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林晚说这话的时候，正站在九四年秋天的火车站出站口。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两条辫子垂在胸前，人被淹没在接站的嘈杂人潮里，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她。她手里没举牌子，也没踮着脚四处张望，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着，好像笃定我一定能看见她。
“当兵苦，往后我下面给你吃。”
林晚说这话的时候，正站在九四年秋天的火车站出站口。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两条辫子垂在胸前，人被淹没在接站的嘈杂人潮里，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她。她手里没举牌子，也没踮着脚四处张望，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着，好像笃定我一定能看见她。
我身上还穿着那身洗得快要包浆的绿军装，扛着一个比我还宽的帆布行李包，从绿皮火车的车厢里挤出来，脚踩上月台的那一刻，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晃。不是因为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而是因为隔绝了几年，外面的世界，突然变得有些陌生。空气里不再是单调的号子声和汗味，而是混杂着方便面、劣质香水和煤烟的味道。
我爸来信说他单位有事，让我在招待所住一晚，他第二天来接我。我捏着信，心里有点空落落的。可我没想到，会是林晚来。
她看到我，眼睛先是亮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过来，很自然地想帮我接行李。我哪能让她一个女同志干这个，赶紧往自己肩膀上又勒了勒。
她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然后就说了那句话。
我愣了半天，脑子里还在转部队那些直来直去的话，一时没反应过来。看着她清澈的眼睛，我才明白过来，脸一下子就热了。那是一种最朴素的关心，像家里的那碗热汤面，不加什么好料，但能从胃里一直暖到心里。
那时候，我对未来的想象，就像她这句话一样简单、温暖。我以为，脱下这身军装，迎接我的，就是这样一碗热气腾腾的人间烟火。
林晚的家和我家就隔着两条街，是那种老式的筒子楼。她爸妈都是本地一家国营厂的工人，为人很和善。第一次上她家吃饭，她妈妈王阿姨拉着我的手，从我几岁还穿开裆裤一直说到我去当兵，眼睛里全是笑。她爸爸林叔话不多，但总会默默地给我夹菜，把我面前的酒杯倒满。
林晚在厨房里忙活，端出来一盘又一盘的菜。我看着她系着围裙的背影，听着王阿姨絮絮叨叨的家常，林叔偶尔插一句嘴，屋子里那种安稳、踏实的气氛，把我心里那点因为退伍而产生的飘忽不定，熨得服服帖帖。
我很快在街道办找了份工作，每天处理些邻里纠纷、办办证明，虽然清闲，但也实在。我和林晚的关系，也就在一顿顿饭，一次次轧马路中，顺理成章地定了下来。她没说过什么甜言蜜语，只是会在我下班晚了的时候，算好时间，端着一碗面站在楼下等我。面不一定是什么好面，有时候就是清汤挂面卧个鸡蛋，但那份心意，比什么都重。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下去。领证，分房，生个孩子，就像我身边所有的人一样。这种稳定，是我在部队时最向往的。我甚至已经开始盘算着，等攒够了钱，就把她家那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换成彩色的。
那是一个很平常的周末，我陪林叔下棋。他最近精神头总是不太好，脸色也有些发黄。下了没几步，他突然捂着腰，额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我赶紧扶他去休息，他摆摆手，说没事，老毛病了。
可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一周后，林叔在车间晕倒了。送到医院一查，结果是尿毒症，晚期。
医生办公室里那股消毒水的味道，我现在还记得。白大褂的医生推了推眼镜，用一种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说着一个个我听不懂的医学名词。最后，他总结道：“情况不乐观。要么长期透析，要么，就得换肾。”
透析，在九十年代，对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来说，就像一个无底洞。换肾，更是天方夜谭，钱从哪来？肾源又从哪来？
王阿姨当场就瘫坐在了地上。林晚撑着她，自己的身体也在抖，但她咬着嘴唇，没哭。我站在她们身边，感觉自己像一根木头，浑身的力气都使不出来。前几天还在憧憬的彩色电视机，此刻显得那么可笑。生活的稳定假象，就像一层薄冰，被这个诊断结果轻易地击碎了。
那天晚上，林家的灯一直亮着。王阿姨在里屋断断续续地哭，林晚在客厅里，拿着纸笔，一笔一划地算着家里的存款，算着亲戚朋友能借到多少钱。她写得很慢，每写一个数字，就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坐在她旁边，递给她一杯热水，说：“别怕，有我呢。”
她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看了我很久，然后点了点头。
我心里清楚，这句话很苍白。我那点微薄的工资，在巨大的医疗费面前，不过是杯水车薪。
医生提到了亲属移植，成功率会高一些。王阿姨身体不好，林晚是女孩，配型的可能性相对小。这时候，一个我几乎没听他们提起过的名字，浮了上来。
“林晚，你家……是不是还有个哥哥？”我问得很小心。我只在刚和林晚处对象时，听王阿姨提过一嘴，说她有个儿子，在外面闯荡。
提到这个，客厅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林晚手里的笔停住了，她低着头，刘海遮住了她的表情。里屋的哭声也停了。
过了好一会儿，王阿姨从里屋走出来，眼睛肿得像核桃。她看着我，语气很生硬：“别提他。就当没这个儿子。”
我愣住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王阿姨这么强硬的样子。她平时总是笑呵呵的，温和得像个没脾气的人。
“妈……”林晚的声音很轻，带着一丝恳求。
“提他干什么？他在外头逍遥快活，哪还记得这个家？指望他？还不如指望路边捡块金子！”王阿姨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子一样，砸在寂静的屋子里。
我隐约感觉到，这个叫林峰的哥哥，不仅仅是“在外面闯荡”那么简单。这背后，肯定有很深的故事。但眼下，救林叔的命是第一位的。不管过去有什么恩怨，血缘关系是断不了的。
“阿姨，”我站起来，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现在是救林叔的命要紧。不管林峰哥以前做过什么，他都是林叔的儿子。我们得找到他，试一试。”
王阿姨转过头，不看我，只是盯着墙上的一张全家福。那张照片上，林晚还扎着羊角辫，旁边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眉眼和林晚有几分相似，但眼神里透着一股不羁。唯独没有林叔和王阿姨。这似乎是一张只有兄妹俩的照片。
“找不到的。”林晚终于开口了，声音里满是疲惫，“他走了快十年了，一封信都没有。地址，电话，什么都没有。”
那一刻，我面临了一个选择。是尊重他们的沉默，看着林叔的身体一天天垮下去，还是不顾他们的意愿，去揭开这个家庭尘封的伤疤？
我看着林晚苍白的脸，想起了她在车站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她给了我一个家的盼头，现在，她的家要塌了。我不能眼睁睁看着。
我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找到林峰。
我开始利用我那点微不足道的人脉。我找了以前在部队的战友，他们有些转业到了公安系统。我把林峰的名字、大概的年龄，还有那张照片翻拍了过去。我还去了林峰以前读过的中学，找他的同学打听消息。
这个过程，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关于林峰的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说他当年跟人做生意，赔光了本钱，欠了一屁股债跑了。有人说他跟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打架斗殴，被抓进去过。还有人说，他为了一个女的，跟家里闹翻了，私奔去了南方。
这些传言像一盆盆脏水，泼向那个我素未谋面的“大舅子”。每听到一个负面的消息，我的心就沉一分。我不敢把这些告诉林晚和王阿姨，只能自己扛着。
我的行为，很快就引起了王阿姨的不满。她看我的眼神，不再是丈母娘看女婿的慈爱，而是一种戒备和疏离。她觉得我是在多管闲事，在打探他们家的隐私。
有一次，我从一个林峰的老同学那里回来，身上沾了些酒气。一进门，就看到王阿姨坐在客厅里等我。
“小陈，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家特别可笑？”她冷冷地问。
“阿姨，我没有……”
“你别解释了。”她打断我，“你到处去问，去打听，别人怎么看我们家？怎么说我们老林？说他教子无方，养出个白眼狼？”
“我只是想找到人，救林叔。”我辩解道。
“救？他会回来救？”王阿姨突然激动起来，声音都变了调，“他巴不得我们都死了才好！他走的时候就说了，这辈子都不会再回这个家！”
林晚从房间里出来，拉住她妈妈：“妈，你别说了。”
“为什么不说？让小陈也听听，让他知道他要找的是个什么东西！”王阿姨甩开林晚的手，指着我，“我告诉你，你就算把他找回来，他也不会捐肾的！你这是白费力气，还把我们家的脸都丢尽了！”
那天晚上，我和林晚爆发了第一次争吵。她求我，让我别再找了。
“陈辉，算我求你了，行吗？”她哭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哭得这么无助，“家里的事，你不知道。你再找下去，我妈会受不了的。”
“可是你爸等不了！”我也急了，“现在不是顾及脸面的时候！是一条人命！”
“那是我哥，也是我爸！他们之间的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她冲我喊。
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个外人。一个不被信任的、鲁莽的外人。我的一腔热血，换来的是他们的抗拒和指责。我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了一个不被理解的“责任”？还是为了我心里那个脆弱的、关于“家”的幻想？
我摔门而出，在深夜的街上走了很久。九月的风已经很凉了，吹在身上，也吹进了心里。我第一次感觉到，爱一个人，原来不只是给她做饭，陪她散步那么简单。爱一个人，就要承担她过去所有的伤痛和秘密，哪怕那些东西，会把你刺得遍体鳞伤。
我站在路灯下，看着自己被拉得长长的影子。我想过放弃。我可以像王阿姨希望的那样，安安分分地陪着林晚，陪着她爸爸做透析，能撑一天是一天。这样，至少我不会再惹他们不快，我和林晚的关系也能回到从前。
但，然后呢？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在眼前流逝，而我明明知道还有一线希望？我做不到。在部队里，我们被教育，永不放弃。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这个信念，已经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我回到了林家楼下。灯还亮着。我看到林晚的身影映在窗户上，她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我知道，她比我更痛苦。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有了一个转变。我不再纠结于他们是否理解我，不再计较我的付出有没有得到回报。我找林峰，不再仅仅是为了给林叔治病。我要找到他，弄清楚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矛盾，能让父子反目，能让一个家庭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被这样一个秘密折磨着。
我不仅仅是要救林叔的命，我还要试着，去拯救这个已经被过去拖垮的家。为了林晚，也为了我自己。我爱她，我就必须面对这一切。
我的思考模式，从“我该怎么帮他们解决问题？”变成了“这个家的症结到底在哪里？我能为他们做什么，才能让他们真正地解脱？”
我不再像之前那样，没头苍蝇似的乱撞。我开始更系统地梳理线索。我把那些传言一个个记下来，分析里面的矛盾点。所有传言都指向一件事：林峰的离开，和钱、和一个女人有关。
我找到了当年和林家住在一个院子的老人。他们大多已经搬走了，费了好大劲，我才联系上一个姓张的大爷。
张大爷已经退休了，在公园里遛鸟。我给他递了根烟，陪他聊了半天。提到林峰，他叹了口气。
“那孩子，可惜了。”他说，“其实不坏，就是性子犟，跟他爸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张大爷告诉我，林峰当年确实在倒腾服装生意，但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时候刚改革开放，年轻人都想下海试试。他跟一个叫“小琴”的姑娘一起干，两人也好上了。那姑娘是外地来的，家里条件不好，但人很勤快，也本分。
问题就出在这里。林叔是个非常传统的人，他觉得做生意是“投机倒把”，不稳定，丢人。他更看不上那个外地来的小琴，觉得她图他们家的城市户口。父子俩为了这事，吵了无数次。
“最后一次吵得最凶。”张大爷弹了弹烟灰，“我记得那天下了好大的雨。老林把林峰攒了很久，准备进货的钱，全给撕了，扔在雨里。他还说，只要他活着一天，那个女人就别想进他们家的门。”
我心里一震。
“林峰那孩子，当时眼睛都红了。他什么都没说，跪在雨地里，把那些碎钱一片一片捡起来。然后就走了。走的时候，对他爸说，‘这个家，我不会再回来了’。”
张大爷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心中所有的疑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儿子叛逆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尊严、关于固执、关于两代人观念冲突的悲剧。林叔的专断，像一把锤子，砸碎了儿子的梦想和爱情，也砸碎了父子之间的情分。
而王阿姨和林晚的沉默，是一种复杂的维护。她们既维护着林叔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也维护着这个家摇摇欲坠的体面。她们宁愿让外人以为林峰是个“白眼狼”，也不愿承认，是林叔亲手把儿子逼走的。
真相，远比那些流言蜚语更让人心痛。
我没有立刻把这些告诉林晚。我知道，这对她来说太残忍了。我必须先找到林峰。
我把重点放在了那个叫“小琴”的姑娘身上。通过张大爷提供的一些模糊线索，我跑了好几个地方，最后在一个已经倒闭的服装厂的旧档案里，找到了她的籍贯——南方的一个小县城。
我请了假，没告诉林晚他们，只说单位派我出差。我买了南下的火车票，踏上了寻找林峰的路。
那是我第一次去南方。潮湿的空气，听不懂的方言，所有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我拿着一个地址，在那个小县城里，挨家挨户地问。
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巷子里，我找到了小琴的家。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女人，面容憔悴，但眉眼间还能看出年轻时的清秀。她就是小琴。
她把我让进屋，屋里很简陋，但收拾得还算干净。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在里屋写作业。
我说明了来意。提到林峰，她的眼神黯淡了下去。
“我们……早就分开了。”她轻声说。
原来，当年林峰跟着她来到这里，身无分文，只能去码头扛包，去工地上打零工。他想攒钱，东山再起，证明给他爸看。但现实比他想象的要残酷。他们过得很苦，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他是个心气很高的人。”小琴说，“他不想让我跟着他受苦。后来，他听说深圳那边机会多，就一个人去了。他说，等他混出个样来，就回来接我。”
他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刚开始还有信，后来信也断了。小琴一个人拉扯着孩子，嫁给了现在的老公，一个老实巴交的本地人。
“那个孩子……”我看着里屋，心里有了一个猜测。
小琴点了点头，眼泪掉了下来。“是林峰的。”
我的心像是被重锤狠狠地砸了一下。林峰不仅在外面漂泊，他还有一个儿子，一个他自己都可能不知道的儿子。
小琴给了我林峰最后一次来信的地址，那是深圳的一个工业区。她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恳求：“大哥，如果你找到他，别告诉他孩子的事。他现在肯定也很难，我不想再给他增加负担了。我们现在过得也挺好。”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沉重地点了点头。
我告别了小琴，连夜坐车去了深圳。九十年代的深圳，到处是工地和厂房，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辛酸。我按照那个地址，找到了一个巨大的城中村。这里住满了像林峰一样，从全国各地来寻找梦想的年轻人。
找人的过程异常艰难。我拿着照片，在工厂门口、在劳务市场、在夜市的大排档，一个一个地问。很多人看我的眼神，都像是看骗子。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个在工厂当保安的同乡，认出了照片上的人。
“你说林峰啊？认识。以前跟我在一个工地干过。后来听说他跟人合伙开了个小的五金店。”他给我指了路。
在城中村最深处的一个角落，我找到了那家五金店。店面很小，被周围高大的楼房挤得几乎看不见。一个男人正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修理一个电风扇。他穿着一件沾满油污的背心，头发很长，胡子拉碴，眼神里满是疲惫。
但我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他就是林峰。岁月的风霜，已经磨平了他照片上所有的棱角，只剩下被生活压弯了腰的沉重。
我走过去，在他面前站定。
他抬起头，眯着眼睛打量我，眼神里充满了警惕。
“你找谁？”他问，声音沙哑。
“我找林峰。”我说。
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我。
“我是陈辉，林晚的……对象。”
听到“林晚”两个字，他的身体明显地僵了一下。他手里的螺丝刀，掉在了地上。
我把家里发生的事，把林叔的病，都告诉了他。我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任何指责，只是在平静地陈述一个事实。
他一直低着头，沉默地听着。昏暗的灯光下，我看到他的肩膀在微微地颤抖。
“他……快不行了？”他终于开口，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医生说，需要换肾。”
“呵……”他自嘲地笑了一声，“报应吗？他当年把我赶出来，现在要用我的肾去救他的命？”
他的话里带着刺，但我知道，那不是恨，是痛。是积压了十年的委屈和不甘。
“他当年，为什么要那么对你？”我问。
林峰抬起头，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着我。他给我讲了那个下着暴雨的下午，讲了他爸是如何撕碎他的钱，如何辱骂小琴，如何用最伤人的话，否定了他所有的努力和感情。
“他说，我就是个废物，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他说，我找的女人，就是个图钱的货色。”林峰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透着寒意，“我跪在地上捡那些碎钱的时候，我就发誓，这辈子，我就是死在外面，也绝不会再求他。”
他告诉我，他到了深圳，没日没夜地干活，什么苦都吃过。他给家里寄过钱，但每一次，钱都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邮局的人告诉他，是他父亲亲自来退的，说家里没有这个人。
“他不要我这个儿子，我为什么还要回去？”林峰看着我，眼睛里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平静，“他病了，那是他的命。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把小琴和孩子的事情，压在了心底。我不能说。那会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把这个消息带回了家。当我告诉王阿姨和林晚，我找到了林峰，并且林峰拒绝回来的时候，整个家陷入了一种死一样的寂静。
王阿姨没有像我想象中那样暴怒，她只是坐在沙发上，整个人像是被抽空了。过了很久，她才抬起头，看着我，眼神空洞。
“是我错了……是我错了……”她喃喃自语。
然后，她哭了。不是那种嚎啕大哭，而是无声地流泪，眼泪顺着她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地往下淌。
她告诉我一个埋藏了更久的秘密。
当年林峰走后，林叔其实后悔了。他一个人在房间里，坐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他偷偷地把林峰留在家里的东西，都收进了一个箱子，锁在了床底下。有好几次，王阿姨都看到他半夜里，一个人拿出林峰小时候的照片看。
他嘴上说着“就当没这个儿子”，但心里，比谁都惦记。他退回林峰寄来的钱，不是因为恨，而是因为他那该死的、不肯低头的骄傲。他觉得，收了儿子的钱，就等于承认自己当年错了。他拉不下这个脸。
这种骄傲，像一种慢性毒药，慢慢地侵蚀着他的身体。他开始失眠，食欲不振，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医生说，他的病，固然有生理上的原因，但长期心情郁结，是重要的诱因。
“是我……是我没用。”王阿姨捶着自己的胸口，“我早该去把他找回来的。我怕啊，我怕他爸知道了，又跟他吵，这个家就真的散了。我以为，时间长了，他们父子俩总会想通的。可我没想到……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林晚抱着她妈妈，泣不成声。
我站在那里，感觉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瞬间传遍了全身。这个家，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和固执里。林叔用骄傲惩罚自己和儿子，王阿姨用沉默维护着家庭的假象，林峰用怨恨隔绝了与过去的一切。他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也都是加害者。
而我，那个自以为是的“拯救者”，亲手揭开了这块血淋淋的伤疤，却发现自己根本无力缝合。
林叔的病情，一天天在恶化。他已经住进了医院，每天靠透析维持生命。他变得很瘦，眼窝深陷，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努力，似乎把所有人都推向了更深的深渊。林家愁云惨淡，我和林晚之间，也隔了一层看不见的墙。我们很少说话，因为我们都知道，说什么都没用。
那个晚上，我一个人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一夜。我看着窗外，从天黑到天亮。我想了很多，想我当兵的日子，想我和林晚的开始，想林叔给我夹菜的样子，想林峰在灯下修理电风扇的那个疲惫的背影。
天亮的时候，我突然想明白了。
这件事，从来就不是一个“捐不捐肾”的医学问题，也不是一个“谁对谁错”的伦理问题。这是一个关于“家”的情感问题。肾，可以救林叔的命。但只有爱和原谅，才能救这个家。
我不能再逼林峰，也不能再劝林叔。解开这个结的，只能是他们自己。而我能做的，是为他们搭建一座桥。
我再次去了深圳。
这一次，我没有跟林峰谈什么大道理，没说“父子情深”，也没提“救命之恩”。我只是坐在他的小店里，陪着他。他干活，我就在旁边看着。他吃饭，我就陪他喝两杯。
我给他讲林晚小时候的事，讲她怎么偷偷攒钱给他买他最喜欢的漫画。我给他讲王阿姨，讲她怎么每年冬天都把他穿过的旧棉衣拿出来晒一晒，好像他明天就会回来穿一样。
最后，我给他讲了林叔。我没说林叔后悔了，也没说他想念他。我只是描述了我在医院看到的场景。
“他现在很瘦，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透析的时候，胳膊上插满了管子。他睡着的时候，眉头总是皱着，嘴里会含糊不清地喊‘峰……峰……’。有时候护士给他翻身，他会突然惊醒，眼睛睁得很大，看着天花板，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我从包里拿出一张照片，放在他面前。那是我从林家那个锁着的箱子里，偷偷拿出来的。照片已经泛黄了，上面是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骑在一个男人的脖子上，笑得特别开心。那个男人，就是年轻时的林叔。
“这是我走之前，林晚偷偷塞给我的。她说，你看到，或许会明白。”
我把照片留下，然后就走了。我没有再多说一句话。
回到医院，我也用同样的方式，跟林叔交流。他清醒的时候，我就坐在他床边，给他讲我在深圳的见闻。我讲深圳的高楼，讲那里的人有多拼。然后，我会不经意地提起，我遇到了一个开五金店的老板，人很能干，也很能吃苦，就是性子有点犟，跟他很像。
林叔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听着，眼睛里，偶尔会闪过一丝光。
一个星期后，林峰回来了。
他没有直接进病房，就站在走廊的尽头。那天下午，阳光很好，透过窗户照进来，在他脚下投下一片光晕。他穿着一身干净的衣服，胡子刮了，头发也剪短了，但人还是那么瘦，那么憔悴。
王阿姨和林晚都哭了。
我推开病房的门，对林叔说：“叔，你看谁来了。”
林叔挣扎着，想把头转向门口。我扶着他，让他能看到走廊里的那个人影。
父子俩的目光，隔着十几米的距离，在空中相遇了。
没有指责，没有哭喊，甚至没有一句话。
林峰就那么站着，看着病床上那个虚弱得不成样子的老人。
林叔看着门口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浑浊的眼睛里，慢慢地，慢慢地，蓄满了泪水。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了几声嗬嗬的声响。然后，两行眼泪，顺着他干枯的脸颊，滑了下来。
那一刻，走廊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阳光静静地流淌，空气中，只有压抑了十年的情感，在无声地和解。
最终，配型成功了。手术很顺利。
林峰在医院陪护了一段时间。父子俩还是没什么话，但林峰会默默地给林叔擦身，喂饭。林叔会看着他，眼神里，有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出院那天，林峰要回深圳。他说店里离不开人。
临走前，他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是他这些年所有的积蓄。
“不够的部分，我以后会慢慢还。”他说，“我弟……我儿子，还小，离不开我。”他终于，还是对我说了实话。
我把信封推了回去。“这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他看着我，这个坚硬了半辈子的男人，眼睛红了。他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一切都慢慢回到了正轨。林叔的身体在恢复，虽然还需要长期服药，但已经脱离了危险。王阿姨脸上的笑容又多了起来。林峰每个月都会寄钱和信回来，信里会夹着他儿子的照片。
我和林晚的婚事，也提上了日程。
领证那天，阳光特别好。从民政局出来，林晚看着我，眼睛亮晶晶的。
“回家吧。”她说。
“干嘛？”我问。
她笑了，还是那两颗小虎牙，还是那么好看。
“我下面给你吃啊。”
我牵着她的手，走在九五年春天的阳光里。我知道，从今往后，我吃的每一碗面，都会是全世界最安稳，最踏实的滋味。因为那一碗面里，有一个家的全部。
来源：小蔚观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