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方某县，编制岗位不足50人的县级教育机关，却有近百名从各基层学校借调的一线教师。

北方某县，编制岗位不足50人的县级教育机关，却有近百名从各基层学校借调的一线教师。

“不怕累，就怕这份累没有意义。” 这是县里老师们常说的话。

在教学一线的老师都清楚，如今不少县里的学校，表面上打着抓教学、提成绩的旗号，实际上却与教育的初心渐行渐远。

在县级教育的肌体中，一种被称为 “管理癌”的病症正悄然扩散。

它将无数优秀教师从讲台拖向文山会海，让课堂在形式主义的狂欢中渐渐背离教育本质。

01 管理癌变，借调之痛

县级教育机关，本应是精炼高效的区域教育指挥中枢，如今却在一些地方沦为人员冗余的“蓄水池”。

敦化市一位教师反映，本市农村教师借调到敦化各学校几百人，咨询编制问题何时能解决。

教育局回应称，这是“县管校聘”下的正常交流轮岗，不涉及编制调转问题。

某地教体局125名职工中，借调人员高达33人，占比超过四分之一。

教育局对此的解释是，“因工作需要，为了完成上级工作任务”，成立了各种“专班”。

教育局需要完成上级任务，于是就需要“借调”一线教师；

而教育局工作人员越多，他们工作越认真，就会向下属学校分配更多任务，学校老师们就越忙，这是一个“死结”。

教育局为了完成任务可以“借调”老师，而学校面对上级的各种任务，又能怎么办呢？

最后只能让一线教师加班加点，承担更多非教学任务。

假如教育局的一个科室一个月给学校布置一项任务，对教育局机关来说，任务不算多，

可这就意味着一所学校一个月要面对多项任务或检查，哪一项任务不重要？哪一项任务不需要档案？哪一项任务不需要留痕？

有网友爆料，现在教体局普遍设有办公室、计财科、招生办、人事科、安全办、教育科等20个以上科室。

每个科室配3、4个人，仅靠教体局的编制人员肯定不够，于是借调老师就成了公开的秘密。

02 形式主义，肆虐校园

“管理癌”的恶性发展，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形式主义的疯狂蔓延。

首先是会议泛滥成灾。

安徽某县一位校长坦言：

“每年参加的会议不止百场，高峰时一周开四天半会，但最多也就不到三分之一的会议与学校有关”。

其实，更准确地说法是‘陪会’。

“比如，安全生产工作会、殡葬改革推进会、村容村貌整治会，听了一上午没提到一次‘教育’‘学校’。”

该校长说，这些会来自县教育局各个股室和县政府各个部门，很多会议还强调一把手校长必须参加。

二是文件堆积如山。北方某县一所公立初级中学买了一台硬盘容量1000G的文件服务器，本以为能用很长时间，结果一学期就用掉了500多个G。

而这500多个G里面没有多少是真正的教学类文件，大多是校领导班子、教研组、班主任为应对上级检查“留痕，产生的各类文件资料。

更荒诞的是，各种“小手拉大手”活动层出不穷——

团委、妇联、公安、司法、综治办、文明办、卫生、安监、环保、工会、城管、科协等，都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给学校“派活”。

“比如前段时间县工会要求学校抽调教师，参加工会法知识竞赛；

“学校里，学生人数多，‘刷指标’快，教师做事认真还听话。”

在该校长看来，这些部门让家长“留痕”、教师答题，不仅是形式主义，还涉嫌弄虚作假。

03 资源抽空，课堂失守

“管理癌”最大的危害，是抽空了教育教学的核心资源——老师。

教师资源被掏空。

以前，老师的主要精力和重心是如何站稳讲台，现在却变成了想尽办法能上办公室，能进局机关。

而优秀教师一旦被“借走”，可能好几年都回不了讲台。即使回来，估计也不优秀了。

孩子们能遇到优秀老师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些本可以影响几代学生的人才，就这样在格式文件和工作借调中被慢慢消磨掉。

教学主业被挤占。

做为老师，大概率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备课室里人满为患，还要签到、拍照、录视频“留痕”；

一周要开七八个会议，个个都说“重要”，但内容却差不多；

每天能接到十几条通知，点名、转发、点赞、截图上报；

参加“集体备课”，结果发现就是在念PPT、凑人数；

就连图书馆老师、宿管阿姨都被拉去教室“看自习”，全员都被折腾。

老师们本应专注于研究教学、辅导学生，现在却只能在各种会议和材料里“刷存在感”。

难怪有老师调侃说，现在是“主业搞形式，副业才是教学”。

一位老师无奈地说：“我不是不想教书，是那些和教书无关的事快把我压垮了。”

04 根治痼疾，权力重构

面对肆虐的“管理癌”，能否找到有效的治疗之道？

北京十一学校的“权力制衡”模式，或许是一剂良方。

十一学校将权力分别装进不同的“笼子”，而且“拥有笼子的人不能同时也拿着笼子的钥匙，钥匙要由别人拿着”。

十一学校的教职工代表大会是学校的多元治理结构的主体之一，它决定学校章程，决定学校行动纲要，决定各种人事、分配制度，拥有较大的权力。

但是，在这些方案通过后，校长根据国家政策变化、环境变化，有权力提请某些政策暂缓执行，并在下一次教职工代表大会时提请修订。

所以，制约教职工代表大会的钥匙在校长手上。

但校长的权力不能无限膨胀。

每个年度的教职工代表大会要对校长进行无记名信任投票，当场公布投票结果，票数达不到规定要求，校长就要“下课”。

制约校长的钥匙在教职工代表大会的手上。

“不让有权的人理财，不让理财的人有权。”十一学校章程规定，在学校内部，校长的权力最大，但他只能决定年度预算，具体的财务收支则无权管理。

校长不能够直接签字报销任何费用，防止校长在财务支出上的畅行无阻。

李希贵校长说：“要让校长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行使无限的权限。既要把校长的权力装进笼子里，又要让校长在笼子里用好权力。”

05 重拾初心，救赎教育

教育的本质是唤醒灵魂，而不是制造囚笼。

根治“管理癌”，需要一场彻底的教育管理革命——不仅仅是修修补补，而是从根本上重构县域教育治理体系。

转变管理职能。教育管理部门应从“指挥者”转变为“服务者”，从“管理者”转变为“赋能者”。

精简机构，回归主业。借调的教师必须重返讲台，教育的核心资源应当回归课堂。

县级教育部门必须大幅削减文山会海，让教师重新找回教育的初心与尊严。

重建评价体系。评价一所学校、一位教师，不应看整理了多少留痕材料、开了多少无用会议，而应看培养了多少优秀学生、创造了多少教育价值。

写在最后

某个县中学的围墙上，依然刷着“知识改变命运”的标语。

而办公室内，老师正在办公桌前低头填写永远也填不完的表格，教室内，学生们茫然地望着空无一人的讲台。

教育的崩塌从不是瞬间的灾难，而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慢性死亡。

唯有刮骨疗毒，根治“管理癌”，把教师还给讲台，把管理变成服务，才能让教育重拾尊严，让课堂重现生机。

来源：百年清流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