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超过3.75亿，比10年前增长69.73%。中国的人口流动依然非常活跃，其中的性别差异也值得关注。一个较为显著的趋势是，在向大城市的人口迁移中，女性比例正在上升。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中女性比例上升，意味着更多高学历女性和外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超过3.75亿，比10年前增长69.73%。中国的人口流动依然非常活跃，其中的性别差异也值得关注。一个较为显著的趋势是，在向大城市的人口迁移中，女性比例正在上升。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中女性比例上升，意味着更多高学历女性和外来务工女性对大城市用脚投下选择票 。（光明日报）

大城市为何能吸引更多年轻女性？在此背景下，来自首尔大学的Yumi Koh、新加坡管理大学的Jing Li、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Yifan Wu、北京大学的易君健、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张瀚哲，合作撰写的“Young women in cities: Urbanization and gender-biased migration”，在发展经济学国际顶级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正式发表。

该文研究发现，从农村到城市迁移的年轻女性比年轻男性更多。这种性别差异化的迁移模式主要则是由婚姻激励驱动的。该文的研究表明，这种迁移中的性别失衡可能会进一步扩大城乡以及男女间婚姻市场日益增长的差异。

Title: Young women in cities: Urbanization and gender-biased migration

城市中的年轻女性：城市化与性别偏向的迁移

作者简介

Yumi Koh

首尔大学

Jing Li

新加坡管理大学

Yifan Wu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易君健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张瀚哲

密歇根州立大学

摘要

Young women outnumber young men in cities in many countries during period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This gender imbalance among young urbanites is more pronounced in larger cities. We use the gradual rollout of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cross China as a quasi-experiment to establish the causal impact of urbanization on gender-differentiated incentives to migrate. We highlight the role of the marriage market in increasing rural women’s chance of marrying and marrying up in urban areas during rapid urbanization.

在许多国家的经济成长和城市化时期，城市中年轻女性的数量超过了年轻男性。这种年轻城市居民中的性别失衡在大城市更为明显。本文利用中国特区逐步推广的情况作为一个准实验，以确定城市化对性别差异化迁移激励的因果影响。本文强调婚姻市场在快速城市化期间，增加农村女性结婚机会以及在城市中“高攀”结婚的作用。

介绍

大多数国家的城区女性人数超过男性（世界银行，2023年）。图1根据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描绘了本地人和国内移民按年龄划分的净女性比例（女性比例减去男性比例）。如图所示，所有年龄段的本地人净女性比例接近零，表明他们的性别分布是平衡的。相比之下，年轻移民的净女性比例是正的，表明年轻女性移民过剩。总体而言，这表明性别失衡在很大程度上受迁移影响，而不是出生时的因素。

图1. 2000年中国移民和本地人按年龄划分的性别差异。数据来源：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注释：如果一个人跨越县迁移，则被定义为移民；否则被定义为本地人。当性别分布完全平衡时，这个值为零；当女性过剩时为正；当男性过剩时为负。）

此外，这种性别失衡在大城市更为明显。图2显示，年轻女性移民主要流向大城市。图2显示，在目的地中，年轻女性移民的过剩更为突出，目的地的大小以1982年中国人口普查报告的人口规模来衡量。因此，年轻人口中的总体性别失衡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增加（图2c）。即使在控制城市间工业组成异质性，通过控制行业固定效应时，这一趋势仍然持续（图2d）。

图2. 大型城市年轻个体中的性别失衡。数据来源：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

注释：在图a和b中，本文使用了2000年16至25岁的年轻移民样本。在图(c)中，使用了2000年16至25岁的所有个体样本，并估计了以下模型：

在图(d)中进行了类似的分析，但进一步包括了个体劳动市场行业的固定效应。

本文中的目标是（i）识别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期间年轻群体中的性别差异化迁移模式，以及（ii）调查可能导致性别特定迁移模式的各种迁移激励。本文的实证分析以1996年至2000年间中国的国内迁移为中心。这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背景，因为这是一个以快速城市化、活跃的国内迁移和地区间性别失衡增长为标志的时期。尽管本文的分析是基于中国的具体背景，但后面讨论的含义广泛适用于经历类似快速城市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为了确定城市化对性别差异化迁移激励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特区（以下简称SEZ）的逐步推广。SEZ在不同地点创造了特定于位置和时间的城市化程度变化，影响不同地点的经济吸引力，从而影响个体的迁移决策。本文的识别利用了在样本期间以零星方式在中国各地建立的众多SEZ，以及由政府程序驱动的准随机建立时间。这些特征特别重要，因为确定城市化和迁移之间的因果关系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制约：城市的诞生和增长取决于一系列特定于位置的因素，如文化、地理、交通、自然资源、气候和历史，这些因素通常难以观察和测量。在这些因素与居住在城市地区的性别差异化偏好相关联的程度上，可能会引发内生性问题。本文的实证策略利用SEZ的推广有助于解决这种内生性问题。

本文使用两组数据：（i）2000年中国人口普查和（ii）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SEZ名单。通过对齐普查中个体的迁移时间与SEZ的建立时间，估计了SEZ开放对迁移量和移民中性别比例的影响。本文从县级层面的错位差异-差异（以下简称DiD）模型的估计显示，SEZ的开放增加了年轻移民的流入，特别是对年轻女性移民比例的影响尤为显著。

为了进一步考虑个体异质性，本文采用了个体层面的第一差分（以下简称FD）估计器。本文构建了一个类似Bartik的综合解释变量，捕捉了1996年至2000年间其他地点外部吸引力的变化。这个变量作为一种“拉力”，当其他地点因城市化带来的机遇增加而变得更具吸引力时，激励人们搬迁。其影响由1995年已有的迁移网络加权。本文发现，构建的拉力因素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年轻男性迁移到其他县的概率就会增加1.90个百分点。对于年轻女性来说，这种影响要大0.19个百分点。这些估计不仅显示了男性和女性之间的统计差异，而且还展示了差异的相当大的幅度，特别是考虑到样本期间大约有10%的人口迁移。

为了进一步调查年轻个体性别差异化迁移的潜在机制，本文调查了婚姻和非婚姻激励迁移。在婚姻方面，鉴于中国的父系和超嫁背景，更多的农村女性可能会被吸引迁移寻找更有能力和更富有的丈夫。在非婚姻方面，更好的劳动力市场机会、教育机会和增加的便利设施福利也可能吸引女性。本文基于各种子样本和额外的婚姻市场结果的FD模型的估计与以婚姻激励为中心的解释一致。本文发现，更强的拉力因素不仅增加了婚姻的可能性，而且对于年轻女性来说，与年轻男性相比，结婚的可能性也更大。

本文的研究对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差异在城乡之间以及男女之间都很明显。从婚姻市场的角度看，城市中相对较多的年轻女性有利于男性，不利于城市中的女性；农村的情况则相反。本文研究的一个含义是，这种不断扩大的空间不平等和性别鸿沟可能对婚姻和生育结果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性别在空间上的不匹配可能会导致整体社会和家庭稳定性的下降。本文研究的另一个含义是，由婚姻激励驱动的性别失衡迁移可能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反身效应。具体来说，城市中更多的女性可能会影响可用的工作类型、求职竞争和城市中的性别工资差距。

来源：学术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