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零:《柴尔德的方法和理论:史前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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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只有几行字。首先感谢特雷弗·沃特金斯(Trevor Watkins)博士;其次是三位考古学界的大教授:丹尼尔、伦福儒、皮戈特。沃特金斯是伯明翰大学毕业的博士,时任爱丁堡大学考古系讲师,后为爱丁堡大学教授。丹尼尔是剑桥大学的第九位迪斯尼教授,伦福儒是剑桥大学的第

#秋日生活打卡季#此书侧重柴尔德的理论、方法。全书分六个专题,摘述和评论柴尔德的史前史研究。作者情况不详,书在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

《柴尔德的方法和理论:史前史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阐释》

[英] 芭芭拉·麦克奈恩 著,张力生 译

商务印书馆,2024年

申谢

只有几行字。首先感谢特雷弗·沃特金斯(Trevor Watkins)博士;其次是三位考古学界的大教授:丹尼尔、伦福儒、皮戈特。沃特金斯是伯明翰大学毕业的博士,时任爱丁堡大学考古系讲师,后为爱丁堡大学教授。丹尼尔是剑桥大学的第九位迪斯尼教授,伦福儒是剑桥大学的第十位迪斯尼教授,书中多次引用丹尼尔和伦福儒的意见。皮戈特是柴尔德在爱丁堡的继任者。作者可能是沃特金斯在爱丁堡大学指导的博士。

导论

讲本书主题,很短(共3页)。作者引用柴尔德死前的自我评价。柴尔德在《回顾》中说:“我对史前史最富原创性也最有用的贡献,肯定不是靠新奇的材料,无论它们是通过出色的发掘从泥土中抢救,还是从博物馆尘封的收藏中耐心蒐求,甚至也不是精心排定的年代方案,更不是新近确认的考古文化,而是阐释性的概念和说明方法。”作者说,她的讨论重点是柴尔德的方法和理论,这是点题。

【案】

柴尔德生活的时代,考古学有五大争论,一是西方主义与东方主义之争,二是进化论与传播论之争,三是外因与内因之争,四是单线与多线之争,五是决定论与可能论之争。

第一章、欧洲考古和

近东考古的集大成者

讲柴尔德对欧洲考古和近东考古的综合研究,篇幅最长(共41页)。作者只在这一部分简述柴尔德的生平,大体按年代顺序讲他的代表作。

柴尔德(1892-1957)

柴尔德的第一本书是《劳工如何执政》(1923年)。此书跟他早年参与过的澳大利亚工运有关,跟考古学无关。作者说,柴尔德对澳大利亚政治失望,从此抽身,一笔带过。

柴尔德的代表作,作者提到以下九种。

(一)《欧洲文明的曙光》(1925年)

讲欧洲文明的起源。这是柴尔德的成名作,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前后六版,影响非常大。此书序言有句话,欧洲文明是“人类精神的独特显现”。柴尔德一辈子都想弄清,为什么欧洲落后于东方,反而后来居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当代文明。当时,讲起源问题,学者分两派,一派是东方主义派(Orientalists),一派是西方主义派(Occidentalists)。前者以史密斯(G. Elliot Smith)为代表,以埃及人或所谓“太阳之子”为源头;后者以科西纳(Gustav Kossinna)为代表,以雅利安人或印欧人为源头。柴尔德假设,欧洲史前史,旧石器时代以后分两段,青铜时代以前受东方影响,青铜时代以来独立发展,试图折中二者。

当时,讲历史演进,有进化论和传播论。史前考古偏西北欧,古典考古偏东南欧,近东考古偏近东,近东更在欧洲东南的东南。柴尔德是古典学出身,自然看重东南。学者多把他归入东方主义和传播论者。他主张东南传西北,即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传巴尔干、小亚细亚和东南欧,然后陆路沿多瑙河流域,海路沿地中海北岸,继续向西北传。在他之前,西欧学者对东欧考古和俄国考古不熟悉,柴尔德精通欧洲各国语言,亲自跑过东欧和多瑙河流域,只有他有能力完成欧洲考古的拼图游戏。谁都承认,柴尔德是欧洲史前学的集大成者,他第一次为学界提供了欧洲考古文化的全景图。多瑙河文化在这本书中地位很重要,但《史前的多瑙河》是四年后才成书。不知为什么,下文没有讨论这本书。

(二)《雅利安人》(1926年)

讲“雅利安人”的起源。这是柴尔德的第二部学术著作。这类话题与法西斯主义崛起有关,引发后来的战祸,非常敏感。此书从未再版,柴尔德也不愿再提起。当时,戈宾诺和张伯伦提倡的“雅利安人优越论”风行德国,德国考古学家把“雅利安人”等同于大西洋沿岸的西北欧各族,即所谓Nordic(北方人,有如广东人称中国北方人为“北佬”),特别是日耳曼人,不包括东欧的斯拉夫人,更不包括闪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后来成为希特勒反犹反苏的理论根据。柴尔德是古典学出身,他在《回顾》中坦承,他从事考古学研究,出发点与科西纳相同,最初也是从探讨“雅利安人”的起源入手,但跟科西纳不同,他认为“雅利安人”并非由体质特征确定的种族概念,主要是个语言学概念(印欧语)。他是用考古材料加语言学考证(philology)讨论“雅利安人”的起源。他认为,“雅利安人”是一批来自南俄草原的战斧民族,沿多瑙河入侵西欧,文化传播方向正好相反。

(三)《远古的东方》(1928年)

讲公元前3000年左右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三大文明的起源。欧洲人说的东方是近东,即欧洲自古的老邻居。20世纪20年代,与古代东方有关,有三大发现,一是印度河流域摩亨佐·达罗遗址(Moenjodaro)的发现(1921年)。二是伊拉克乌尔王陵(Royal Tombs at Ur)的发现(1922年),三是埃及巴达里遗址(El-Badari)的发现(1925年)。柴尔德认为,欧洲文明是受惠于东方,东方是欧洲文明的源头。

巴达里墓葬中出土的雕像

卢浮宫博物馆藏

(四)《青铜时代》(1930年)

讲欧洲的青铜时代。讨论范围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欧和中欧,大量篇幅用于讲青铜时代的类型学。作者关注的是该书第一章。这一章是理论探讨。它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冶金工业的专业化,二是青铜贸易成为不可或缺(不像奢侈品可有可无)。前者导致某些社会成员可以摆脱食物生产,全部时间用于工业,成为全职工匠;后者导致自给自足经济的全面衰败。尽管柴尔德强调,史前时代的欧洲在物质文化方面相当落后,跟东方没法比,但他还是相信,青铜时代的欧洲已经有自己的特点,并与现代欧洲在文化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五)《远古东方新探》(1934年)

此书是根据考古新发现,重写《远古的东方》。《远古的东方》,前后四版,学者把此书当《远古的东方》第二版。后面两版,其实是《远古东方新探》的修订版。柴尔德写《远古的东方》时,还没有去过近东和印度,只在书本上研究。1933年,他去伊拉克、印度,参观考古现场和博物馆,有很多新认识。他决定利用新材料,重写前书。此书,作者关注的是最后一章。这一章讲“传播机制”。柴尔德说,埃及、苏美尔和印度的城市革命有如英国的工业革命,人口、贸易和战争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三个因素激发了东方到西方的移民浪潮和文化传播。

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

by V. Gordon Childe

Routledge, September 1, 2016

(六)《人类创造自身》(1936年)

讲历史是人类自我创造的过程。这是柴尔德的第一本畅销书。作者说,这是柴尔德第一次公开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他是用生产方式的革命解释人类大历史。这种革命,第一次叫新石器革命,第二次叫城市革命,外加知识革命。柴尔德认为,史前史是靠考古发现和经济分析来研究,不同于文献记载的历史,侧重政治史。古代东方,阶级分化,国王、僧侣和官员是社会上层;农民和手工工匠是社会下层。僧侣压制工匠的发明,阻碍知识进步。作者说,此书跟他以前出版的《欧洲文明的曙光》《远古的东方》《史前的多瑙河》大不相同。旧作以传播论为框架,综述考古资料;而此书用进化论讲人类的历史进步。他提到,特里格把柴尔德的著作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著,一类是泛论。他把此书与《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欧洲社会的史前史》归为后一类,认为《欧洲社会的史前史》还是写给考古学家和学考古的学生,但《人类创造自身》《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是写给书摊和大众。

(七)《欧洲文明的曙光》第三版(1939年)

《曙光》一书,前后六版,第二版属于重印,这是柴尔德的第一个修订本,以后四版都是修订本,他一辈子都在改这本书,改他的这部成名作。作者强调,此书是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化模型重新组织他的考古文化分组,因此引进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式,但并未改变原书的基本框架。欧洲考古有长年表和短年表。东方主义讲传播论,偏好短年表;西方主义讲进化论,偏好长年表。纳粹考古把波罗的海沿岸和中部德国当“雅利安摇篮”,属于西方主义。此年,二战爆发,他不再讲古代欧洲对当代文明的任何贡献,反而比以往更加强调东方主义。他有两种拼图。一种兼用长年表和短年表:文明传播从埃及、巴比伦、赫梯等中心向四周扩展,效力随距离增加而递减,分为六圈,一是希腊诸岛,二是迈锡尼和西西里,三是多瑙河中游盆地和西班牙东南,四是多瑙河上游盆地、德国南部和中部、瑞士、英国和俄罗斯南部,五是斯堪地纳维亚南部、德国北部和奥克尼群岛的新石器社会,六是北欧森林中的蒙昧社会。另一种用短年表:由近及远,分四圈,一是青铜时代克里特、安纳托利亚和希腊半岛的城镇,二是新石器时代色萨利、巴尔干、西西里东南和西班牙东南的定居农人,三是多瑙河黄土地和西欧(可能还包括英国南部)的半游牧农人,四是北欧平原和森林地带的食物采集者。

《欧洲文明的曙光》

[英]戈登·柴尔德 著,陈淳 陈洪波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八)《历史上发生过什么》(1942年)

讲历史上的社会进步,什么是历史进步的“主流”。这是柴尔德的第二本畅销书,也是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人类大历史的名作。全书叙述框架杂糅了三种理论模式,一种是汤姆森“三期说”(石器—青铜—铁器),一种是摩尔根“三期说”(蒙昧—野蛮—文明),一种是他自己创用的“两个革命”说。他从狩猎采集讲起,一直讲到罗马帝国结束,古代文明衰亡。本来他想接着往下讲,从中世纪的“黑暗时代”一直讲到当下。该书写于二战中,确切讲,是“英国抗战”的第三个年头。当时,他很悲观,认为德国式的“日耳曼入侵”使欧洲文明进入了另一个“黑暗时代”,但他相信,这还不是无底洞,人类仍有希望,希望就在人类文明的“主流”。这一时期,柴尔德的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作者说,为了反抗德国法西斯主义,此书与柴尔德的早期著作有两点不同。第一,他不再提纳粹使用的“雅利安人”一词,就像托利党(英国保守党的前身)绝口不提“布尔什维克”和“红色”。第二,二战期间,他与苏联越走越近。苏联用进化论讲斯拉夫考古。本来他是传播论者,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路线不合,但从立场出发,他宁愿向苏联靠拢。纳粹考古用传播论讲“北佬南下”,创造欧洲文明,为其侵略扩张制造借口。柴尔德宁可绝口不提这些“北佬”对欧洲文明的贡献,反而对苏联的文化立场表示同情,认为这是正当反应。二战结束不久,他在《苏格兰人之前的苏格兰》(1946年)和《曙光》第四版(1947年)中,甚至用苏联考古的模式讲苏格兰考古。柴尔德是东方主义者,他讲传播论,看重“战斧文化”。他认为,“战斧文化”是南俄草原上的牧民创造,沿多瑙河西传中欧和德国北部,本来就与纳粹考古的西方主义不同。

卢里斯坦青铜斧

卢浮宫博物馆藏

(九)《欧洲社会的史前史》(1958年)

讲欧洲文明特色的形成。这是柴尔德对欧洲史前史的最后总结,他又回到他一贯的东方主义立场。柴尔德认为,欧洲文明是受惠于古代东方,但并非被动接受东方的馈赠,而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甚至早在史前时代,欧洲的野蛮社会就已显示出自己有别于东方社会的特点。冶金工业在古代东方起步早,但受国王、僧侣和贵族控制,缺乏创新发明的自由,他们移民欧洲才获得有利发展,当代欧洲继承了这些特点。最后,作者引用柴尔德在《回顾》中的自我评价和伦福儒的新认识,认为不仅柴尔德对欧洲青铜时代的解释有问题,而且他对欧洲史前史的传播论解释也经不起推敲。作者说,碳素测年表明,不仅很多欧洲考古文化比地中海东部早,而且欧洲和东方的年代关系和文化关系也已厘清,柴尔德的框架已经倒塌,欧洲史前史必须改写,重任有待来者。

【案】

此章讲柴尔德的考古学贡献。作者列举的九书,若把《曙光》和《曙光》第三版合在一起算一种,《远古的东方》和《远古东方新探》合在一起算一种,只有七种,其中没有《史前的多瑙河》,《人类创造自身》《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与下第四章重。这是她认为柴尔德在考古学方面的代表作。

柴尔德在1930年代

柴尔德一辈子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欧洲文明为什么独一无二。这是个历史问题。他的考古研究是为了解决历史问题。

他跟他同时代的考古学家不同。他们有些以考古发现出名(如他的老师伊文思),有些以发掘方法出名(如他的同事惠勒)。柴尔德的贡献不在这两方面,而在理论和方法。他的早期著作,多半靠跑遗址、跑博物馆、蹲图书馆、走访考古学家,利用二手资料,做综合研究。当然,他不是不做田野发掘。他的田野工作,主要在爱丁堡时期。只不过这些工作是围绕苏格兰考古,跟他的早期著作没有直接关系。他的晚期著作,思考人类历史,思考人类命运,已经不仅仅是就考古谈考古。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谈考古,转一圈仍回原地,目的仍然是为了回答他困惑终生的那个历史之谜。

柴尔德在斯卡拉布雷遗址

考古学家看柴尔德,看重的是早期(1935年以前),是综述,不大看重晚期(1935年以后),认为前者是考古,后者是历史,前者没什么马克思主义味道,后者有政治倾向,亲苏亲共。即使承认柴尔德对考古学有贡献,也认为他很过时,只有历史价值。

第二章、文化概念

讲柴尔德使用的文化概念。柴尔德的考古综述是以“考古文化”为基础。作者先讲文化概念的一般背景。

作者说,考古学的术语有些借自地质学,如epoch(莫尔蒂耶按地层早晚为旧石器时代划分的“期”)、age(考古三期法的“期”)和type-fossil(标准化石),但culture一词不一样,它是借自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主要与人类学有关。

Culture的拉丁文,本义是培育、照料,跟农业有关,跟人有品位、有风度有关,常被当作文明(civilization)的同义词。

19世纪下半叶,泰勒(E. B. Tylor)把文化当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的集合。

Primitive Culture

by Edward Burnett Tyl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20世纪,文化有多种定义,往往被分为两类。首先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其次指心理或观念层面的东西,物质的东西不是文化本身,只是文化产品。因为强调观念、价值和信仰共享,即所谓“规范”(norms),宾福德把这种讲文化概念的人叫“规范学派”(normative school)。

另外,“文化”还可指族群活动留下的物质遗存。

文化概念引入考古学是考古学史的转折点。它不再是纵向的分期概念,而是兼顾时空的概念。

柴尔德的文化概念有个发展过程。他的学术生涯,以十年为一期,可以大致分为三段。

(一)1925—1935(前爱丁堡时期和爱丁堡时期早段)

柴尔德在《欧洲文明的曙光》(1925年)、《雅利安人》(1926年)和《远古的东方》(1928年)中都用过“文化”一词,但未下定义,第一次下定义是1929年在《史前的多瑙河》一书的序言中:

我们发现某些类型的遗存,锅、工具、饰品、葬仪和房屋样式,反复共出。我们把这些混合在一起的相关遗存命名为“文化群”或“文化”。我们假定,这类混合物是今日所谓“族群”(people)的物质表达。这类被研究的混合体,只有与某种特定类型的遗骸频繁而固定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才敢用“种族”(race)一词代替“族群”。

后来,柴尔德在《重缀过去》(1956年)中说,他的“文化”概念是借自德国史前学家科西纳。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人们经常把社会、经济、政治甚至宗教含义的族群混为一谈。作者说,柴尔德把“族群”的社会特征与生物特征分开,严格限定“种族”一词的含义,非同寻常。但当时,他还并没有为“族群”和“种族”下定义。

古斯塔夫·科西纳(1858-1931)

1933年,希特勒上台,法西斯主义横行,令柴尔德担忧。在《史前欧洲的种族、族群和文化》一文中,柴尔德对“种族”和“族群”有所界定。关于“种族”,他说,现生人类固然可以身高、头形、鼻形,以及皮肤、眼睛、头发的颜色等体质特征区分,而出土遗骸却只有头形、身高等可辨(偶尔还有鼻形可辨),做不到这一点。他警告说,按颅形(如长颅形、圆颅形)分类,只能反应史前人口组成的多样性,价值有限。而关于“族群”,他举“英国人”和“犹太人”为例。他说,“英国人”包括三个不同层次的史前入侵者,以及现存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丹麦人、诺曼人、弗拉芒人和更晚到达者,他们除拥有共同的语言和制度,还有一些物质文化方面的怪癖(如澡盆和抽水马桶),而“犹太人”,除自我隔离、内部通婚外,并没有独一无二的体质特征。

1933年,在《史前史有用吗》一文中,柴尔德再次强调,考古学要有科学定义。他强烈抨击纳粹考古对文化概念的曲解,指出原始人类学会用火,衣以蔽体,兵以防身,这些发明皆属人类文化,它们都是后天获得,不同于猫的皮毛和利爪,可以一代代遗传。他说,“文化”是独立于以体质特征定义的种族,不是生物遗传,而是社会传统。混同二者等于混同人类与禽兽,如果用社会含义的“族群”代替生物学意义的“种族”就可避免这种混淆。当时由于他过于关注种族问题,反而转移了他对其他术语问题的注意。

1935年,在《史前史方法、目标的变化》一文中,柴尔德对文化的概念又有全新的探讨。他说,文化“不是没有生命的成组的化石或小件器物,而是活生生的功能有机体”,由此引入功能主义的文化概念。柴尔德一向关注人类学的发展。他说,考古学和人类学是姊妹学科。作者说,功能主义是对进化、传播之争的反应。功能主义的文化分析是以社会结构模仿有机结构。英国的功能主义分两派,一派以布朗为代表,一派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

(二)1936—1946年(爱丁堡时期晚段)

《人类创造自身》(1936年)和《历史上发生过什么》(1942年)是柴尔德的两部通俗著作。这两本书涉及文化,关注点是生物进化和社会进化的关系。他的文化概念是人类学的概念。柴尔德在后书中强调“类型”,他说,“既定区域内可辨识的当下共存的类型总体被命名为‘文化’”。此时,他已意识到,族群和语言还不能划等号,如丹麦人、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并不等于丹麦语、英语、法语、德语。以前,他曾强调物质文化的适应性,现在则强调它与生物适应的相似性。

《人类创造了自身》《历史发生了什么》中译本

1946年,在《苏格兰人之前的苏格兰》一书中,柴尔德曾把同一时段内并存的遗存组合视为不同文化,代表不同的族群(people)或社群(society)。

(三)1946—1956年(伦敦大学时期)

1949年,在《社会的知识界》一书中,柴尔德开始质疑以往的看法。他发现,哪怕在一个小范围内,都可能同时存在几个不同的遗存组合,并且反复出现。他把这类文化叫“相当遗憾的文化”,意思是出了例外。

1951年,在《社会进化》一书中,柴尔德第一次区分考古学文化和人类学文化。在此之前,他曾把考古文化定义为“反复出现的相关遗迹的集合”,现在则强调,“这些遗迹通常是物质的东西”。而人类学文化则是涵盖人类所有行为(不包括本能的行为)的概念。

1956年,在《重缀过去》中,柴尔德对考古学文化概念有更深入的讨论。柴尔德在伦敦大学每隔一年都要讲一次“考古分类原理、流行术语及其内含的阐释性概念”。《重缀过去》就是出自这一年的讲稿。同年发表的《考古学导论》对它有所补充。他的分类原则是兼顾功能、年代和分布,但文化是一组共存的东西,它更主要是地理分布的单位,而不是年代序列的单位,他反对把年代等同于文化。柴尔德的文化概念是基于类型学。作者说,尽管现在借助计算机的量化分析,柴尔德的分类法已过于粗糙,但他在书中多处强调,考古文化并非止步于类型辨识,而是为进一步推测人类群体行为提供研究框架。他把文化分为三大类若干小类:

经济

1.初级经济:(1)栖息地;(2)食物供应;(3)取暖和遮风避雨。

2.工业:(1)石器制作;(2)冶金;(3)骨、角、象牙加工;(4)木器制作;(5)陶器制作;(6)纺织和编织;(7)毛皮加工;(8)其他材质的加工。

3.运输:(1)水路;(2)陆路。

4.贸易

5.战争

社会

1.人口统计

2.家庭制度

3.城镇规划

4.社会结构

意识形态

1.科学类:(1)文字和数字符号;(2)计算;(3)度量衡;(4)几何;(5)历法;(6)医药和外科手术。

2.方术类:(1)葬仪;(2)庙宇,塑像、偶像、阴茎像,非偶像类仪式用品;(3)仪式。

3.艺术类:(1)绘画艺术;(2)乐器;(3)私人饰品。

4.体育类:(1)羊拐、骰子、跳棋;(2)赛场和球场;(3)玩具和拨浪鼓。

作者说,柴尔德与他同时代之“规范学派”的理论家(‘normative’ theorists)不同,反而推动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理论发展。

【案】

“文化”是个人文概念。“考古文化”是考古遗存的识别单位。柴尔德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有个发展过程,具如上述。“考古文化”,背后是“人”。所谓“人”,不是以体质分,不是以语言分,而是以社会内涵和文化内涵分。其方法论转向与马克思主义有关,表达方式与功能派社会学有关。作者比较看重后者。其实,柴尔德是采用“糖衣包裹”(sugar-coating)的形式讲话,把后者当作沟通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读者的工具。

柴尔德的考古学是文化—历史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是用考古文化讲历史演进,带有浓重的人文色彩。其核心概念是“考古文化”。

这个概念借自科西纳。柴尔德主张,欧洲文明的摇篮在近东,这是受蒙特留斯影响。他靠类型学和传播论研究考古文化,他想探讨“考古文化”后面的“族群”,探讨印欧语和印欧人的起源。此类看法,从新考古学的立场看,都很过时,也很负面。这事应该怎么看,值得讨论。

蒙特留斯(Oskar Montelius,1843-1921)

进化考古学看重条条。只讲条条,不讲块块,就成了单线进化。文化—历史考古学用“考古文化”代替过去的“期”,讲考古文化的地理分布,把条条和块块结合在一起,应该说是个进步。

中国古史,条条被疑古运动摧毁,使大家转向块块。块块是族团说。苏秉琦受徐旭生三大族团说影响,讲“区系类型”。“区系类型”属于考古文化谱系,张光直叫“文化互动圈”。

考古文化谱系研究,柴尔德是集大成者。安志敏批苏秉琦,说他的区系类型说是科西纳式的概念。柴尔德的“考古文化”是借自科西纳,没错,但柴尔德不等于科西纳。

第三章、“三期说”的功能—经济学阐释

讲柴尔德如何用他的“两个革命说”重构和取代汤姆森的“三期说”。作者把他的“两个革命说”称为“功能—经济学阐释”。这是个折中马克思和马林诺夫斯基的概念。柴尔德一生写了很多东西,但名气最大,要数他的“两个革命说”。此说与他使用的“文化”概念不同,它在柴尔德的书中有个很长的发展过程,说法多次改变,什么时候才算正式确立?作者认为,1935年柴尔德在史前学会的演讲是个分界线。

(一)汤姆森的“三期说”

此说本来是为博物馆展出对展品进行分类,后来被考古学家当作大时段的分期概念。这是古物学留给考古学的重要遗产,至今仍在用。

1935年之前,“三期说”的发展有近百年。作者先讲19世纪。

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1788—1865)

1836年,汤姆森(Christian Jurgensen Thomsen,1788—1865年)在他的《北方古物指南》(Ledetraad til Nordisk Oldkyndighed, 1836)中把古物分为石器时代(Age of Stone)、青铜器时代(Age of Bronze)和铁器时代(Age of Iron),这就是著名的“三期说”。

其后,“三期说”被细化。1865年约翰·卢贝克(John Lubbock,1834—1913年)把石器时代分为旧石器时代(Palaeolithic Period)、新石器时代(Neolithic Period)。1892年艾伦·布朗(Allen Brown)在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之间又划出一个中石器时代(Mesolithic Period)。人们逐渐认识到,青铜时代之前还有红铜时代(Copper Age),早在罗马早期或之前,西欧就已使用铁器。

此外,还有一些细分。如莫尔蒂耶(Louis Laurent Gabriel de Mortillet,1821—1898年)把旧石器时代按地层早晚分为四期:舍利期(époque de Chelles)、莫斯特期(époque du Moustier)、索鲁特期(époque du Solutre)和马格德林期(époque du Magdalen)。法文的“期”是Epoque(英文作Epoch),“三期说”的“期”是Age,Age是大期,Epoque是Age下的小期。

金斯太与通天洞遗址发现的莫斯特石制品

作者说,尽管“三期说”有各种细分,Epoque的概念逐渐被“文化”的概念取代,但这并未影响它在学科中的地位。

(二)柴尔德的功能—经济学阐释

1.石器时代

柴尔德有两个主要观点,第一,旧石器时代属食物采集,新石器时代属食物生产,两者皆属自给自足经济,缺乏全职的专业化工作;第二,当时已有贸易,但仅限于奢侈品,还没有金属,社会靠亲属关系维系,属于马克思说的“原始共产主义”。他在《史前史方法、目标之变》(1935年)、《人类创造自身》(1936年)、《历史上发生过什么》(1942年)、《“三期说”在考古分类中的社会含义》(1946年)、《史前革命》(1951年)、《社会的早期形式》(1954年)中都有所论述。

2.青铜时代

柴尔德把这一时期视为经济、技术发展的主要阶段,认为青铜冶金技术的发明是科学史上的主要进步,金属使用使贸易活动日益频繁和扩大,每个农人要想购买金属工具都必须牺牲其自给自足。他在《青铜时代》(1930年)、《史前史方法、目标之变》(1935年)、《“三期说”在考古分类中的社会含义》(1946年)、《城市革命》(1950年)和《社会进化》(1951年)都有所论述。

The Bronze Age

by V. Gordon Chil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November 24, 2011

3.铁器时代

柴尔德对铁器时代只是泛泛而论,没有专书,有关讨论多在论述“三期说”时附带提及。

4.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

柴尔德认为新石器、青铜器、铁器的出现都是革命。但他把农业革命叫新石器革命,把青铜器革命和铁器革命合在一起,叫城市革命。他的城市革命,相当摩尔根“三期说”的文明阶段。由此构成他的“两个革命”说。

(1)新石器革命。其说首见《远古的东方》第一版(1928年)。1935年,柴尔德在《史前史的方法、目的之变》中介绍,埃利奥特·史密斯在《开始:文明的起源》(1928年)中已经提出,食物采集和食物生产之间有一场革命,后来,哈罗德·皮克等人则提出食物生产对应于新石器时代开始。

浙江省宁波市施岙遗址古稻田

河姆渡文化早期、晚期及良渚文化时期

(2)城市革命。柴尔德有篇文章,专讲这个问题。1950年,他在《城市革命》一文中归纳,城市革命有十大特点:一是规模(人口密度大于从前的聚落),二是构成和功能(人口由全职的工匠、转输者、商人、官员、僧侣构成),三是剩余产品(财富集中于王),四是纪念性建筑(财富的象征),五是财富分配不均(僧侣、文武官员聚敛巨额财富,构成统治阶级),六是文字(发明文字,用于管理),七是科学发明(算数、几何、占星术),八是自然主义艺术(雕刻、造型、绘画),九是贸易(奢侈品和生活必需品的贸易),十是基于居住而非亲属制度的国家组织(为工匠提供原料和安全保障)。柴尔德论城市革命,最看重青铜冶金术的发明,见他的《青铜时代》(1930年)、《人类创造自身》(1936年)、《历史上发生过什么》(1942年)三书,以及《社会的早期形式》(1954年)。

【案】

考古方法论是以分类学为本。汤姆森的“三期说”是一种材质分类,石器、青铜器、铁器,重点是工具,目的是为博物馆的展品分类,由此发展为年代序列。我们打开任何一本考古报告,都会看到这种分类。其实,这并非全部,其中不包括陶器,不包括玉器,也不包括木器,以及容易腐烂的各种软材料。摩尔根的“三期说”是人类学的分类,基础是人种志和民族志的分类,背景是殖民时代按所谓“开化程度”划分的“文明等级论”。柴尔德的“两个革命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社会分析法,重新整合古物学和人类学概念,为考古文化提供理论框架。

第四章、历史理论

讲柴尔德的历史理论。1935年,他开始亮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注意:他是在第一次访苏后正式“亮相”),开始用考古资料讲人类大历史。作者提到他的六种作品,代表作是《历史》。

(一)《史前史的方法、目的之变》(1935年)

1934年,科尔在《马克思真正意味着什么》一书中说,马克思为了同黑格尔和他的追随者划清界线,把他的历史观叫“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其实他所谓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叫“现实主义者”。柴尔德引之,认为“现实主义”比“唯物主义”更贴切。此年,他第一次访苏,开始欣赏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历史存在的潜力,但并未被苏联的理论所征服(《回顾》)。苏联讲进化论,反对传播论,此书则折中二说,把传播论视为囊括人类文化各方面的一种社会进化机制。这是他所谓的“方法之变”。作者说,柴尔德一辈子都相信进步,这种想法与马克思、达尔文、斯宾塞有关。他相信,考古可以拓广历史、丰富历史,从根本上改变以文献记载和政治事件为主的历史。柴尔德把进步视为历史研究的主要目的。这是他所谓的“目的之变”。

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1886-1961)

(二)《人类创造自身》(1936年)

此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讲进步,引文主要见于该书第一章。

(三)《历史上发生过什么》(1942年)

作者说,此书是以经济模型而不是技术模型讲唯物主义历史观,强调意识形态与经济相互影响,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前者对后者的整合作用。作者说,这是受功能主义影响。

(四)《历史的理性规律》(1945年)

此文作于二战后。“历史的理性规律”指历史进程本身的规律。柴尔德认为,历史学家总结的历史法则不是外在于历史之外的某种超验的东西,如神学或观念哲学所主张。这里有几个词应有所区别,historical process是历史进程,historical order是历史进程的前后顺序和因果关联,或译“历史秩序”,historical law则是历史学家对历史规律的总结,或译“历史规律”。其实,historical order才是“历史规律”,historical law应译“历史法则”。前者是客观存在的历史规律,后者是人对历史规律的总结。

History

by V. Gordon Childe

Cobbett Press, 1 Jan, 1947

(五)《历史》(1947年)

这是马克思主义味儿最浓的柴尔德著作,也是他遭受攻击最厉害的作品。他把以往的史学概括为四种历史观。

1.历史规律的神学观和巫术观

柴尔德把第一种历史观分成神学的历史观和巫术的历史观。神学的历史观把世俗政治视为神意的安排。巫术的历史观与“伟人论”有关。他说,宗教与巫术不同,“巫术是一种让人相信他们即将得偿所愿的方式,而宗教则是一种劝人相信他们应该得偿所愿的制度”,巫术比宗教更古老。这是他批评的历史观。

2.史学的自然主义论

柴尔德把第二种历史观分成几何学历史观、地理学历史观、人类学历史观、政治经济学派生的历史观。几何学历史观指历史循环论,地理学历史观指环境决定论,人类学历史观指种族优越论,政治经济学派生的历史观指经济决定论。几何学和地理学是自然科学。种族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属于自然科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把人视为经济动物,即现代法学意义上的“自然人”。这也是他批判的历史观。他说,马克思改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3.作为比较科学的史学

柴尔德讲的第三种历史观是斯宾格勒的“历史周期论”和汤因比的“21个文明说”。前者是历史循环论的现代变种,后者是一种平行进化论。这也是他批判的历史观。

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1880—1936)

4.作为创造过程的史学

柴尔德讲的第四种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即唯物主义历史观。他最欣赏马克思常说的“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类创造自身》的书名借自马克思、恩格斯的话。但《人类创造自身》写于1936年,他还没有亮出自己的旗帜,此时才坦承,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话。他说,黑格尔的历史观也讲创造性的历史变化,马克思改造了他的观点。

(六)《社会进化》(1951年)

讲柴尔德用考古发现检验美国人类学的进化观。一是摩尔根的理论,二是鲍亚士学派的理论。摩尔根把族群发展按水平高低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阶段,前两个阶段又各分早、中、晚三期。他把家庭从群婚制到现代核心家庭的发展设想成五个阶段,即血缘家庭(the consanguine)、普那路亚家庭(the Punaluan)、对偶家庭(the syndyasmian)、父权制家庭(the patriarchal)、一夫一妻制家庭(the monogamian),并把亲属制分为马来亚式(Malayan)、图兰尼亚–加诺万尼亚式(Tulanian-Ganowanian)和雅利安–闪米特式(Aryan-Semitic),其现代分类相当夏威夷式(Hawaiian)、易洛魁式(Iroquois)和爱斯基摩式(Eskimo)。家庭发展的五段,头两段是群婚,接下来是禁止兄弟姊妹通婚,接下来是母权制,进而递进为氏族(phratries)、部落(tribe)、部落联盟(confederacies)。这些组织皆有别于政治组织。政治组织是以镇、县、州为单位。柴尔德把摩尔根视为19世纪的平行进化论者。他用温带欧洲、地中海地区、尼罗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序列来检验这个理论,认为同样是从蒙昧到野蛮到文明,它们的过程不一样,不是平行进化,而是趋同、趋异。柴尔德与鲍亚士学派的看法也不同。

《古代社会》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

【案】

柴尔德的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他从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两个核心思想,一是“人类创造自身”(原话出自马、恩),强调行动和选择,反对宿命论和决定论,二是强调历史进步,反对历史退步,把历史进步当行动和选择的目标。他虽不敢断定,光明注定战胜黑暗,但他宁愿为这一目标努力。

柴尔德有两段话最能代表他的想法:

马克思本人要想摆脱此类偏见,与其把空洞无物的“共产主义”说教留给后人,还不如明智地断言,它的实现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人类社会史前史阶段的终结……历史学家的责任并不是想出某种近似绝对价值的东西,给它贴上“进步”的标签,而是从历史中发现那些最接近“进步”的价值。

或许,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只适用于一个尚不存在的世界国家的世界经济。它是个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尚未到来——假如你们的原子弹未能事先把整个人类大家庭彻底消灭。美国制度的垮台或许会推迟,就像英国靠帝国主义延命,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苏联除外)正转化为外在的无产者,就像英帝国晚期的印度人和苦力,但我毫不怀疑,美国的资本主义结构是否会使来自欧洲人的贡品大受欢迎。

注意,他说的是“假如你们的原子弹未能事先把人类大家庭彻底消灭”。

第五章、哲学背景

讲柴尔德的认识论(Epistemology),比较短(共16页)。他的认识论是知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

柴尔德自认是唯物主义者。作者说,他讲外在世界的现实性,与马克思主义一致,但他与马克思有一点不同,他对事物变化的解释并不借重辩证法的哲学推理,主要靠社会、文化演变的历史模型。

柴尔德讲知识论,主要在1949年以后,代表作是一本书、两篇文章。一本书是在美国出版的《社会与知识》(1956年),两篇文章是《社会的知识界》(1949年,讲演稿)和《知识社会学》(1949年)。此外,他还写过《巫术、手艺和科学》(1950年)、《重缀过去》(1956年),也涉及这一话题。

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

在《社会的知识界》中,柴尔德提到涂尔干的思想模式和科林伍德的历史定义。涂尔干讲思想模式,有所谓“知识分类”说,柴尔德认为,这些分类,既非永恒,也非先验,而是随历史变化而变化。科林伍德给历史下定义,强调“历史是历史上的思想在历史学家头脑中的再现”,而“历史学家头脑中再现的是代言人的思想和动机”,柴尔德也反对。他反对把现代概念强加于史前。

在《巫术、手艺和科学》中,柴尔德也反对科林伍德的说法。柴尔德说,他不相信,历史学家的全部工作就是对死者思想的再思考,也不相信光靠文献记载就能揭示死者宣称的真实意图。柴尔德把知识分成“真知识”和“假知识”(据弗雷泽说)。在他看来,工艺和科学属于前者,巫术属于后者。关于巫术,他的看法是,第一,科学活动和巫术活动并非截然分开,后者本来附属于前者;第二,巫术很古老,与人类一样古老。他强调,史前学家不应把复原巫术当研究目标。

在《重缀过去》的结尾中,出于类似考虑,柴尔德曾假设,一件莫斯特文化的D型刮削器是选一块燧石核,分五步制成。第一步选择满月之日,第二步全天斋戒,第三步恭敬祝告,向神乞求力量,第四步用石锤敲击石核,做成刮削器,第五步用老鼠血涂抹刮削器。他强调,这五步,只有第四步会留下痕迹,其他都是意识形态幻觉,不可能留下来,抹去这些错误,方显知识所在。

新疆通天洞出土的(莫斯特文化)勒瓦娄哇刮削器

在《知识社会学》中,柴尔德讨论过精神与事物、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他认为,这种二元划分晚出,早先混在一起(如东方的青铜时代)。他反对精神只是被动反映现实,强调精神的能动作用,同时又与观念论者划清界线。他不相信,人类的知识分类是天生的,也不相信它们是精神的创造,相反认为,它们是受生产力制约,并随生产关系而变化,技术对意识形态有决定性影响。柴尔德用马克思主义讲意识形态。他把意识形态当虚假教条来理解,认为意识形态会扭曲人们的世界观(作者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并且相信,这种扭曲将随阶级和阶级利益的消灭而消灭。

在《社会与知识》中,柴尔德对他的知识论做了最后也是最全面的总结。他认为,知识要名副其实,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必须可以交流,公开也有用;第二,能够转化为成功的行动。前者会打击神秘主义者,不论他们信教还是不信教;后者会激怒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和他们的当代追随者,特别是那些“为科学而科学”的学院派科学家。他把交流手段限定为语言、数学类的符号,不包括艺术、宗教和梦幻类的符号。柴尔德有个定义,他把知识定义为“一种世界的观念复制品,可用于联合行动”。强调“观念复制品”是有别于镜面式的被动反映论,强调“联合行动”是为突出知识的实践功能。如涂尔干的分类概念就是对经验材料的观念复制,而“行动”则强调对真理的检验和修正,这是一个能动的过程。最后,柴尔德说,作为考古学家,他自己就是个“知识生产者”,他知道自己寿数有限,只有社会对知识的接受和传播才是永垂不朽。然后作者引用萨利·格林讲柴尔德自杀时引用过的柴尔德名言,作为结束。

《柴尔德:考古学的革命》

[加]布鲁斯·G.特里格 著,何传坤 陈淳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案】

马克思晚年,对人们忽视精神领域的重要性非常不满,对人们把“经济决定论”当唯物史观非常不满,柴尔德也如此。他的“两个革命”,世人皆知,一般都以为,他看重的是经济领域或生产方式的革命。其实他还有一个“革命”,叫“人类的知识革命”(The Revolution in Human Knowledge),见《人类创造自身》第八章。

柴尔德的考古学探索,晚年经提炼总结,这是最高层次。

第六章、柴尔德和马克思主义

讲柴尔德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也比较短(共17页)。作者关注,主要是柴尔德对苏联考古学的看法。

丹尼尔说,“柴尔德在多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尔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是卖弄外来者的哲学,这始终是个谜”(150页)。但作者肯定,马克思主义对柴尔德的一生有全面影响。

作者先讲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特点。如注重社会的经济阐释,把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分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用经济基础解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等等,多半是老生常谈。作者说,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唯物辩证法讲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总结的辩证法三大规律(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是源自黑格尔的正—反—合三段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把以往的历史分为五段(亚细亚的、古代的和封建的三段,加上当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两段)则跟达尔文、摩尔根、斯宾塞、泰勒有关。他的人类学笔记是探讨原始社会,主要根据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但未克成书就告别人世。恩格斯完成了他的遗愿。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是苏联考古学的理论源泉。

柴尔德拿着布尔诺大学学生送给他的礼物

1934年,柴尔德第一次访苏。当时,苏联考古学是被当作理解和复原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为了反对德国的种族主义和印欧人说,苏联考古学采用进化论,禁止传播论和迁徙说。有趣的是,马尔恰好死于这一年。

柴尔德的学说虽然不尽符合苏联的正统性,但终其一生,他总是为苏联的社会主义试验和苏联学术说好话。

1935年,他在《苏联史前学》一文中回顾他对苏联的第一次访问。他对苏联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和他们的新国家博物馆十分赞赏。作者说,柴尔德并不了解苏联考古学的宣传性,淡化苏联政府对考古学家的思想控制,也没提不同政见者的消失,难免激起不满。1936年,格拉厄姆·克拉克在《苏联考古:图画的另一面》一文中利用芬兰考古学家塔尔格伦访苏归来对苏联史前学的负面介绍,批评柴尔德,说苏联考古学已经沦为布尔什维克的宣传部。当时,柴尔德并没直接回应他。

位于涅瓦河畔的俄罗斯科学院物质文化史研究所

1940年,柴尔德在另一篇报导中表示,他很担心,对苏联内外政策的不满会令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对苏联考古学的地位产生过于悲观的看法。其实,从他第一次访苏到现在,苏联考古已经取得很大进步,特别是《苏联考古》,比早前的杂志显然强多了。

1952年,柴尔德在《苏联的考古机构》一文中再一次为苏联考古辩护,他拿苏联考古与英国考古做对比,批评英国考古缺乏科学眼光,也缺乏政府的资金支持,因而考古学家被迫为有限的经费你争我夺,反而不利于他们的工作,他们为发掘选址,只强调个人的特殊兴趣,而无视那些看上去不太吸引人而实际上很有理论价值的国内遗址。相反,考古在苏联是被纳入国家体制,考古学家可以专注于科学研究,从国内遗址的全面发掘,获取经济、人口密度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知识,既不必为博物馆筹集展品而选址发掘,也不必为满足人均六天的展出而操心费力。同样,他还为苏联的思想自由辩护,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并未限制考古研究,英国考古学家和苏联考古学家一样,同样受杂志刊发空间的限制。作者说,他有意回避苏联杂志的审查制度,这种辩护不可信。

作者指出,此文写于马尔被斯大林批判之后。马尔主义影响下的苏联考古学是讲平行进化论(多元进化论),与柴尔德的观点并不一样。马尔主义被批判后,苏联考古学才有机会讲传播论和迁徙说。但柴尔德认为,当时的苏联考古学是对西方理论的必然反应,用他的话讲,当时讲传播论是“一种为希特勒主义的意识形态辩护”,苏联反对传播论有当时的理由。

柴尔德在《重缀过去》(1956年)和《展望》(1958年)中对马尔主义影响下的苏联考古学有所批评(在此之前,他从不公开批评苏联)。作者指出,柴尔德的批评,并不像克拉克在《柴尔德以来的史前学》(1976年)中所曲解,意味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否定。作者说,“这不是什么新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最终幻灭”(166页)。

陈星灿《柴尔德批评苏联考古学》手稿

柴尔德的研究也从未被苏联接受(如蒙盖特就批评过他)。作者指出,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是他个人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他从不打算迎合任何流行的和正统的概念,而更乐于让它服务于自己的研究目的。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为考古服务,“他并不打算让学问屈从政治,屈从‘外在者’的哲学”。这是他对上文丹尼尔所谓“柴尔德之谜”的回答。

最后,作者说,柴尔德从未固守任何特定理论,如传播论或功能论,把它们当马克思主义。相反,他是把各种理论综合在一起,用来理解史前史的各种现象,总结出社会、文化变迁的模式。

【案】

《联共(布)党史》的“五种社会形态”根本不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的发明。如它的前三段(即前资本主义时期)是对应于黑格尔《历史哲学》所谓的“东方世界”“希腊、罗马世界”“日耳曼世界”,最初叫“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德意志意识形态》),后来叫“亚细亚的”“古代的”“日耳曼的”三种生产方式(《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个“老三段”是19世纪西方视角下的老生常谈。欧洲考古分近东考古、古典考古(南欧考古)和史前考古(与日耳曼等北方民族有关的西北欧考古),正是对应于这个“老三段”。它们更像是三种区域文化。马克思说,他只是把欧洲人熟知的这个“老三段”加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从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角度做了点阐释。他并没有发明这个“老三段”,也没有说其他地方都经历了这个“老三段”。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是明摆着的(黑格尔把它归入“日耳曼世界”,视为“日耳曼世界”的延续),共产主义社会还不存在,只是被设想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反面,根本不属于历史研究的对象。

《历史哲学》

[德]黑格尔 著,王造时 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柴尔德一生笃信马克思主义,任何评论家都绕不开。马克思主义在实践领域中创造的实际结果是苏联和苏式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事实。作者的介绍大体公允。

苏联考古学当然受苏式马克思主义指导,这在英国很敏感,谈马色变,马上就会想到苏联,但苏式马克思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并非全部。马克思主义并不等于苏联,苏联也不等于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是来源于他在悉尼大学和牛津大学的读书生活,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英国知识界、英国社会主义者和英国共产党关系更直接。

柴尔德(左一)在悉尼大学大礼堂外

马克思活了65岁,他的后半生是在英国渡过,最后死在英国,共产主义幽灵就徘徊在英国上空。柴尔德的马克思主义就在身边,根本用不着到远处找。

克拉克对柴尔德不满,不满他不批评苏联,关键是立场不同。柴尔德对苏联并非全盘接受,只是不愿从塔尔格伦式的角度去批评。柴尔德来自英国,一个敌视苏联的国家。他在苏联言论不自由、行动不自由,很正常。他到苏联,被苏联同行批评,也很正常,正像他在英国也会被批评。其实,他在英国同样不自由。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者,苏联社会主义试验的同情者,一个被英国情报部门时刻监视的“危险分子”。换位思考,一切都很简单。

书后附著作选目和索引。

小结

此书侧重柴尔德的方法和理论。一是他对考古发现的概括与总结;二是他使用的分析工具,即他的“考古文化”概念;三是他对考古发现的功能阐释,即他的“两个革命”说;四是他的历史理论,即如何用考古发现讲大历史;五是他的哲学背景,即他对知识、意识形态等精神领域问题的理解;六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观,即他对苏联考古学的评价。

来源:辛瓜地考古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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