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众所周知，全名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是诺贝尔基金会颁发的六大奖项之一，旨在表彰经济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却是唯一一个不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其遗嘱中设立的奖项。它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其成立300周年之际
我们为什么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
李井奎
众所周知，全名为“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虽然是诺贝尔基金会颁发的六大奖项之一，旨在表彰经济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却是唯一一个不是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其遗嘱中设立的奖项。它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在其成立300周年之际捐资设立的一个新的奖项，从1969年首次颁奖以来，到现在已经颁发了56届。2025年10月13日将要颁发的是第57届诺贝尔经济学奖。
瑞典中央银行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目的，意在表彰获奖者在经济学领域的“杰出贡献”，通常侧重于这些学者工作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推动经济学科学的发展，希望能够使经济学像物理学、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一样，得到同等的认可和激励。
经济学从其奠基人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一书算起，到如今只有249年，还是一门很年轻的学科，但从诞生之日起，它就深受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亚当·斯密1723年出生时，现代物理学之父艾萨克·牛顿已经81岁，但他对经济学的影响却通过苏格兰启蒙运动传给了我们的这位经济学之父。斯密在他的著作中明确地表示对艾萨克·牛顿方法的推崇：“我们可以效仿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方式，先确立某些已知或已被证实的原理，再从这些原理出发，解释各类现象，并将所有现象通过同一逻辑链条串联起来。我们可将后一种方法（牛顿式方法）称为‘牛顿方法论’，它无疑是最具哲学性的方法；无论在道德哲学、自然哲学还是其他任何学科中，这种方法都远比另一种方法（亚里士多德式方法）更精妙，也正因如此，更具吸引力。”（《修辞学与文学讲稿》）可以说，亚当·斯密是一个典型的牛顿主义者，这使经济学从一开始便烙上了它对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崇拜。
到了19世纪70年代经济学爆发了一场所谓“边际革命”之后，经济学开始更加彻底地向自然科学和逻辑学靠拢，开始逐步把自己打造成所谓“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均衡”“最优”“弹性”等等概念，都是从当时的物理学中借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洛桑学派的一代宗师莱昂·瓦尔拉斯一生都是数学和物理学的崇拜者，他创建的“一般均衡体系”把经济世界想象成一个可以进行微调的机械世界，赢得了后世无数的追随者。到20世纪50年代，一般均衡体系被肯尼斯·阿罗和杰拉德·德布鲁建立起了若干假设下的一套公理化体系，为经济学的科学之路走完了最光辉的一段旅程。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瑞典中央银行才会有勇气提出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设想。或许，在他们看来，经济学这门当时来看诞生尚不足200年的新学科，已然可以称得上是一门现代意义上的严肃科学了。
但是，现代经济学它真的是科学吗？它产生出过真正的思想创新吗？它又对现实世界具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
当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第一次把这个奖项颁发给计量经济学的创始人——挪威的拉格纳·弗里希和荷兰的简·丁伯根时，也许他们已经忘记了30年前的那场争论。
1939年，经济学界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剑桥大学威名远播的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公开对计量经济学开了火。那一年，凯恩斯收到了国际联盟寄给他的两本书，都是使用计量经济学开展的对商业周期的研究，这两本书的作者就是日后在计量经济学界大名鼎鼎的简·丁伯根。但凯恩斯完全不赞成这样的研究，凯恩斯给出的最终意见是：丁伯根自己从事这样的研究当然是可以的，但由国际联盟这样的权威机构予以公开出版发行，却不值得推荐。在争论升级之后，凯恩斯甚至这样评价这套学问：“没有人能比丁伯根教授更坦率、更用心、更不带主观偏见或更不偏狭的了。因此，就人类的品质而言，把黑魔法托付给他，实在没有谁比他更妥当的了。若是要我在现阶段安心地相信他，或者若要认为这种统计炼金术已经成熟到可以成为科学的一个分支的地步，那我还没有被说服。但是，牛顿、波义耳和洛克都玩炼金术。所以，就让他继续玩下去吧。”
凯恩斯一定想象不到，在他去世后将近80年的今天，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界风行的程度会远远超出他的预想，它今天已经是经济学界“百万漕工衣食所系”，各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经济研究部门充斥着各式各样的“回归猴子”，每天得出各种各样或显而易见或匪夷所思，但都转瞬即逝的结论。而且，其中还有很多项研究数据无法复刻，当然，发现这种情况时都已经是多年以后，当年的结论也已经没人关心了。
那么，经济学又提出过哪些真正让我们需要思考之后才能认识到的真理吗？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或许可以帮我回答这个问题。上个世纪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叫斯塔尼斯拉夫·乌拉姆，他这个人知识非常广博，从基础数学、核物理到航天飞机，没有他不精通的。但他有点看不起经济学，总觉得经济学的结论都是些非常显然的大家都知道的常识，还要强行弄一大堆数学，结果跟真实世界也没啥关系。有一次，乌拉姆与著名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一起共进晚餐，乌拉姆提出了这样一个挑战：“你们经济学里面，到底有没有那种既不显然、又确实正确，既真实又重要的命题？”萨缪尔森教授一时竟然没有想起来，他辗转反侧了一整个晚上，终于想到了一个，那就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原理。于是，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敲开了乌拉姆的房门，兴奋地告诉了他这个答案。
要知道，萨缪尔森教授可是上个世纪经济学最杰出的天才学者，也是美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还需要苦思冥想一个晚上，才能想到一个100多年前的原理。而且，即便是这个比较优势原理，想弄懂它也不需要花上一个晚上的时间。
那么，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又怎么样呢？
应该说，我们普通人会认为它一定是有影响的，事实上，至少知识阶层的人也确实这样认为。但问题是，他们对这种影响的评价却大相径庭，甚至截然相反。
若以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来论，20世纪的经济学家恐怕难有出凯恩斯其右者，但就是这个对后世发展带来的经济科学曾经多所挞伐的凯恩斯，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却纷纷认为他是恶魔的化身，因为他强调了当经济陷入大萧条状态时，政府或许应该做出干预，这就触犯了以自由放任为旗帜的这派经济学家的逆鳞。而作为这一派学者的杰出代表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与他同时分享这一奖项的刚纳·缪尔达尔教授却公开表示抗议，认为对方根本不配赢得这一奖项。的确，我们从来没有在诺贝尔物理学奖或化学奖、医学奖上看到过，同时荣膺这一奖项的两个人，其学术观点竟然截然相反！
虽然我讲了这么多对经济学不利的话，但我不认为这门学科不重要。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尝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的教父级学者弗兰克·奈特教授曾经说，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原理都是那些人们最为熟悉的常识。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一个自称科学的经济学来为我们揭示这些我们最为熟悉的常识呢？
我想到的答案有两个。第一，因为常识虽然重要，人们却时常忘记这些常识。甚而至于，人们的心智在某些时代，或者受到某些思想的蒙蔽之下，他们还会选择性地遗忘那些宝贵的常识。这需要一门学科提醒大家，甚至是以科学的形式告诉世人，遗忘这些常识所带来的灾难是多么的可怕！
第二，为了第一点，我们需要创造一个可以让这种对常识的捍卫推上圣坛的仪式，对于经济学来说，一年一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奖所引发的新闻热度，就是这样一种仪式。在当今这个时代，科学是新的神祇，如果获得了这个神祇的认可，经济学也就能披上神圣的外衣，这样它所讲的那些如果用平常的话来说就显得寡淡无味，甚至不需要思考上2分钟就明白的道理，变得值得倾听！
如此而已！
事实上，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学问。相比较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许是更为深奥的学问，那些讥笑这门学科的人无非是在自嘲自己的无能，而庆幸自己选择了一门容易的科学。
最后，让我们来重温100年前凯恩斯在纪念他的老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那段对经济学的著名评断吧：
“知识界不是认为，较之于哲学和纯科学的高深分支学科，经济学要来得容易些吗？然而，优秀甚或称职的经济学家却是凤毛麟角。一门容易的学科，而精通者却寥寥无几！这种吊诡之状，有一个可能的解释，也许是因为杰出的经济学家必须具备极为难得的综合天赋吧。他必须在多个不同的方面都有着很高的造诣，而且还必须集多种难以兼得的才华于一身。他必须是数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某种程度上还须是一位哲学家。他必须精通符号、善于辞令。他必须根据一般而思考特殊，在思想的灵光一闪之间触知抽象和具体。他必须根据过去，为了未来，研究现在。人类的天性或者其社会机理，他无不洞察于心。他必须意志果决，胸怀无私，两种品质加于一身；他要像艺术家一样远离尘嚣，志行高洁，有时又要像政治家那样深入民间，洞悉民情。如此种种理想的多重面向，马歇尔虽不是全然具备，但得之也多。不过，最主要的还是他受过的多方面的训练以及自身多重的天性，是这些赋予了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所必须具有的天赋中最重要、最基本的素养——他是超群的历史学家和数学家，是在特殊与一般、暂时与永恒之间同时遨游而无窒碍之人。”
让我们热切期待2025年10月13日揭晓的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吧，既然是一场属于经济学家及少数关心经济学的人们的狂欢，那就嗨起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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