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叫林沛瑜，28岁，台北土生土长的新媒体编辑。那晚加班后去应酬，喝多了，想赶最后一班车回家，却在台北车站经历了我人生里最黑的两个小时。最痛的不是伤，也不是恶意，是周围那么多人看着，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开口问一句：你需要帮忙吗？

我叫林沛瑜，28岁，台北土生土长的新媒体编辑。那晚加班后去应酬，喝多了，想赶最后一班车回家，却在台北车站经历了我人生里最黑的两个小时。最痛的不是伤，也不是恶意，是周围那么多人看着，却没有一个人愿意开口问一句：你需要帮忙吗？

我叫林沛瑜，28岁，台北人，独生女。爸妈在新北开了一家早餐店，从我小学到现在，早上五点半起床是他们的常态。我大学读的传播，毕业后进了一家新媒体公司做编辑，每天写稿、剪视频、盯后台数据，常常半夜才下班，周末也得看绩效。一年里最大的奢侈，就是和同学去看海，吹一晚风，再回到城市里继续当个看似强大、内里疲惫的大人。

那天是周五，客户临时把稿子急改，我在公司一边吃便当一边改字，直到近八点才发完。领导说辛苦了，请大家去公司附近吃个火锅，客户也来，人多眼杂，我本来不想喝，可话到嘴边还是说了好，给足面子。杯碰杯，笑话接笑话，平时不喝酒的我，那晚破了戒。白开水不顶用，脸从白变红，耳朵发烫，眼前的人影忽远忽近。有人说我酒量不错，我笑，心里其实在发慌。

十一点半散场，我坚持说坐捷运回家，打不到车嘛，捷运总稳妥。台北车站的地下通道照得白亮，我扶着墙小步走，脚底像踩在棉花上。卖饰品的小摊还在收摊，自动贩卖机亮着绿灯，一阵阵空调风带着清洁剂的味道。我心想，走到板南线，再搭两站，回家洗澡睡觉，明天还可以睡到中午。脑子里念着路线，手机在手心滑来滑去，屏幕亮着低电量的红色。

有个男人靠近我，说要扶我，黑色外套，帽沿压得低，手腕内侧有一小块蓝色的纹身。他的声音不大，却压得很实，他说我脸色不好，别自己乱走，容易摔。我本能想拒绝，但舌头转得慢，我只能摆手说不用。我的手刚抬起来，他已经扶住我了，像是扶，又像是拽。我的肩膀突然被他撑住，身体一轻，脚下没了力，我被他带着往旁边走。

我那会儿其实清醒一半，我知道哪里不对。我想把手机握紧，打开紧急联系人，但指纹识别老出错。我想大声说我不认识你，你放开，但喉咙像被堵住。周围有人——两个年轻人坐在台阶玩手机，一个穿制服的男人在电话里讲笑话，一个推旅行箱的大叔停在自动贩卖机前挑饮料。我的眼神挨个扫过他们，像是抓救命绳子一样，但我看见的是他们的眼睛从我身上掠过，再落回自己的屏幕上、饮料上、话题上。

男人带着我拐进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灯光没那么亮，墙面有点潮湿，空调的嗡嗡声让人耳朵发闷。我说我要去厕所，他说我带你去。我说我朋友在外面等我，他笑了一下，说别怕。笑容让我浑身发冷，我能感觉到的每一秒都在延长。

我不想回忆太多细节，那些画面像碎玻璃，在脑子里转动，稍微触碰就扎得眼睛疼。我记得他的手很硬，记得有一瞬间我以为自己喊出来了，但声音被吞进喉咙，变成一口又一口的干涩。我记得我看见鞋边有一条褪色的黑线，像公交车座椅上的裂纹。我记得旁边经过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停了一秒，像要开口，又偏过脸走了。我那晚经历的事，是侵犯，是被剥夺了说不的权利，可我不想用任何字眼来把它变成一段冷冰冰的叙述。那不是新闻里的一个词，那是我的身体，我的每一根神经。

等我终于挣脱，他像风一样散了。我靠在墙上，腿软到站不起来，胃里翻滚，喉咙里全是铁腥味。我强迫自己把外套拉上拉链，抓起地上的包，抱住。有人从我面前走过去，脚步很快，鞋跟敲在地砖上很响。我抬头看那人，他看着我，又看向别处。几秒钟后，有个清洁阿姨靠过来，递给我一包纸巾，轻轻问我，小姐，你还好吗？我看到她手背上褐色的斑，突然像看见了一个岛，眼泪就那样掉下来。她不知道做什么是对，只是蹲下，陪我坐了几分钟。然后一位女保全过来，问我需不需要去警务站，我点头。我们沿着通道走，我的脚仍然软，一步一步，像拖着整个夜晚。

在警务站里，我拼命让自己讲清楚，但脑子里一片白噪音。警察很认真地做笔录，一遍一遍问时间、地点、衣服颜色，调了监视器。旁边的灯明晃晃的，我的手抖得厉害，字写得歪斜。有人打电话给我妈妈，我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然后说，别怕，我马上来。她赶到时，头发乱了，鞋带没系好。我爸没有说话，只在我肩上放了一只手，那只手温温的，撑住了我乱掉的世界。

后来的一段时间，我像住在一间看不见的屋子里。日常还在继续，我依旧写稿、排版、看数据，可里面的人不太一样了。我坐捷运会选择最亮的车厢，背靠着墙；手机里设了两个紧急联系人，在背包的侧袋放了一罐防狼喷雾；走路时看谁的影子靠近，心就会提起来。我不敢告诉太多人，却又忍不住想说，像是要确认我不是在做噩梦。

更让我刺痛的是评论。消息传开，不知是谁说了我当晚喝醉，我看到有网友留言：女孩子自己喝成那样，能怪谁？还有人说，台北那么多人，不会真的没人帮吧？是不是误会？我读到这些字，呼吸就变浅，胸口像卡了一块石头。为什么我们总是这么快，把责任丢给那个已经摔倒的人？为什么我们总假装看不见，直到有人逼着我们看？

我也问自己，为什么走那条路，为什么喝那杯酒，为什么没在第一秒喊出来。后来我跟心理咨询师谈了几个回合，她说你不是神仙，你只是普通人，你在你能做到的范围里，用尽了力。听到这句话，我才真正地哭出来。她让我练习把控呼吸，教我把指甲轻轻掐在掌心里，在最怕的时候提醒自己，我在这里，我还在。我一点点拾回注意力，学会说，不是我的错。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一个人回到台北车站。我想看清那条通道，看看那晚的灯、那扇门、那台贩卖机是不是跟我记得的一样。我站在那儿，灯还是那样亮，人来人往，两个大学生拿着便当跑过去，一个爸爸牵着女儿过地垫，清洁阿姨用拖把把水往角落推。我深吸一口气，走到便利店前面，买了瓶水。付钱的时候，店员看了我一眼，说，你还好吗？我愣住了。他把找零放在我手里，低声说，那天我在外面收货，看到一点点，但我以为是认识的朋友，没敢多看。对不起。他的声音轻得像风，我听见了，却决定不说没事。我只说，下一次，拜托你问一句。

问一句，你们认识吗？

问一句，你需要我帮你叫车吗？

问一句，我可以在旁边看着你们，直到你的家人来吗？

就一句，可能就把某一个夜晚，扭回一道光。

后来我在公司做了一个小调查，问同事，如果你在车站看到一个人拖着另一个走，对方明显不稳，你会做什么？有人说，拍视频；有人说，先远远跟着看情况；还有人说，不敢插手，怕惹麻烦。怕，是人之常情。我们都怕嫌疑落在自己身上，怕被误解，怕对方是情侣吵架，怕自己卷进未知。我理解，可我更想说，帮忙不一定非得冲上去硬碰硬。你可以站近一点，看清对方的脸；你可以对被拖走的人说一句，我在这里；你可以拿起手机，对着两个人，让自己成为见证；你可以找保全，或者直接报警，让专业的人来处理。每一步都不需要你成为英雄，但每一步都可能是救命的。

我也去参加了女性支持团体，第一次见面，我们围成一个圈，谁也不看谁，只看地板。有人轻轻说起自己的故事，有人讲到一半哭了，有人沉默了整整一小时。我们没有互相拯救，我们就坐在那里，像几根暖和的火柴，靠近一点，让彼此不那么冷。我学到的，是怎么在心里为自己搭一个小房间，那里放着我的名字、我的历史、我的伤和我的力量。那晚的事不是我的全部，它只是我的一段路，路很难，脚很痛，但它后面还有路。

我慢慢学会在白天快步走路，在夜里给自己留灯。妈妈不再问太多，只是在门口放了一盏小灯，说这灯会等你。爸爸开始每天早上给我发一个早安，有时候是一张早餐照片，有时候是店门口排队的影子。他们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但他们在学，他们在努力。我也在学，学着把自己放回世界里，学着不因为别人的冷漠而怀疑自己的价值。

这篇故事写到这里，如果你还在看，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小忙。下次在公共场合，如果你看见一个像我那晚一样摇摇晃晃的人被人拽着走，请你停一秒，走近一点，问一句。就一句，不要强势，不要指责，像朋友那样问。看着被拖走的那个人的眼睛，如果她眼里全是慌，你就多站一会儿，拿出手机，打110，或者找最近的保全。如果你觉得害怕，不要一个人上，拉上身边别人一起。你不需要证明自己勇敢，你只需要记住，你的那一步，可能正好接住了一个人的整个世界。

我知道，会有人说，社会一直都是这样，不必太期待别人。我也知道，这个城市并不缺温柔，只是我们常常把它藏起来，怕被误解，怕给自己惹麻烦。但我真的希望，那二十几双眼睛里，哪怕有一双愿意亮一下，愿意说一句，我在这里。那一瞬间，冷就会退一点，黑就会浅一点，像凌晨四点前的天色，正在变。

我不想把那晚变成我的标签。我还是那个写字的林沛瑜，早上喝黑咖啡，下午吃水果，周末跟朋友看电影，偶尔加班到太晚。只是我现在更懂得照顾自己，也更愿意为别人停下脚步。台北车站还在那里，灯还是亮的，人潮还是那么多。我想再经过那里时，心里不再只装着恐惧，而是装着一种笃定：我们可以彼此看见。

我的故事写出来，也许有人会说太赤裸，也许有人会说太软弱。但如果它能换来你下一次的那一句问候，那我就觉得，值得。因为救我的是那位递纸巾的阿姨，是那位女保全，是那些愿意倾听的朋友，是后来愿意对我说对不起的店员，是我爸那只稳稳落在我肩上的手。也是未来的你。

愿你在看到别人跌倒的时候，伸出手。

愿我们都不再熟视无睹。

愿每一个走过黑夜的人，都能走到灯下，抬头，呼吸，然后继续往前走。

来源：勿忘我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