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茫茫的雪覆盖着黑龙江省嫩江县的大地，我和几个知青同伴住在一个叫＂前进屯＂的小村庄里。
知青追忆：在东北插队落户的第一个元旦，他做了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那是一九六九年的最后一天，东北的天空低垂着，仿佛伸手就能触到。
白茫茫的雪覆盖着黑龙江省嫩江县的大地，我和几个知青同伴住在一个叫＂前进屯＂的小村庄里。
村子不大，只有三十几户人家，都是些一二十年前从山东迁移过来的老农民。
房子多是土坯砌成的，屋顶铺着厚厚的秸秆，每到冬天，烟囱里的炊烟就像一根根通向天空的粗线，在寒冷的空气中直直地向上延伸，然后慢慢弥散开去。
我叫林少华，是北京市第四十七中学的学生，年龄不大，十八岁，身材瘦削，一双眼睛却特别有神，总是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
我们这批知青是六九年十月份来到这个村子的，算起来才两个多月。
那时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觉得自己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将来一定能成为有用之才。
记得刚到村子时，生产队长孙大伯对我们说：＂娃啊，来了就是咱前进屯的人了。这里条件苦，冬天冷得能把人的鼻涕冻成冰棍儿，但是人心热啊！＂
那时我们几个年轻人听了，都使劲点头，心里却想着：再苦能苦过革命先辈吗？这点苦算什么！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张建国和王明亮。
张建国比我大一岁，是个爱说爱笑的小伙子，家里有个当工人的父亲和一个小妹妹。
王明亮则是我们中最沉默的一个，他父亲早逝，母亲一个人拉扯他和两个妹妹，家境最为贫寒。
我们三个人住在生产队的一间闲置的土房里，房间不大，却有个小炉子，每天晚上我们轮流添煤，好让屋子保持温暖。
刚到东北的第一天晚上，我就领教了什么叫＂冷＂。
那天夜里，屋外的温度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我盖着从家里带来的棉被，仍然冻得直打哆嗦。
半夜醒来，发现炉子里的火已经熄了，屋子里的温度骤降，我的鼻子冻得发疼，呼出的气立刻在空气中凝结成白霜。
我赶紧起身添煤，手指几乎冻得失去知觉，却怎么也点不着炉子。
就在这时，王明亮也醒了，他二话不说，接过我手中的火柴，娴熟地拨弄了几下炉子，然后点燃一小撮干草，轻轻地吹了几口气，火苗立刻窜了起来。
＂城里人，还得多学着点。＂王明亮难得地开了个玩笑，声音里却没有任何嘲讽的意思。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知青，或许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优秀＂。
东北的冬天漫长而寒冷，前进屯却有着它独特的温暖。
那几个月，我们跟着村里人学会了很多农活：打场、扬场、挑水、喂猪，甚至还学会了用木工刨子刨木板。
虽然干得不够麻利，但村里人都说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娃娃学得快。
特别是王明亮，他那双手似乎天生就是用来干活的，不管什么农活，看一遍就能学个大概。
与此同时，我们也将自己的知识带到了这个小村庄。
晚上，我们经常给村里的孩子们讲城市里的故事，教他们唱一些新歌，或者帮助村里的青年们写信。
有时候，村里的老人也会围坐在我们的小屋里，让我们给他们念报纸上的新闻，然后他们会认真地讨论国家的大事，虽然很多词汇他们并不完全理解。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元旦前夕。
在城里，元旦是个大日子，学校里会有联欢会，家里会准备一些好吃的。
但在前进屯，元旦似乎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那天上午，我和张建国被分配去生产队的仓库整理农具，为来年的春耕做准备。
东北的冬天，室外几乎无法干活，大多数农活都集中在室内进行。
仓库里堆满了各种农具：锄头、镰刀、犁耙，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东西。
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工具分类整理，把锈迹斑斑的部分用砂纸打磨干净，然后涂上一层动物油脂防锈。
正当我们干得热火朝天时，生产队长孙大伯突然推门进来，他搓着冻得通红的双手，脸上挂着少见的笑容。
＂少华，建国，今天干得怎么样？＂孙大伯问道，声音里带着些许兴奋。
＂挺好的，队长，这些农具再有半天就能整理完了。＂我回答道，手上的动作却没停。
＂不急，不急，今天先放一放。＂孙大伯摆摆手，＂我刚从大队部开会回来，书记说了，今晚村里要在大队部举行一个简单的联欢会，欢迎知青的到来，也顺便庆祝新年。＂
＂真的吗？太好了！＂张建国一听就兴奋起来，他从小就爱热闹。
＂是啊，平时大家伙儿忙着干活，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热闹热闹。＂孙大伯笑着说，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你们城里来的孩子见多识广，会唱歌跳舞，今晚可得露一手啊！＂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我拍着胸脯保证道，心里也开始期待起来。
孙大伯又交代了几句，便转身离开了。
我和张建国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兴奋的光芒。
＂终于有机会表现自己了！＂张建国兴奋地说，＂我在学校的文艺汇演上唱过《东方红》，声音洪亮得很，今晚一定能镇住场子！＂
＂是啊，我们可以给村里人展示一下城市文化的魅力。＂我也附和道，脑海中已经开始构思自己的表演内容。
我们干完活后，赶紧回到宿舍，王明亮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了。
他刚从猪圈回来，身上还带着一股淡淡的猪粪味，但他那张总是沉默的脸上却难得地露出了期待的表情。
＂明亮，你听说了吗？晚上村里要举行联欢会！＂张建国一进门就迫不及待地宣布。
＂嗯，队长刚才路过猪圈时告诉我了。＂王明亮点点头，声音依旧平静，但眼睛里却闪烁着异样的光彩。
＂咱们三个得好好准备一下，不能给北京知青丢脸！＂我煞有介事地说，然后我们三个便开始商量晚上的表演节目。
张建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唱《东方红》，这是他的拿手好戏。
王明亮则显得有些为难，他犹豫了一会儿，最后说：＂我什么也不会，要不我给你们帮忙吧。＂
＂别这样，明亮，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节目。＂我鼓励他，＂你会什么特长吗？＂
王明亮挠挠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会吹口哨，小时候在山里放羊时学会的，能吹出好几种鸟叫声。＂
＂那太好了！＂我兴奋地说，＂你可以吹一段《东方红》，肯定能博得满堂喝彩！＂
王明亮有些不确定地点点头，然后便开始在角落里小声练习。
而我，我突然想起了自己在北京学校时学过的一段相声。
＂我表演相声吧！＂我兴奋地说，＂我会一段《火车上的一幕》，讲的是一个农民第一次坐火车的故事，特别逗！＂
张建国和王明亮都很赞同，张建国还说：＂那太好了，农村人肯定没怎么见过相声，你这一表演，准能引起轰动！＂
就这样，我们决定了各自的表演内容，然后便开始排练。
我把那段相声的词儿从头到尾过了好几遍，对着墙壁练习各种表情和动作，觉得自己已经掌握得差不多了。
心里暗自得意：今晚我一定会成为前进屯的明星！
傍晚时分，天色已暗。
东北的冬天，四点多太阳就落山了，黑夜漫长得令人有些沮丧。
我们三个收拾停当，走向村子中央的大队部。
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北风呼啸，雪花纷飞。
村里的小路上积着厚厚的雪，踩上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像是在演奏某种单调却又有节奏的乐曲。
远远地，我们就看见大队部的窗户里透出温暖的灯光，不时传来人们的说笑声。
大队部其实就是一间大一点的土坯房，平时用来开会和存放一些农具。
今天，房间中央搭了一个简易的台子，是用几张木板钉在一起的，表面有些粗糙，但被人擦得很干净。
四周摆着长条凳，已经坐满了人。
老人们坐在前排，中年人站在后面，孩子们则像小麻雀一样到处窜动。
一盏大马灯挂在屋顶正中，散发出橘黄色的光芒，照得每个人的脸上都泛着红光。
虽然天气寒冷，但屋里却暖和得很，这是因为靠墙角摆着两个大火炉，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不时发出＂噼啪＂的声响。
我们一进门，村里人就热情地招呼我们：＂知青来啦！快坐前面来！＂
有人主动让出座位，还有人递过来热气腾腾的山楂水。
孙队长给我们安排了靠前的位置，然后走到台子中央，宣布联欢会开始。
＂乡亲们，＂孙队长的声音洪亮，＂今天是一九六九年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迎接新知青的第一个元旦。今晚，咱们就不讲大道理，就是大家一起热闹热闹，开开心心迎接新的一年！＂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联欢会的第一个节目是村里的几个老人表演的二人转。
那夸张的动作和粗犷的唱腔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我也被逗得前仰后合，这种民间艺术形式在北京是很少见到的。
接着，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吹起了口琴，曲子是《北大荒人的歌》，虽然有些地方吹得走调，但那股子豪迈劲儿却感染了所有人。
轮到我们表演时，张建国首先上台唱了《东方红》，他虽然不是专业歌手，但声音洪亮，唱得很有气势，赢得了村民们的阵阵掌声。
接下来是王明亮的口哨表演，他选了一首简单的民歌，模仿着各种鸟叫声，竟然吹得有模有样，引得孩子们都惊叹不已。
当他吹完最后一个音符时，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王明亮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匆匆鞠了一躬，就跑下台去了。
接下来就该我上场了。
我深吸一口气，走上那个简陋的小台子。
台下的目光让我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一种自信——我可是北京来的知青，我要让这些淳朴的乡亲们见识一下大城市的艺术！
＂乡亲们，我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叫《火车上的一幕》！＂我清了清嗓子，开始了我的表演。
故事讲的是一个从未坐过火车的农民第一次乘坐火车时发生的一系列滑稽事件：他把列车员当作是卖票的，把餐车当作是路边小摊，甚至还试图在车厢里放牲口……
我学着农民的口音，夸张地模仿着他的动作，心想这些包袱一定会引爆全场的笑声。
然而，随着表演的进行，我却发现台下的气氛越来越奇怪。
开始时还有几个人微笑着，后来却渐渐地安静下来，到最后几乎鸦雀无声。
我有些慌了，声音不由自主地提高，动作也越来越夸张，希望能引起一些反应。
当我表演到农民把头伸出窗外被风吹得龇牙咧嘴，还以为是火车开得太快导致＂脸变形＂的桥段时，台下终于有了反应——但不是笑声，而是几声不舒服的咳嗽和低语。
我看到前排的孙队长皱起了眉头，而其他村民的脸上也露出了疑惑甚至是不快的表情。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谷底，但已经开始的表演又不能半途而废，只好硬着头皮把整段相声说完。
当我说出最后一句＂这就是咱们农民第一次坐火车的趣事＂时，台下只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远不如张建国唱歌和王明亮吹口哨时的热烈。
我尴尬地鞠了一躬，几乎是落荒而逃地下了台。
联欢会继续进行，但我的心情已经完全低落下来。
我坐在角落里，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张建国凑过来小声问：＂怎么回事？你表演得挺好的啊，怎么大家都不笑呢？＂
我摇摇头，也说不上来是怎么回事。
王明亮则默默地坐在一旁，眼睛盯着地面，似乎在思考什么。
表演结束后，村里人准备了一些简单的食物——煮熟的土豆、玉米饼和一些咸菜，还有几坛子自酿的米酒，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
我却没有胃口，只是机械地嚼着手中的食物，心里还在纠结自己的表演为什么会失败。
这时，孙队长走过来坐在了我身边。
我惭愧地低下了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少华啊，＂孙队长的声音出乎意料地温和，＂你今天的表演很用心。＂
＂对不起，队长，我……我好像惹大家不高兴了。＂我小声说道，声音里满是懊悔。
孙队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没笑吗？＂
我摇摇头，眼睛依然盯着地面。
＂因为你表演的那个农民，就是我们自己啊。＂孙队长叹了口气，声音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平静的陈述，＂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在内，直到几年前才第一次坐上火车。第一次面对那些陌生的东西，我们也曾手足无措，也曾做出一些在城里人看来很可笑的事情。＂
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从未有过的羞愧感涌上心头。
我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我是在拿这些淳朴的农民开玩笑，而且是当着他们的面！
＂队长，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只是想表演得好一点，让大家开心……＂我的声音哽咽了，眼眶开始发热。
＂我知道你不是有意的，＂孙队长的声音更加温和了，眼神中透着理解，＂你们是城里来的知青，见多识广，有文化。但是少华啊，有文化不仅仅是会讲相声、唱歌跳舞，更重要的是懂得尊重别人，理解别人。＂
＂是，队长，我错了。＂我的眼眶湿润了，心里充满了愧疚。
＂不用太自责，你还年轻，这次是个教训。＂孙队长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来，吃点东西吧，明天还要早起干活呢。＂
孙队长走后，我依然坐在原地，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在我面前停下——是王明亮。
他默默地递给我一杯热气腾腾的山楂水，然后坐在我旁边。
＂别想太多，＂王明亮轻声说，这是他难得的主动搭话，＂我第一次来到村里，也闹过笑话。记得那时我看到村民们用粪便做肥料，就皱着眉头说＇太脏了＇，结果被大伯们笑话了好久，说我这个农民的儿子连最基本的农活都不懂。＂
＂真的吗？＂我有些惊讶地看着王明亮，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他也有这样的经历。
＂是啊，＂王明亮难得地笑了笑，＂农村和城市不一样，这里的人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我们来这里，就要学着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尊重他们的感受。＂
听了王明亮的话，我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但那种内疚感依然挥之不去。
那天晚上，我辗转难眠。
躺在炕上，听着窗外呼啸的北风，我的脑海中不断回放着联欢会上的情景和孙队长的话。
我突然意识到，我虽然来到了农村，住在土坯房里，跟着农民干活，但我的内心深处依然带着一种优越感，一种＂我是城里人＂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让我不自觉地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看待农村和农民，觉得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是可笑的、落后的。
我回想起这两个月来的点点滴滴：村里人如何耐心地教我们干农活，如何在我们犯错时宽容地笑笑不予责备，如何在我们想家时递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杂粮粥……
而我，却在不经意间用一种居高临下的目光看待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
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了。
村子里还沉浸在沉睡中，只有几缕炊烟懒洋洋地升起。
我抄起扫帚，开始清扫大队部前的积雪，那是昨晚联欢会后留下的狼藉。
东北的清晨异常寒冷，冰凉的空气刺痛着我的脸颊和双手，但我却感到一种莫名的畅快。
扫雪的声音在寂静的村子里显得格外清晰，＂唰唰唰＂的声音仿佛能带走我心中的阴霾。
不知过了多久，天色渐渐亮了起来，村子里开始有了动静。
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冒出炊烟，村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
当第一缕阳光照在大地上时，孙队长来了。
他穿着厚厚的棉袄，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远远地就向我招手。
他看见我正在扫雪，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少华，起这么早啊？＂
＂队长，我想多干点活。＂我抬起头，认真地说，声音里满是真诚。
孙队长走过来，从我手中接过扫帚：＂少华，你记住，我们欢迎你们来不是为了让你们单纯地＇接受再教育＇，而是希望我们能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你们有知识，我们有经验；你们年轻有活力，我们安稳踏实。大家一起把前进屯建设得更好，这才是知青下乡的意义啊！＂
我点点头，突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释然。
孙队长的话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我心中的迷茫。
是啊，我们来到农村，不仅仅是为了＂接受再教育＂，更是为了和农民一起建设新农村，共同创造美好的生活。
这需要我们放下优越感，真正地融入农村，理解并尊重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这次元旦联欢会的＂丢脸＂经历，成了我知青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从那以后，我开始真正融入村子的生活，不再带着旁观者的心态，而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前进屯人，和村民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
我开始参加村里的集体活动，不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融入。
春天来临时，我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下地播种；夏天，我们一起在田间除草、灌溉；秋天，我们一起收获庄稼，感受丰收的喜悦。
我还利用自己的知识，帮助村里办起了一个小型图书角，收集了一些科学知识和文学作品，供村民们闲暇时阅读。
每到晚上，总有村民来我们的宿舍串门，聊天，听我们讲城市里的见闻。
而我，也学会了用心倾听老农讲述他们的故事，学会了欣赏他们朴素中的智慧，学会了尊重每一种不同于我成长环境的生活方式。
我意识到，真正的知识不仅来自书本，更来自于生活和对他人的理解与尊重。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适应农村的生活，也越来越被村民们接纳。
不知不觉中，我已经能够熟练地操作各种农具，能够判断天气对农作物的影响，甚至能够用当地方言和村民们交流。
有一次，村里来了几个外地人，看到我在田里干活，还以为我是本地农民，直到我开口说话，他们才惊讶地发现我是个北京知青。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莫名的自豪，不是因为我能够＂装＂成农民，而是因为我真正地融入了这片土地，成为了它的一部分。
第二年的元旦，村里又举办了联欢会。
这一次，我没有表演相声，而是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编排了一个小品，讲述了我们知青和村民之间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们不是嘲笑谁，而是共同回顾那些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会和笑话，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各种＂丢脸＂经历。
这次，台下的笑声是那么真诚，那么热烈，因为我们都站在同一个角度，用同样的眼光看待彼此的生活。
演出结束后，孙队长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少华，你变了，变得更懂我们了。＂
我笑着点点头，心中满是感激。
是的，我变了，不再是那个带着优越感的城市知青，而是一个能够理解并尊重农村生活的年轻人。
这种变化，是前进屯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
如今，当我回首那个东北的第一个元旦，那件＂丢脸＂的事情已经不再让我感到羞愧，反而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它教会了我如何真正地与人相处，如何放下优越感去理解和尊重他人，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在那个白雪皑皑的冬天，在那个偏远的东北小村庄，我不仅仅是在＂接受再教育＂，更是在重新认识自己、认识生活的本质。
而这，或许正是那个时代赋予我们这些知青的最大礼物。
每一个知青的故事都是独特的，但我们共同的经历却连接着我们的心灵。
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在挫折中成长，在与农民的朝夕相处中学会了理解与尊重。
这些经历，塑造了我们的品格，影响了我们的一生。
如今，当我回首那段知青岁月，我最感激的就是那次＂丢脸＂的经历，因为正是它让我真正地＂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傲慢与偏见。
从此，我学会了用平等的眼光看待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来自何方，无论他们的教育程度如何。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是高低贵贱的区别，而是各自独特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背景的体现。
理解这一点，是我在前进屯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
人生路上，我们是否都曾像那个元旦夜晚的我一样，在不经意间因为自己的傲慢而伤害了他人，又在羞愧与反思中获得成长？
来源：风借竹影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