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太爷杜凤治断案系列之四 | 本文核心案件与细节均源自《杜凤治日记》的真实记载。本系列前文讲述了馄饨摊通奸案、族叔强奸案与彩礼纠纷案，本篇聚焦一宗更为复杂的宗族命案。前作：、、）

县太爷杜凤治断案系列之四 | 本文核心案件与细节均源自《杜凤治日记》的真实记载。本系列前文讲述了馄饨摊通奸案、族叔强奸案与彩礼纠纷案，本篇聚焦一宗更为复杂的宗族命案。前作：、、）

光绪元年五月，广东罗定州的暑气正盛，州衙外突然来了两拨哭丧的人——唐姓人抬着草席裹着的尸体，说族人唐灶敏被梁姓人戳死；梁姓人紧跟着跪在堂下，也喊“族叔梁日旺被唐姓人砍死”。

一桩命案变成两条人命，负责审理的罗定州知州杜凤治看着堂下乱作一团的两姓族人，心里先打了个问号：这案子，怎么看都透着诡异。

要讲清这桩命案，得先从杜凤治的断案习惯说起。他不像其他官员那样一上来就拍惊堂木逼供，反而先派差役去案发地素龙墟查访——按他在日记里的说法，“乡野命案多有隐情，听一面之词易办错案”。

差役回来禀报的消息，果然印证了他的猜测：唐灶敏确实是和梁姓人争山时被戳死的，但梁日旺的死很蹊跷，附近村民都说“没见唐姓人动手，是梁姓自己把人抬走的”。

这时候，唐灶敏的妻子陈氏背着两个幼女来应讯，大的不过五岁，小的还在襁褓里，娘仨穿着打补丁的粗布衣裳，一进堂就跪在地上哭，话都说不完整。杜凤治看着这光景，心里软了，让人拿了一千文钱给她：“先找地方安顿孩子，案子我会查清楚。”

转头再审梁姓族人，问谁是杀梁日旺的凶手，梁姓人一口咬定是“唐雷公五”——还特意强调这人名叫唐五，没娶妻时人称“寡公五”，想让杜凤治觉得这人凶悍好斗。

可杜凤治不吃这一套。他传了当地十个绅耆来作证，生员黄荣、唐龙渊等人递上公禀，都说“梁日旺是梁姓自己弄死的，为的是跟唐姓‘一命抵一命’”。更关键的是，证人陈亚茂的供词戳破了真相：案发第二天傍晚，他从素龙墟回家，路过榃芃冈时，看见梁姓的梁亚松带着两个后生用竹篷遮着什么，还听见梁日旺的叫喊声，没多久就没了动静——陈亚茂还说，梁日旺是他伯母的兄弟，他绝不会认错人。

到这儿，案子的脉络基本清晰了：梁姓人知道唐灶敏死了，怕唐姓报官吃大亏，就把本族的梁日旺弄死，想伪造“互杀”的假象。可这梁日旺是什么人？杜凤治查得很清楚：七十八岁的孤老头，没妻没子，靠在庙里当庙祝、收点香火钱过活，身子骨早垮了，连走路都得拄拐。“就这么个老人，唐姓人犯得着特意来杀他？”杜凤治把惊堂木一拍，传梁姓出头的梁亚章和地保梁亚德上堂。

这俩人一开始还狡辩，说“都是村民乱说”，直到杜凤治把陈亚茂和绅耆们的证词一条条摆出来，俩人还是嘴硬。杜凤治没客气，下令“重责三十大板”——按清代律例，地保知情不报本就该罚，梁亚德作为在官人役，还帮着梁姓隐瞒，打他是给其他乡役提个醒。打完后，杜凤治把俩人关了起来：“啥时候把真凶梁景泰、梁日宽交出来，啥时候再放你们。”

可这案子拖了两个多月，真凶一直没抓到。杜凤治心里清楚，粤西乡下宗族势力大，梁姓人把真凶藏起来，差役根本搜不到；更麻烦的是，被控杀人的唐五、唐义不好放，但他们本就有绅耆担保没在场，要是一直关着，唐姓人肯定不答应，说不定还会闹出事来。

他在日记里写：“穷汉争命案，争的不是对错，是口气。要是一直拖下去，两姓说不定会打起来，到时候就不是两条人命的事了。”

于是，杜凤治换了个法子。他单独提审地保梁亚德，没再凶他，反而放缓语气说：“你是地保，知道包庇的后果。现在说了实话，我可以算你‘因公失察’，不追究你的罪；要是还藏着掖着，等真凶抓到，你也得跟着坐牢。”梁亚德这才松了口，吞吞吐吐说“是梁景泰、梁日宽让人把梁日旺捂死的，怕唐姓人多占理”。

可即便有了证词，知道了真凶，杜凤治也没立刻派兵去抓——按他的经验，梁姓人多，硬抓只会激化矛盾。他先把唐五、唐义放了，让绅耆们担保他俩“不参与两姓争斗”；又谕令梁姓族人“三日内交出真凶，否则按‘全族包庇’论处”——这更多是为施压而放的狠话，因在实际执法中难真追究全族。 可三天过去，梁姓还是没动静，只说“真凶跑了，找不到”。

这时候，杜凤治也没逼得太紧。他知道，梁姓没绅衿撑腰，都是穷苦农户，真把人逼急了，说不定会集体逃荒，到时候地方上少了人丁，赋税都收不上来。他在日记里感叹：“基层断案，哪能全按律条来？律条说‘故杀者斩’，可真斩了梁景泰，梁姓人会恨一辈子，以后这地方就别想太平了。”

后来，杜凤治调回南海任职，这案子最终也没抓到所有真凶。但他在任时，至少厘清了真相：唐灶敏是梁姓人所杀，梁日旺是被梁姓族人用来“顶凶抵命”的，没让唐姓人背黑锅；还让梁姓赔偿了唐灶敏家的丧葬费，给陈氏娘仨留了条活路。按《大清律例》，这案子算不上“办结”，可在杜凤治看来，“让苦主有个交代，不让两姓再结仇，比抓着真凶判死刑更实在”。

要是放在现在，这样的案子会有完整的证据链：尸检报告、现场勘查记录、证人证言一一对应，真凶难逃法网。可在清末的罗定州，没有法医，没有监控，连差役都不够用，杜凤治能做的，就是靠自己的经验和细致，尽量不办错案、不冤好人。他不像个“青天大老爷”，更像个“和事佬”，可正是这种“和事佬”的断案方式，在那个法律不完善、宗族势力庞大的年代，避免了更多悲剧。

杜凤治在日记里写过一句话：“钱可拿，但昧心钱断不可取；案可糊，但人命案不能糊。”他确实收过商家的孝敬，也在赋税里赚过“羡余”，可在这桩命案里，他没拿两姓一分钱（甚至还倒贴），没偏帮任何一方，只想着“把真相查清楚，让苦主过得去”。比起那些为了政绩草菅人命、为了钱财颠倒黑白的官员，杜凤治的这份“底线”，在清末的官场里，已经算难得的光亮了。

可反过来想，这光亮也透着无奈。要是杜凤治没派差役查访，要是没绅耆愿意作证，陈氏娘仨可能就成了“诬告者”，两边说不定还要再赔上几条人命；要是梁姓有强力绅衿撑腰，这案子说不定会被压下去，真相永远埋在榃芃冈的山坡上。在那个“人治”大于“法治”的时代，老百姓能不能讨到公道，全看遇到的官员是不是“有心”——这既是陈氏娘仨的幸运，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就像这桩唐梁两姓命案，表面上是“争山杀人”，骨子里是穷苦百姓的无奈：唐姓人要靠官山放牛活命，梁姓人要靠官山埋人，一点矛盾就能闹成人命。杜凤治能断好这一个案子，却断不了天下无数个“唐灶敏”“梁日旺”的困境——毕竟，当老百姓连活命的土地都没有时，再公正的官员，也救不了一个腐朽到根子里的王朝。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