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朝不像明朝一上来就死磕农业税，它搞的是 “银钱并行” 的货币体系：国家收税、发俸禄、办军需用白银，老百姓日常买米、打油、雇短工用铜钱。这种双轨制看着灵活，其实从一开始就埋了雷 —— 银价的高低，直接拴着国家财政的命门。

壹

1644 年清军入关，定鼎北京，顺治帝坐在紫禁城的龙椅上，面对的不只是满目疮痍的国土，还有一个更棘手的问题 —— 怎么让天下的银子乖乖流进国库。

清朝不像明朝一上来就死磕农业税，它搞的是 “银钱并行” 的货币体系：国家收税、发俸禄、办军需用白银，老百姓日常买米、打油、雇短工用铜钱。这种双轨制看着灵活，其实从一开始就埋了雷 —— 银价的高低，直接拴着国家财政的命门。

《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约 4854 万两白银，其中地丁银（农业税）占 3281 万两，盐税 701 万两，关税 540 万两，杂税 332 万两。

农业税还是大头，占比近 68%，但工商税（盐、关、杂税）已经占到 32%，比明朝万历年间的 10.7% 高出不少 —— 这倒不是清朝多懂 “搞活工商业”，而是它从明朝手里接了个现成的好底子 —— 江南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广东的茶叶都是外贸拳头产品。

更关键的是，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美洲白银重新大量流向中国，解决了崇祯头疼的“银荒”问题，为顺治、康熙时期的财政稳定提供了足够的外部白银支撑。

欧洲排队枪毙的起点:三十年战争时期古斯塔夫的三排齐射方阵

清朝吸取了老朱家人收不上税的教训，再加上权力基础不同 —— 明朝皇帝多数时候是光杆司令，被文官集团按在地上摩擦，清朝皇帝有天然的底盘：满蒙贵族、八旗军功集团，所以收得上工商税。

那时候的银价也稳，一两白银能换 800 到 900 文铜钱。农民种一亩地，收的粮食卖了铜钱，再换成银子交税，折算下来负担不算重。乾隆自己也得意，说 “海内殷富，府库充盈”，还搞了五次普免天下钱粮 —— 不是他大方，是那时候银子大量流入中国，够花，银价稳得住，财政扛得住。

可很少有人注意到，这稳定是靠 “外来白银” 撑着的。彭信威在《中国货币史》里说，清朝前中期的白银，有三分之二来自美洲的墨西哥银矿和秘鲁银矿，一旦美洲银矿减产，或者白银流不动了，银价就得乱，大清就会面对大明当年的问题 —— “银荒”。

另外，清朝没搞过货币改革，白银是 “称量货币”，各地的银锭成色不一样，有松江的 “松江锭”、苏州的 “苏元锭”，甚至还有外国的 “鹰洋”“马剑洋”，收税时得熔成 “库平银”，中间的损耗、折价，全成了地方官盘剥百姓的空子。

就像建房子没打牢地基，风调雨顺时看着结实，一旦刮大风，最会出大问题。

贰

乾隆末年，风果然来了。

乾隆

先是美洲银矿减产。1790 年以后，墨西哥银矿的产量掉了四成，运到中国的白银一下子少了一半。紧接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往中国偷运鸦片 —— 乾隆年间还只是每年几百箱，到嘉庆末年就涨到每年四千多箱，道光十八年（1838 年）更是突破四万箱。

鸦片这东西，是纯粹的 “白银抽水机”。那时候广州的鸦片商算过账，一箱鸦片能换六百两白银，四万箱就是两千四百万两 —— 相当于清朝半年的财政收入。白银只出不进，市场上的银子少了，银价自然就涨了。

我读过冯桂芬的《显志堂稿》，里面记了道光二十年（1840 年）的事：他老家江苏吴县，一两白银能换 1600 文铜钱，比乾隆年间翻了一倍。农民的日子一下子就苦了 —— 种庄稼卖的还是那些铜钱，可交税要的银子，得比以前多交近一倍。比如一亩地以前交一两银，折合 800 文铜钱，现在得交 1600 文，等于税负翻了番。

林则徐在道光十八年的奏折里也急得跳脚：“小民计工受值皆以钱，而完粮纳税皆以银，银贵钱贱，无异于加赋。” 意思是老百姓挣的是铜钱，交的却是白银，银价一涨，比朝廷明着加税还狠。

可清朝也有自己的 “祖宗之法”，也不好动税收。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定了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又搞 “摊丁入亩”，把税银固定在土地上 —— 这规矩到了道光年间，成了谁也碰不得的 “铁律”。

士绅集团像在明朝时一样天天喊 “祖制不可违”，其实是怕动了自己的利益：地方官靠银钱折算的 “火耗” 发大财，江南的盐商、广东的行商，靠白银贸易垄断财源，银价涨得越狠，他们赚的差价越多。

道光皇帝不是没试过改革。他让陶澍整顿盐政，把 “纲盐法” 改成 “票盐法”，打破盐商的垄断，结果两淮盐商联合江南督抚闹事，说 “坏了祖宗的盐引制度”，陶澍干了没几年就被调走，改革不了了之。又让林则徐查鸦片，结果引发鸦片战争，赔了 2100 万银元（折合白银 1470 万两）—— 这钱还是得从老百姓身上刮，银价更贵，税负更重，恶性循环就这么开始了。

叁

鸦片战争后，清朝的财政就像漏了的船，怎么堵都堵不上。

《南京条约》赔的银子还没还清，太平天国又起来了。从咸丰元年（1851 年）到同治三年（1864 年），太平军占了江南半壁江山 —— 这里是清朝的 “钱袋子”，地丁银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关税占一半，盐税占七成。

财政收入断了，朝廷只能靠 “捐纳”（卖官）、“厘金”（商业税）来凑钱，可厘金又被地方督抚把持，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全靠厘金养着，中央根本管不了。

这种结构性变化其实比暂时的战争破坏影响更为深远，它彻底改变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与权力格局。可以说，后面的东南互保、北洋军南下后脱离袁世凯掌控、军阀混战，根子都在这。

而这时候的银价，已经乱得没边了。《翁同龢日记》里记了同治元年（1862 年）的北京：一两白银能换 2200 文铜钱，比道光初年涨了近两倍。农民交不起税，要么逃荒，要么跟着太平军造反；地方官收不上税，就苛捐杂税，什么 “亩捐”“房捐”“铺捐”，甚至连卖豆腐都要交 “豆腐捐”。

王庆云在《石渠余纪》里算过一笔账：咸丰年间，全国财政收入名义上有 3000 多万两，可实际能到中央的只有 1000 多万两，剩下的全被地方截了。朝廷想铸银元来稳定银价，结果各省各自为政，广东铸 “龙洋”，湖北铸 “湖北银元”，成色、重量都不一样，反而更乱。

“风浪越大鱼越贵”，和在大明朝时一样，那些天天喊 “忠君” 的士绅集团，背地里在发国难财。江南的士绅，一边给朝廷捐钱 “剿匪”，一边偷偷给太平军卖粮食、卖军火，两头赚钱；广东的士绅，搞起了各种“公局”，修碉楼、建军队；北京的官员，靠 “京察”（考核）收贿赂，地方官进京述职，没个几万两银子根本见不到军机大臣。

利益集团也越发复杂：满汉官僚、地方督抚、盐商、晋商、买办，拧成一股绳，把国家财政当成了肥肉。光绪年间搞洋务运动，建工厂、修铁路，需要钱，可银子要么被挪用，要么被贪污 —— 李鸿章的轮船招商局，每年利润几百万两，最后落到私人腰包的比上交朝廷的还多（具体细节在我的前作《从曾国藩、李鸿章到杜凤治：真实的晚清官员和他们的捞钱手段》里有介绍）。

肆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辛丑条约》赔了 4.5 亿两白银，分 39 年还清，加上利息一共 9.8 亿两 —— 这相当于当时清朝 12 年的财政总收入。

写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发现一个问题：为什么这时候清朝的财政总收入比乾隆年间反而高了？

原因很复杂，这里只提其中两个关键因素：

一是英国人赫德掌管的海关成了 “提款机”。以前清朝海关收税全靠官员瞎折腾，贪污腐败严重，一年最多收 500 万两；英国人按西方制度管海关后，引入账本和稽查体系，到 1908 年关税（洋关+常关）涨到 4300 万两，相当于给清朝财政装了个 “稳压泵”。

二是英国等列强刻意维持清朝不倒 —— 他们不是发善心，而是怕清朝垮了没人还赔款，更怕中国乱了没法做生意。所以赫德一边帮清朝整顿海关，一边逼着清政府加税，甚至借钱给清朝填窟窿，本质是把清朝当成持续吸血的 “宿主”。就像农场主给病牛打针，不是为了救牛，是怕牛死了没肉吃。

为了赔钱，朝廷只能往死里刮：地丁银加征 “庚子赔款捐”，盐税每斤加征 4 文，关税由外国人控制，连鸦片税都合法化了（叫 “土药税”）。这时候的银价，反而开始跌了 —— 因为世界各国都用金本位，白银成了普通商品，国际银价从 1873 年的每盎司 1.3 美元，跌到 1900 年的 0.6 美元。

可老百姓没得到半点好处。银价跌了，铜钱也跟着贬值，一两白银能换 2800 文铜钱，而大米价格却涨了三倍 —— 光绪末年，北京的大米每石（约 103 斤）要 2000 文，农民卖一石米换的铜钱，还不够交一亩地的税。

晚清最后十年，全国每年有近千万农民变成流民，要么闯关东，要么下南洋，要么加入会党。宣统三年（1911 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调兵镇压，可国库只有 100 多万两白银，连军饷都发不出 —— 隆裕太后把自己的私房钱（内帑）拿出来，也只有几百万两，根本不够用。

这时候再看清朝的财政，早已不是 “银价波动” 的问题，而是整个体系的崩溃：货币混乱、税收失控、利益集团垄断、中央权威丧失。就像一道堤坝，先是被银价的潮水冲出裂缝，然后被利益集团挖空根基，最后轻轻一推，就塌了。

1912 年 2 月 12 日，隆裕太后颁布《退位诏书》，清朝灭亡。那些曾经喊着 “祖制不可违” 的士绅集团，转身就成了民国的议员、部长；那些靠白银发家的盐商、买办，摇身一变成了实业家 —— 只有老百姓，还在为几文铜钱的生计发愁。

伍

回溯清朝近三百年的财政困局，病根藏在两大核心能力的缺失里：

一是 “汲取能力”—— 从经济中有效收取资源的能力，却因利益集团梗阻、货币体系混乱而丧失；

二是 “渗透能力”—— 让财政资源直达治理末梢、服务公共目标的能力，又因中央权威瓦解、地方割据而瘫痪。一个既收不上钱、又花不好钱的政权，命运早已写定。

清朝不是没有改的机会：乾隆朝白银充盈，却因傲慢错失统一货币的时机；道光朝银贵钱贱，又因不敢触碰利益集团而搁置改革；光绪朝搞洋务，仍没理清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责。就像人染了病：早期不治，拖成慢性病；晚期束手，只能等着垮掉。

乾隆写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

从乾隆的傲慢、道光的犹豫到光绪的挣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权在每一个历史岔路口，都选了那条更熟悉却也更接近深渊的老路。它被早年的白银繁荣麻醉，被既得利益的网缠住，终究丢了改革自身的能力。财政崩溃，不过是这种深层僵化在物质层面的最终体现而已。

历史总在重复，可聪明人会从重复里学应变。比如清朝没解决的 “货币统一”，如今我们有了稳定的法定货币；清朝没做到的 “财政透明”，如今我们有预算公开、审计监督。但不管怎么变，有一条得记死：财政的根是老百姓，是公平与正义，一旦离了这个根，再强的王朝，也会被潮水冲垮。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