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0月14日，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在上海开幕。为提炼世界中国学作为历史中国之学与当代中国之学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环球时报“海外看中国”工作室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图书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推出“我与中国的学术之缘”系列访谈。

本文转自【海外看中国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

10月14日，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在上海开幕。为提炼世界中国学作为历史中国之学与当代中国之学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环球时报“海外看中国”工作室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图书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推出“我与中国的学术之缘”系列访谈。

采访︱安乐哲（美国）Roger T. Ames

环球时报：在探索中国哲学的过程中，哪些前辈对您的启发最大？您与他们又有怎样的学术渊源？

安乐哲：对我来说，真正影响我哲学思维的，往往是鲜活的人，而不是书卷。回想我刚开始接触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时候，印象最深的几位学者，都是用行动来示范哲学的人：劳思光、唐君毅、方东美、刘殿爵。

以刘殿爵先生为例，他是我读博士时的导师，我在他的影响下立志成为一个“（了解）中国（的）老师”。我毕业后去夏威夷大学教书，他也从伦敦大学退休回到香港中文大学，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夏天我们常常聚会，一起读书、讨论哲学、筹划合写著作。他让我明白，“老师”这个身份是一辈子的事。在我们互相学习的过程中，我的生命得到丰厚的滋养与成长。今天，我始终以他为楷模，努力成为像他一样的引路人。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与许多西方学者有过深刻合作，包括郝大维（David L. Hall）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郝大维比我大十岁，早年先后在芝加哥大学和耶鲁大学求学，深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他虽然不懂中文，但作为一名文化哲学家，却有一种纵观全局的洞察力，总能比旁人更敏锐地捕捉到事物背后独特而根本的哲学预设。

在我们的合作中，我们共同确立了一种“比较文化释义学”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不从抽象的概念或理论框架出发，而是立足于生活经验。它试图让人认识到“识己”与“知彼”是相互成就、彼此映照的学问。通过致力于理解中国古代哲学，让我们对古希腊哲学传统有了更深层的洞察。

环球时报：儒家哲学是您的研究领域。您曾提出一个观点：儒家哲学中“成己成物”、“成人”与“成仁”串联起一个动态的“为人”过程，并称此概念为“human becomings”。这一概念与古希腊哲学中将人视为既定存在的 “human beings”有根本区别。相较于西方传统，中国哲学能为人带来哪些启发？

安乐哲：在古典希腊哲学中，我们生而为人，便无法脱离这一本质身份。拉丁语中，所谓“他是人”，即指“其本质属人”。而在中国儒家哲学里，我们生于层层嵌套的家庭叙事脉络之中，并通过对这些关系的内化与实践，才得以“成人”。

中国儒家思想所构建的是一种生态。在其中，万物皆通过与他者的关联而得以共生共荣，正所谓“一多不分”（编者：“一”与“多”互为依存、浑然一体的关系，强调万物不可分割的整体性）。

或许，“仁”是阐明此理最精微的一个概念。它所代表的并非利他或利己，而是一种深刻的共生成就：邻人之善即自身之善——“己欲立而立人”。

中国哲学传统中的“仁”是浸润在家庭与社会角色中的一种美好品质，它让双方都能在修身立人的过程中见证彼此的成长，成就彼此的生命。

环球时报：您认为，“一多不分”成就事物共生共荣的中国哲学传统，在当下社会文化中有哪些体现？

安乐哲：在儒家传统中，人们用技术来协调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做法自古就有，可以追溯到伏羲、神农、尧、舜。他们的卓越贡献在于开创了一种优化人类生存经验的“在世之道”，而这种优化的结果，正是成就一个万物共同成长、生机勃勃的自然世界。

技术的善恶，取决于它能否符合那个联通人类与宇宙的共同价值——也就是对生命的滋养。正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

环球时报：在您的著作《先秦儒家哲学文献译解》中，您提到，中国哲学中的许多核心术语在英语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作为翻译家，您在翻译中国哲学典籍时，如何将核心术语还原至其原生文化语境？此外，作为中西比较哲学家，您认为维特根斯坦“语言即世界”的哲学主张与中国哲学有何相通？

安乐哲：从维特根斯坦“我的语言界限，即我的世界界限”来看，我们能明白译者的关键责任是引导学习中国哲学的人回归汉语本身，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文术语的本意，而非依赖不准确的西方译词。

比如，如果只把“道”译成“the way”，把“天”简单地看作“Heaven”，这些概念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丰富内涵就丢失了。因此，想真正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就必须依据原著的本来意思去把握它的核心概念。

环球时报：从全球角度来看，其他国家在思考自己的发展道路时，能从中国传统哲学里学到什么？

安乐哲：为了应对当今时代的挑战，人类的价值观念、意图与行为实践都必须改变，这直接关系到我们作为同一物种的生存前景。当今世界需要儒家价值观，因为它始于一种根本性的认知：无论作为个体、集体还是主权国家，我们都是命运与共的整体。

儒家价值观告诉我们：没有哪一方能独自解决全球性问题，同舟共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彼此相互依存，才会自然而然地推崇不同文化间的平等与包容。这也最终将把我们引向一个理想的优化共生体系。

环球时报：假设柏拉图和孔子见面，您认为他们会讨论什么？

安乐哲：我认为哲学的起点，在于那个选择用哲思安身立命的主体。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个思考哲学的主体能带来什么？孔子期望构建一个通过践行“礼”来教化民众、使其成为有德之人的社会；而柏拉图则会坚持，仅凭“礼”远远不够，必须辅之以“法”。或许，恰恰是在这两种价值之间找到平衡的能力，才能引导我们走向一种共享的、关乎人类共同家园的秩序。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