”

再瞄地上，三本砖头书排成一排：《中国文学史》《中国史纲》《世界史纲》。

白天，老头搬着小板凳追阳光，看完一页，轻轻折个小角，像怕惊动谁。

另一半时间，他躺成“大”字，眼睛半睁，望天花板上的裂纹，那裂纹像地图，也像战线。

夜里，铁门“哐啷”一响，他立刻坐起，把书合上，动作轻得像在熄灯号里掩藏炮火。

同房还有一位40岁出头的山东大汉，自称国防部上校，因“账目问题”关了半年。

此人拍胸脯：

“俺下礼拜就出去！二位有家书，俺可代传。”

说着说着，看守真把他提出去几次，回来便与吴石咬耳朵。

刘建修心里打鼓：是诱饵？是内线？

几天后，山东人收拾小包袱，真被放出去了。

山东人走后第二晚，吴石被提讯。凌晨两点，铁门拉开，月光像刀锋劈进来；天亮时，人没回。

第二天下午，两个特务把吴石“丟”进来——真的是丟，像麻袋一样落在榻榻米上。

刘建修第一次看清这位将军：

没穿外裤，大腿紫得发黑，膝盖肿成碗口大；

胸口一道一道细鞭痕，渗着黄药水的味道；

右手还死死攥着一本书——《中国文学史》，封皮毛笔题“吴石”二字，端正得像他当年绘作战地图的笔迹。刘建修这时才知道他的名字。

吴石躺着，只说一句：“吃吧，吃吧。”却把自己那盆饭推给刘建修。

那天起，房里多了一种沉默的仪式：饭送到，吴石先推盆；刘建修再把盆推回去；谁也没吃几口，却借此确认对方还活着。

两周后，吴石再度被抬出；再抬回时，已发不出完整音节，只剩喉咙深处一种“唔——唔——”的拉锯声。

刘建修数着：整整二十四个小时，吴石的眼皮没抬过，像被钉在胸腔里的呻吟却一刻未停。

他说：“我当时怕极了，怕那声音停下，更怕那声音传到我身上。”

第三天傍晚，吴石第一次睁眼，用气音问：“你……是不是蔡孝乾那条线？”

刘建修摇头。他确实不知道，蔡孝乾这个名字

吴石听完，只轻轻“嗯”了一声，又合上了眼。那一声“嗯”，后来刘建修理解为：将军在确认——眼前这位青年，不是出卖他的人。

过了一两个星期，一天傍晚，铁门再次拉开。吴石被抬出去时，还回头朝同房难友刘建修轻轻点了一下头——像是说“我先去，你保重”。

第二天下午，人抬回来，却只剩下一团呼吸：

眼睛肿得合不拢，睫毛被血黏成一条线；

右腿裤管剪到膝盖，露出紫得发亮的皮肉；

最可怕的是喉咙，像破风箱一样，每吸一口气都发出“呵——呵——”的拉锯声，整整二十四小时没停。

刘建修后来回忆：“我数着牢顶漏下的水滴，一秒、两秒……水滴声一停，我就伸手去探他的鼻息，怕那声音也跟着停了。”

饭来了，刘建修把饭盆推到吴石嘴边，哄孩子似的说：“吃一口，就一口。”吴石撑开眼皮，像用最后一点意志力把汤勺往嘴里送，可汤勺抖得比手还厉害，半口汤洒回盆里，半口咽下去——那就是他一天的全部热量。

五天后，呻吟声刚弱了些，看守却喊：“刘建修，出来！”

那一夜，三个特务小组，两小时一轮，把竹签、电话机、冷水壶全部请上场。

刘建修被抬回来时，脚趾肿得连草鞋都套不进，像十根熟透的紫葡萄。

他躺在榻榻米上，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却听见隔壁铺传来吴石微弱的声音：“吃……吃我的……”

一盆冷饭推到他面前，饭粒上沾着几片咸菜，还有吴石用指甲掐成两半的黄豆。

刘建修说：“我一口也咽不下，可我把那盆饭抱在怀里，像抱住最后一根浮木。”

那一刻，牢房里的身份对调了：将军成了看护，小兵成了被看护，黑暗把“阶级”碾得粉碎，只剩下人之为人的那点温度。

后来，刘建修被移监绿岛，才知道吴石在保密局监狱总共被关了九十三天。

九十三天里，吴石被提审十七次，右眼被手电筒连续照射导致视网膜剥离，永远失去光明。

狱医记录：“瞳孔呈青灰色，已无光感。”

可就在失去光明的那个下午，吴石用左眼和一根磨秃的毛笔，在一本《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的背面，开始写他的遗书。

纸是看守搜走的，后来又随手丢回；墨是吃饭时省下的酱油汤；笔是折断的牙签绑着棉线。

两千三百零六个行草小字，就这样在死亡边缘爬满十二页古画的留白。

遗书里，吴石先写“成绩单”：

——保定军校第一期第一名毕业；

——日本陆军炮工学校、日本炮工最高学府“第一人”卒业；

——朋友戏称“十二能”：能诗、能词、能书、能画，能骑、能射、能驾、能泳，通英、日双语。

可笔锋一转，他写：“不图今日竟陷此悲境，不能自保其身，亦可痛也。”

写夫人王碧奎：“碧奎对我忍让有加，三十年夫妇，极见和睦；此次累及她，真乃平生最大负疚。”

写六岁的小儿子：“刚报名入幼稚园，还没见他穿校服，就被捕……不知父子尚有见面之日否？思之不禁泪涔涔下矣。”

写家产：“一生清廉，别无长物，唯书籍两千余册。倘能集友好之力，设一小规模图书馆，使儿辈知读书，即我再生。”

最后，他写：“十余年来风尘仆仆，又因抗战八载以迄于今，戎马关山都无闲逸之境，致读书养性功夫，大大欠缺，而有今日失足。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连用两个“夫复何言”，笔力却越来越轻，仿佛把一生的锋芒都收进纸里，把最后的力气留给后人。

1950年3月底，保密局的卷宗被钉上最后一颗钉，“吴石案”侦讯终结，如何“收场”提上日程。

4月7日，参谋总长周至柔把一份签报送到蒋介石案头：

审判长——战略顾问、二级上将蒋鼎文；

审判官——同为上将的韩德勤、刘咏尧。（刘咏尧就是台湾著名歌手刘若英的爷爷）

三人均为蒋介石黄埔一期同袍，北伐、抗战、内战，一路从炮火里爬出来。

周至柔的算盘很明白：用“自己人”审自己人，既顾全“军法尊严”，又可堵住舆论之口。

4天后，蒋介石批下两个字：“可照办”。

于是，一张看似“合法”的军法会审桌，在台北宾馆的柚木地板上悄然摆好。

经过一个多月的阅卷、问讯、合议，5月底，三位老将拿出一份“温和”判决：

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确犯叛乱罪”，但“情尚可悯”，拟处无期徒刑或十五年徒刑，免死。

周至柔转呈上去，蒋介石阅后，当场摔笔，红铅笔在报告上狠狠划下两行：

“审判不公，为罪犯说情，殊为不法之至！

着即革除蒋鼎文、韩德勤、刘咏尧本兼各职！”

一纸上将，一夕之间被撕掉领章。

这道手谕，等于给四人宣判了第二次死刑——也第一次把“军法”二字，当众撕成碎片。

6月10日，星期二，台北低气压。

上午，保密局火速成立“特别法庭”：

仍是蒋鼎文任审判长，仍是韩、刘二人陪席，但门口加了一排钢盔、冲锋枪——

因为“法庭”知道，今天不是来审案，而是来“背书”。

下午4点整，法警把吴石等四人押入。

没有检察官求刑，没有律师辩护，甚至没让被告坐下。

审判长只问三句话：

“姓名？”“年龄？”“籍贯？”

随后，书记官起立，宣读死刑判决；

整个过程，计时二十七分钟。

其实，这份判决早在昨天深夜，就由蒋介石以“总统宁高字390084号”密令“核准”。

法庭上的问与答，只是给子弹找一道手续。

1950年6月10日，台北的梅雨下得比往年都早。下午四点二十分，一辆美军十轮大卡，从青岛东路晃晃悠悠开出来。

车厢焊着铁窗，像移动的铁棺材；车顶罩着一张破帆布，挡不住雨，反而把雨声放大成鼓点。

沿途上海路、南海站，老百姓被宪兵拦在马路两边，没人撑伞，也没人说话，只听见雨砸在钢盔上，叮叮当当——那是台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四个“英雄”送行。

车里一共四人：

吴石，国防部参谋次长，57岁；

陈宝仓，联勤总部兵站总监，52岁；

聂曦，上校参谋，33岁；

朱枫，我党女交通员，45岁。

宪兵递进去一瓶金门高粱，四人分着喝。没有酒杯，就对着瓶口轮流灌。酒液顺着嘴角往下淌，和雨水混在一块，谁也分不清是酒是泪。

据后来香港《星岛日报》报道，四人“饮酒颇多，举步已见艰难”。可他们下车时，却本能地排成一行，像接受检阅一样，从左到右，

一、二、三、四，站在马场町的河坡地上。

审判长蒋鼎文，一小时前刚被蒋介石在电话里痛骂“审判不公”，此刻却不得不继续扮演“最后的主持人”。

法庭就设在军法局走廊，没有被告席，只有一张柚木长桌。

书记官桑振业问：“有无遗言？准许当场书写。”

吴石提笔，先写“遗嘱”二字，又划掉，改写成四句诗；

陈宝仓写：“家事托妻，国事已了”；

朱枫写：“女儿莫哭，妈妈去远”；

聂曦握笔的手抖到写不出一个整字，纸上只剩一团墨疙瘩。

写完，十分钟后，四人被重新反绑，押上同一辆车，开往两公里外的马场町。

——从“准许书写”到“执行命令”，全程二十七分钟，创了民国司法史最快的“死刑速审速决”纪录。

行宪兵让他们背对河岸跪下。

吴石跪在最左边，雨水顺着后颈流进衣领。

执行官喊：“预备——”

吴石突然提高嗓门，用福建官话喊出四句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

遥遥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

如此收场亦太悲。

枪响同时，诗的最后一句还没落音。

《星岛日报》记：“吴石中两枪毙命，惨叫一声，其心脏缓缓自伤处突出。”

朱枫身中六枪，血顺着草坡流进淡水河，把一片雨水染成粉红。

十分钟后，四具薄棺运到，连编号都没有，只用粉笔在棺盖上写：

“吴”“陈”“聂”“朱”。

雨还在下，粉笔字被冲淡，像老天爷在偷偷替他们擦名字。

当天，遗书、遗嘱、诗稿全部被军法局收走，装进“绝密卷宗”。

谁也想不到，两年多后，一位狱医在打扫仓库时，发现那本被酱油汤浸过的《元赵文敏九歌书画册》，背面密密麻麻写着行草。

他偷偷把册子塞进内衣，带出厂区；又辗转托人，带到香港。

1952年，《星岛日报》首次披露“吴石曾写诗”，却不敢登全文。

直到2019年，吴石长孙把原件捐给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我们才第一次看见——

天意茫茫未可窥，遥遥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庭审上，他只是再誊一遍，像给自己57年的人生，盖最后一个印章。

8月10日，仍是马场町，仍是雨天。

吴石的副官王正均、作战参谋林志森，被补判死刑。

两人临刑前，并排朝西北方向跪下——那是吴石坟墓的方位。

枪响后，刑场工人发现，王正均的手心里也有一张纸条，写着：

“追随吴次长，生死同一丘。”

至此，“吴石案”官方统计：6人被杀，200余人牵连；

但真正的数字，直到今天，台湾“档案局”还有37份卷宗“遗失”。

1994年，吴石将军的遗骨终于获准迁出台北六张犁乱葬岗。

飞机降落北京那天，机场跑道上铺着红地毯，军乐队奏《思念曲》。

香山公墓的汉白玉墓碑，正面刻：

“吴石将军、王碧奎夫人之墓”

背面刻：

“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于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

——44年后，四句诗里的“泉下差堪对我翁”，终于换成“功垂千秋”；

可历史更该记住的，是诗的前一句：

“凭将一掬丹心在”——

那一掬丹心，被六月雨冲过，被枪声震过，被时间蒸发过，

却仍在提醒我们：

当正义只能以诗的形式出场，

当审判只剩二十七分钟，

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有责任让诗，不再成为绝笔。

来源：阿达很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