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京作为国府所在地，重要性自不待言；上海由于租界原因与交通的便利，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聚集地，特务处的工作重点，便针对各反蒋势力与中共地下组织展开，而平津冀的情报组织，则随着日军对华北的蚕食逐渐扩大，工作重点也转为对日谍报。

特务处的活动范围虽然覆盖全国，但主要仍是东南京沪杭和华北平津冀地区。

南京作为国府所在地，重要性自不待言；上海由于租界原因与交通的便利，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聚集地，特务处的工作重点，便针对各反蒋势力与中共地下组织展开，而平津冀的情报组织，则随着日军对华北的蚕食逐渐扩大，工作重点也转为对日谍报。

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后，开始支持和利用德王制造“内蒙古自治运动”，建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府”，企图在此基础上侵占察哈尔、绥远两省，建立类似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伪蒙古国。

因此，特务处在华北的对日情报，也随之向察绥地区扩展。乔家才、马汉三、张际春等即为此间对日谍战中涌现出的佼佼者。

直到1934年左右，戴笠才开始着手建立第一个西北地区的省级特务站点——陕西站。

马志超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陕西站站长是陕西华阴人马志超，其公开身份是陕西省会警察局长兼西北“剿总”军警督察处副处长。

马志超是黄埔一期生，原为第80师第239旅第477团团长，1933年12月，又任第239旅副旅长，后与师长陈明仁意见不合离开，转投戴笠。当时，但凡是黄埔人来投奔，无论其能力强弱，资质优劣，他都一律收入麾下。

戴笠这样青睐黄埔同学，一方面因为自己有黄埔情结，另一方面也是想用黄埔这块招牌给自己装点门面，抬高身价，笼络人才。

马志超在特务工作方面是个外行，为了不至于影响工作，戴笠又抽调黄埔六期生、河南籍特务岳烛远任陕西站书记，协助马志超开展工作，并负实际责任。

戴笠在建立了陕西站之后，一直未将其作为省级站重点发展建设，随着国民党在南方的势力渐渐得到巩固，尤其在红军走向西北地区之后，蒋介石要求戴笠加强华北和西北地区的特务力量。

经过思考，戴笠有了对西北地区特务工作开展的大致安排：

首先，集中各地特务机关吸收的共产党叛徒，将他们调往西北一线；

其次，调特务处上海区区长王新衡担任西安行营第二处少将处长，负责指挥工作；

第三，调西安军警宪联合稽查处中校秘书毛人凤任特务处机要室秘书，专事西北方面的情报搜集和活动，提高业务处理效率。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

对此，蒋介石加紧“剿共”步伐，急调湖北境内的十几万东北军开赴西北，并集结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30万大军，由张学良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

为了配合军队，戴笠在特务机构的建设上倾注了不少的心血，迅速成立了特务西北区、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特务组织，指挥陕、甘、宁、青四省的特工活动。

与此同时，戴笠在设备和技术的配置上也进行了大量的投入，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支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各地特务组织配置的电台总共有30座左右。

甘肃站站长史铭，公开身份是甘肃省会警察局局长兼甘肃绥靖公署参议。

正是这一时期的投入，使得西北区的特务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较大的进步。

西北区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技术设备都悉数到位，戴笠便为下属组织标定了工作对象。

第一，将红军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

他们一方面通过各种途径搜集红军军事情报，为蒋介石提供决策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学生，压制红军的宣传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第二，密切关注张学良以及东北军的动态。

张学良的部下里有一批具有抗日救国思想的高级将领，特务们对他们进行监视，以防他们在对待“剿共”上出现消极态度；

第三，对中央军的监视也被戴笠作为任务分配下去，但是胡宗南的第一军是个例外。

张学良与杨虎城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杨虎城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一直是蒋介石的忌讳，如果两人联手要求抗日，消极“剿共”，则蒋介石的“剿共”大局将会被打乱。

为了避免两军形成合力，戴笠指示西北区要利用东北军和西北军下级军官之间的不合制造事端，挑拨离间，分裂两军。

特务们将情报传到特务处，再经过层层递送，呈到了蒋介石的面前。蒋介石看到之后对戴笠的工作表示满意。

但是，张、杨二人都是国民党军队中极有政治头脑的高级将领，深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是一个“合则共存、分则同亡”的关系。

因此，张学良一方面派自己的朋友高崇民到西安，介绍与杨虎城认识，为双方中上层关系的沟通牵线搭桥，一方面将计就计，利用特务们想要制造两军分裂的计划，对两军下层官兵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以此混淆西北区特务的视听。

通过这种“上通下不通，暗通明不通”的办法，掩护了双方的关系。

杨虎城是位让戴笠头疼的人物，在对各派人物的监视中，特务们对他的关注度仅次于共产党。

为了获得杨虎城的行动消息，戴笠用金钱美色、高官厚禄去收买杨虎城的妻妾和身边的亲信，但是却迟迟不能突破。

正在戴笠为此发愁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有了新的发现——杨虎城派驻南京、武汉的办事处长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友新在社交场合十分活跃。

为了接近向友新，戴笠请出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夫妇，不久，二人便与胡逸民、向友新交上了朋友。随后，蔡孟坚又制造机会让戴笠与向友新见面，两人一拍即合。

接着，戴笠将向友新吸收进特务处，从此打通了获取杨虎城情报的渠道，关于杨虎城的情报也就比以往更丰富、详细。

戴笠下令西北区、陕西站加强对宋绮云等杨虎城身边人员的监视，更加清楚地掌握杨虎城的活动情况，同时暗中将扬虎城手下的办公室主任、军需处长、宪兵营长、兵工厂长等逐次收买。

特务处西北区第一任区长张毅夫，公开身份是西北“剿总”办公厅第三科科长。但没几个月，即1936年年初，张毅夫因工作需要他调，江雄风出任第二任区长兼第三科科长。

江雄风上任不久，有关张学良的东北军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异动”的情报便不断传来。

1936年初到这年3月，在王以哲的联络下，张学良先后两次飞洛川，在第67军军部会见中共代表李克农。而此前，该军战俘已被红军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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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五月间，张学良由王以哲及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陪同，先后两次赴延安与周恩来秘密会谈。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学良坚定了“抗日反蒋”的决心。

与此同时，中共也加强了对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到9月后，一向谨慎的杨虎城终于加入西北大联合阵营，并同意中共派代表常驻西安，同意在西安设立与陕北联络的专用电台。

在此情况下，东北军与西北军在“剿共”中的“消极怠工”也就可想而知了；互通情报，联合对付中央军亦在情理之中，据说张学良还曾向红军赠送枪支弹药，并给予经济援助。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往返于洛阳、兰州、西安、太原、济南之间，与各方军政要员商谈如何军事部署。

在此过程中，蒋介石多次敦促东北军与十七路军，速速开赴陕北，展开对红军的作战。

戴笠得到情报后，知道一旦西北举事，绝不会像“福建事变”“两广事变”那样三下五除二即可摆平，与西北“铁三角”的战斗力相比，无论十九路军还是粤军、桂军，都显得微不足道。

戴笠不敢耽搁，立刻赶往位于中央军校的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在中央军校的官邸，又名“憩庐”，建造于1929年，分上下两层，一楼东侧是客厅，中间为餐厅，西侧是宋美龄的小会客室。书房与卧室均在楼上，楼上还有一间专门用来会见内亲的客厅。

此时，蒋介石正在一楼餐厅与宋美龄共进晚餐。随着戴笠一步步成为蒋介石不可或缺的助手，他已有了不用通报即可随时进出蒋介石官邸的特权。

随后，戴笠像往常一样，先向蒋介石行礼，然后递上那份已经誊写清楚的情报。

蒋介石看后沉思不语，在屋里来回踱步。戴笠知道事关重大，西安情况复杂，便主动要求去一趟西安。

蒋介石却摆了摆手，很干脆地说西北那边我自有安排，让戴笠去一下广州。

“两广事变”结束后，广东的割据状态被消除，其地盘已正式划归中央，蒋介石派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任广州行营主任，余汉谋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宋子良出任财政厅厅长。

但是，由于宋子良同时兼任广东省财政特派员、禁烟缉私特派员等职，许多具体工作顾不过来。

诸如缉私机关与缉私部队，是财政收入的一块肥肉，宋子良无力过问，很有可能就会被不相干的人吃掉。

这对戴笠来说，无疑又是一件天上掉馅饼的大喜事。但他首先看中的并不是这块“肥肉”的油水，而是陈济棠的缉私部队。

尽管戴笠在兼任中央警官学校主任委员之后，已加速向全国范围内各省市警察系统的渗透，但警察毕竟不是正规武装力量，随着特务处工作的开展，他越来越迫切地感到建立一支特务武装的必要性。

回到鸡鹅巷53号，戴笠将特务处本部工作安排一番，第二天即动身去了广州。

事实上，早在元月下旬张学良第一次飞洛川会见中共代表李克农时，蒋介石就已得到消息，此后东北军、十七路军与中共的联络过程，亦在蒋介石的掌握之中。

这些情报不仅来自特务处，还有来自西北“剿总”内部人员的报告，包括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训处处长曾扩情（复兴社骨干）等人。

地方军阀为保存实力暗中与红军妥协，蒋介石对此已屡见不鲜，随后他采取“清君侧”策略，发现一例清除一例，看上去丝毫没有怀疑到张学良，意在敲山震虎，在不影响与张学良关系的同时，制止东北军与中共的联络。

蒋介石如此用心良苦，一方面出于他与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另一方面出于对张学良的信任。

当年张作霖由京返奉途中被日本人炸死，张学良审时度势，果断“易帜”，使蒋介石顺利完成北伐，得以形式上统一中国；

在辛亥革命以来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中原大战中，成为蒋方与阎、冯方争夺对象的张学良再次出手，在阎、冯已呈败势的关键时刻通电拥蒋，出兵入关。

中原大战结束后，1930年11月，蒋介石邀请张学良赴京，派出军政大员何应钦、朱培德、宋子文等前往浦口火车站站台迎接，过江时，鸣放19响礼炮隆重欢迎。

同时，蒋介石夫妇以对等身份为张学良及夫人于凤至举行盛大欢迎宴会，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嗣后，蒋介石与张学良结拜为异姓兄弟，宋美龄与于凤至结为干姐妹。宋美龄的母亲倪珪贞认于凤至为干女儿，蒋氏夫妇与张氏夫妇可谓亲上加亲。

这一切，让张学良既深感意外，又受宠若惊。

出于这样一种特殊关系，蒋介石有理由相信，张学良绝无背叛可能。而其“通共”的种种行为，不过是受人蛊惑而已。

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赴西安之前，特意在奉化约见杨虎城，暗示他不要希冀与张学良合作，为达到分化拉拢的目的，他对杨说：

“你是我们同盟会时期的老党员，将来西北的事情还是要交给你的。”

蒋介石很清楚，张学良的东北军兵力约22万，杨虎城的兵力约十万，而红军的兵力有七八万，如若张学良靠不住，一向谨慎的杨虎城绝不会冒险与红军合作。

蒋介石自信可以左右西北局面，在明知张、杨两部军队有“异动”的情况下，仍于10月22日前往西安，宣布进一步“剿共”计划，并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发表讲话，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0月28日，张学良晋见蒋介石，希望停止“剿共”，要求率东北军赴绥远抗战，被蒋介石驳回。

这一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汉卿乃如此无识，可为心病”，“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

10月29日，蒋介石返回洛阳避寿。31日，张学良特地约阎锡山、徐永昌、傅作义等人前往洛阳祝寿，借机再次进言，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可是，此次进谏仍以无果而终。此时张学良的处境已十分艰难，一方面必须随时保持与红军沟通，避免红军被中央军所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服从蒋介石的部署，继续“围剿”红军。

两者兼顾，难免不会露出破绽，一旦被抓住把柄，后果将十分严重。

来源：子名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