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一天，省政府大院门口的梧桐树叶，被秋风吹得噼啪作响，像一封封加急的电报。

1979年，贵州一老太到成都找知青儿子 说出名字后省长连夜召开会议

那一天，省政府大院门口的梧桐树叶，被秋风吹得噼啪作响，像一封封加急的电报。

我，李文峰，一个刚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省信访办没多久的毛头小子，正隔着玻璃窗，百无聊赖地看着门外那张被岁月和风霜刻满了沟壑的脸。

她就是那个来自贵州铜仁山区的石老太。

她已经在门口那根掉漆的电线杆下，坐了整整三天。

起初，门卫老张还去盘问几句，被她那双浑浊却执拗的眼睛看得没了脾气，只好由她去了。

后来，连我们这些办公室里的人都习惯了她的存在，像习惯了墙角那盆半死不活的文竹。

直到那天下午，快下班了，王主任指着窗外，对我下了最后通牒：“小李，去，把那个老太太劝走。给她十块钱，一张回贵州的火车票。我们这里是省政府，不是寻亲栏目。”

我捏着那十块钱和介绍信，心里一百个不情愿。

我走到她面前，蹲下身，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温和：“老奶奶，您要找的人叫什么？在哪个单位？您跟我说，我帮您查。”

她布满老茧的手，死死攥着一个洗得发白的蓝色布包，摇了摇头，声音嘶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我……我只晓得他小名叫狗蛋，当年在俺们村里当知青，后来当兵走了，来了成都。”

狗蛋。

我心里叹了口气。全中国叫狗蛋的，没有一百万，也有八十万。这怎么找？

“那大名呢？参军的部队番号？您总得有点线索吧？”

她还是摇头，浑浊的眼睛里泛起一层水光，嘴唇哆嗦着，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门卫老张开始不耐烦地驱赶。

“走走走，老太太，下班了，这里不能待！”

老太太像是没听见，只是用那双哀求的眼睛望着我。

就在老张伸手要去拉扯她的瞬间，她仿佛被抽干了所有力气，却又从心底涌出一股绝望的勇气。

她猛地站起来，用尽全身的力气，冲着省政府那栋庄严的办公楼，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呐喊。

“我找陆卫国！我找我的儿子陆卫国！”

陆卫国。

这三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开。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

门卫老张的手停在半空中，脸上的不耐烦瞬间变成了惊恐和茫然。

陆卫国——这个名字，在省政府大院里，是一个尘封多年，却又无人敢忘的禁忌。

那是咱们省，陆振华省长的独子。

二十年前，一场意外，走失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顾不上任何规矩，转身就往办公楼里冲。

我撞开了王主任办公室的门。

“主任！那个老太太……她说她找陆卫国！”

王主任手里的搪瓷杯“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热水溅了他一裤腿，他却浑然不觉。

他死死盯着我，嘴唇发白：“你……你说什么？”

“她说，她找陆卫国！”

那天晚上，省政府大楼的灯，一夜未熄。

陆振华省长，连夜召集了紧急会议。

而我，作为第一个接触到石老太的当事人，被破格允许列席。

我的人生，从那一刻起，被彻底卷入了一场横跨二十年的时代洪流与家庭悲欢之中。

二、背景铺陈

时间倒回三天前。

我叫李文峰，二十二岁，成都本地人。

父母都是普通工人，我算是家里第一个正儿八经的“国家干部”。

虽然只是省信访办一个端茶倒水、登记记录的办事员，但在街坊邻居眼里，已经是了不得的出息。

信访办的日子，说好听点是“为人民服务”，说难听点，就是个“垃圾桶”。

每天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诉求。

有丢了牛的，有邻里纠纷的，有举报干部作风问题的，还有的，就是像石老太这样，来找人的。

日子久了，人就容易变得麻木。

王主任常说：“小李，干咱们这行，心要硬一点。同情心不能泛滥，不然你自己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我嘴上应着，心里却总有点不以为然。

我总觉得，能千里迢迢跑到省政府来求助的，那都是被逼到绝路上的。

石老太就是在这时出现的。

那天早上，我刚骑着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到单位，就看见了她。

她穿着一身洗得看不出颜色的粗布衣裳，裤脚上还沾着黄泥。

背微微佝偻着，手里紧紧抱着那个蓝布包，像抱着全世界最珍贵的宝贝。

她就那么静静地站在大门口的梧桐树下，不说话，也不往前凑，只是望着那扇紧闭的铁门。

她的眼神，像我们家乡古井里的水，深不见底，藏着太多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登记完上午来访的几个人，一抬头，她还在那儿。

中午，食堂开饭，我端着饭盒出去，她还在那儿。

她从布包里摸出一个黑乎乎的、像是红薯干一样的东西，小口小口地啃着，喝着从门卫那里讨来的一点热水。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走过去，把我的半个馒头递给她。

“老奶奶，吃点这个吧。”

她愣了一下，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很久，才接过去，用几不可闻的声音说了句：“谢谢你，后生。”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一连三天，我每天都会跟她说上几句话。

她的故事，就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地，从她那干裂的嘴唇里吐露出来。

她叫石秀莲，今年六十有二，贵州铜仁府，大山深处一个叫“石头寨”的地方的人。

她这辈子没出过远门，连县城都去得少。

这次来成都，是她人生最大的一次冒险。

“俺家那口子，去年冬天没了。”她看着远方，眼神悠远，“临走前，他拉着我的手，说，秀莲啊，这辈子我没啥对不住你的，就一件。没能让你看到狗蛋成家立业。”

“他说，他走了，我就一个人了。让我一定要出来，找找狗蛋。活要见人，死……也得见个信儿。”

狗蛋，就是她的儿子。

但不是亲生的。

那是1959年，全国最困难的时候。

“那年头，饿死人是常事。山里更是没得吃，观音土都快被挖光了。”

“一天夜里，俺家那口子去河边下渔网，想捞几条小鱼给俺补补身子。结果鱼没捞着，在河滩的芦苇荡里，捡到了一个娃。”

石秀莲说到这里，眼睛里第一次有了光。

“那娃就放在一个竹篮里，身上裹着上好的绸布，滑溜溜的，俺们山里人见都没见过。”

“篮子里，还有一小块玉，碧绿的，通透。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娃的生辰八字，还有一个名字。”

“叫啥？”我忍不住问。

“陆卫国。”她一字一顿地说，然后又赶紧摆手，“那名字太大了，俺们庄稼人叫不出口，怕折了娃的福气。俺家那口子说，贱名好养活，就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狗蛋。”

他们两口子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

捡到狗蛋，就像是老天爷开了眼。

“为了养活他，俺们把家里最后一点口粮都给他熬成了米糊糊。俺和俺家那口-子，就靠挖野菜、啃树皮过活。”

“他小时候身子弱，三天两头发烧。山里没医生，俺就抱着他，一夜一夜地唱山歌，给他捂着。”

她的手，轻轻抚摸着那个蓝布包，仿佛在抚摸着当年的那个婴儿。

“后来，他长大了，聪明，书读得好。村里人都说，这娃是文曲星下凡。”

“再后来，运动来了，城里的知青下乡。狗蛋根正苗红，成了俺们村的民兵队长，带着知青们干活。”

“七五年，部队来村里招兵，他第一个报了名。他说，阿妈，我去当兵，保家卫国，将来有出息了，接您和阿爸去城里享福。”

他走了。

一开始，每个月都有信，偶尔还会有几块钱的津贴寄回来。

信里，他说他在成都，在一个很重要的部队。

他说成都很大，路很宽，有电灯，比星星还亮。

他说他很好，让爹妈不要挂念。

可从三年前开始，信，突然就断了。

钱，也没有了。

像一颗石子沉入大海，再无音讯。

石秀莲和老伴慌了神，托人写信去部队问，信都被退了回来，查无此人。

他们不识字，也不知道具体的部队番号，只知道一个“成都”。

“俺家那口子，就是活活等死的。每天都去村口那棵大榕树下等，从天亮等到天黑，眼睛都快望瞎了。”

“去年，他倒下了。临死前，他把那块玉交给我，说，这才是娃的根。你拿着它，去成都，去省城。那么大的官府，肯定能帮你找到。”

于是，她来了。

卖掉了家里唯一的老黄牛，换了路费。

揣着那块玉，和丈夫的遗愿，一头扎进了成都这座对她而言，如同汪洋大海般的陌生城市。

听完她的故事，我沉默了很久。

我无法想象，一个一辈子没出过深山的老人，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走完这上千里的路。

我也终于明白，她为什么不肯走。

对她而言，省政府大门前这块地，就是她最后的希望。

希望破灭了，她也就活不下去了。

我跟王主任提了这件事。

王主任呷了口茶，眼皮都没抬：“小李，这种故事，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每年都有那么几十个来找当兵失踪的儿子的。大部分都是牺牲了，部队没给通知，或者通知寄丢了。还有的，就是在外面变了心，不想认山里的穷亲戚了。”

他顿了顿，看着我：“你是个新来的，有同情心是好事。但规矩就是规矩。我们这里不是派出所户籍科。你给她登个记，然后按我说的，给钱，送走。”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一个人的善意，渺小得像一粒尘埃。

我只能无奈地拿着钱和介绍信，走向那个在秋风中瑟瑟发抖的孤独身影。

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当“陆卫国”这三个字从她嘴里喊出来的时候，我才猛然惊觉。

我所以为的，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寻子的悲情故事，背后竟然牵扯着本省最高行政长官尘封二十年的伤疤。

三、事件推进与矛盾激化

省政府小会议室里，烟雾缭绕。

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

长条会议桌的主位上，坐着陆振华省长。

他看起来比平时苍老了许多，两鬓的白发在灯光下格外刺眼。

他没有说话，只是用手指一下一下地敲着桌面，那沉闷的“笃笃”声，像是敲在每个人的心上。

旁边坐着省政府秘书长，公安厅的两位副厅长，还有我们信访办的王主任。

我，作为一个小小的办事员，被安排在最末尾的角落里，负责记录。

但我一个字也写不下来，手心全是汗。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王主任擦着额头的汗，小心翼翼地汇报完了事情的经过，“那个老太太，叫石秀莲，现在暂时安置在招待所，由小李同志陪着。”

公安厅的张副厅长开口了，声音洪亮：“陆省长，我看这件事，百分之九十是假的。这些年，冒充您失散亲属的骗子，没有一百也有八十了。目的就是为了骗钱，或者解决什么个人问题。”

另一位李副厅长也点头附和：“是啊，省长。二十年了，时间太久了。当年您和苏姐把整个四川翻了个底朝天都没找到。怎么可能一个贵州山里的老太太，就这么轻易地找上门来了？”

“而且她说捡到孩子的时间是1959年，卫国是58年底失踪的，时间上倒也对得上。但是地点，一个是成都，一个是贵州铜仁，相隔上千里。一个几个月大的婴儿，怎么可能独自漂流那么远？”

“对，这不符合逻辑。”

大家七嘴八舌地分析着，都倾向于这是一场骗局。

只有陆省长，始终一言不发。

良久，他抬起头，目光扫过每一个人，最后落在我身上。

“小李。”

“到！”我吓得猛地站了起来。

“你和那个老同志接触了三天，你觉得，她像个骗子吗？”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

我紧张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我回想着石秀莲那双浑浊而干净的眼睛，回想着她啃着红薯干时满足的神情，回想着她提起“狗蛋”时，脸上那份发自内心的慈爱。

骗子？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那份感情，不像是装出来的。

我深吸一口气，鼓起勇气说：“报告省长。我……我不知道她是不是骗子。但我感觉，她不像。她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细节，都……都很真实。她提起她儿子的时候，那种感情……不像是假的。”

我说完，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王主任在桌子底下悄悄踢了我一脚，脸上满是责备。

我心里一沉，知道自己可能说错话了。

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

一个穿着得体，气质温婉的中年妇女走了进来，她的眼眶红肿，显然是刚刚哭过。

是省长夫人，苏文静。

她曾是省歌舞团的台柱子，后来因为孩子走失，一夜白头，便退居幕后，深居简出。

“振华。”她走到陆省长身边，声音颤抖，“让我去见见她。”

陆省长握住她的手：“文静，你别激动。事情还没搞清楚。”

“不，我要去见她！”苏文静的情绪有些失控，“你听听他们说的，他们都说是骗子！可万一呢？万一她不是呢？那是我们的儿子啊！二十年了，我等了二十年了！”

她的声音里带着哭腔，充满了绝望和希冀。

“就算是骗子，我也要去看看！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不能放过！”

看着妻子痛苦的模样，陆省长那张素来坚毅的脸上，也露出了深深的疲惫和哀伤。

他闭上眼睛，再睁开时，已然做了决定。

“好。安排一下，我们见一见。”

他又转向公安厅的人：“但是，该走的程序，一样不能少。立刻派人去贵州铜仁，核实这个石秀莲的身份，以及她所说的一切。另外，联系军区，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陆卫国’或者小名叫‘狗蛋’的士兵，籍贯是贵州铜仁石头寨。”

“是！”

命令下达，整个国家机器开始高速运转。

而一场风暴的中心，是省政府招待所一个普通的房间里，那个对此一无所知，正局促不安地坐着的老人。

招待所的房间，是她这辈子住过的最好的地方。

有柔软的弹簧床，雪白的被褥，还有一个能冲出热水的“洋玩意儿”。

可石秀莲却显得坐立不安。

她不敢坐那张软床，只肯坐在硬邦邦的木头椅子上。

服务员送来的饭菜，她也只动了几口白米饭，那些有鱼有肉的菜，她一口没碰。

“后生，这得花多少钱啊……”她小声问我，“俺……俺没钱。”

“老奶奶，您放心吃，这是政府安排的，不要钱。”我安慰她。

她还是不肯动筷子，从自己的蓝布包里，摸出那个黑乎乎的红薯干，想啃。

我连忙拦住她：“奶奶，您吃这个，饭菜凉了就不好吃了。”

她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感激和不安。

“后生，俺给你添麻烦了。”

“不麻烦，不麻烦。”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她要找的“陆卫国”，可能是省长的儿子。

我怕吓到她，更怕万一不是，给了她希望，又让她绝望。

就在这时，房门被敲响了。

王主任陪着陆省长和苏夫人，出现在门口。

看到他们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停滞了。

石秀莲显然没见过这么大阵仗，她慌忙从椅子上站起来，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苏文静的目光，像两道利剑，直直地射向石秀莲。

她从上到下，仔仔细细地打量着这个来自贵州山区的农村妇女。

她的眼神里，有审视，有怀疑，有期待，还有一丝……高高在上的优越感。

“你，就是石秀莲？”苏文静先开了口，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

石秀莲被她的气场镇住了，只是下意识地点了点头。

“你说，你捡到了我的儿子？”

石秀莲愣住了，她看看苏文静，又看看我，一脸茫然：“俺……俺是来找俺儿子狗蛋的。”

“狗蛋就是卫国！”苏文静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你把他的东西拿出来我看看！”

石秀莲被她吼得一哆嗦，下意识地抱紧了怀里的蓝布包。

我赶紧上前一步，轻声说：“老奶奶，别怕。他们是政府的领导，是来帮您找儿子的。您把那块玉佩拿出来给他们看看。”

听到我的话，石秀莲才像是找到了主心骨，颤抖着手，从布包最里层，摸出了一个用红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

她一层一层地解开红布，露出了里面那块碧绿色的玉佩。

那是一块龙凤纹的和田玉，质地温润，雕工精美。

在招待所明亮的灯光下，散发着柔和的光泽。

当那块玉佩出现的一瞬间，苏文静的身体猛地晃了一下，发出一声压抑的呜咽。

她一把抢过玉佩，紧紧地攥在手心，像是攥住了整个世界。

“是它……就是它……”她喃喃自语，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滚滚而下，“这是我和振华的定情信物，我们亲手给孩子戴上的……”

陆省长也快步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妻子。

他看着那块玉佩，这个在任何场合都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男人，此刻眼圈也红了。

“老人家……”他的声音沙哑，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您……您是从哪里……捡到这个孩子的？”

矛盾，在这一刻，被推向了顶点。

一边，是失散二十年，身居高位的亲生父母。

另一边，是含辛茹苦，养育了二十年的农村养母。

而那个被叫做“狗蛋”和“陆卫国”的男人，还未出现，就已经成了这场风暴的中心。

四、对峙与情感宣泄

那一刻，小小的招待所房间，仿佛变成了一个审判庭。

陆省长和苏夫人，是焦急的提问者。

而石秀莲，则是那个紧张的，甚至有些恐惧的回答者。

“他在哪里捡到的？河边？哪条河？”

“他被发现的时候，身上穿着什么衣服？是什么颜色？”

“他身上有没有什么记号？比如胎记，或者伤疤？”

苏文静的问题，一个接一个，又快又急，像是一阵密集的鼓点，敲打在每个人的心上。

石秀莲被这阵势吓坏了，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一辈子没跟“官”打过交道。

她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俺……俺家那口子……是在……芦苇荡里……”

“芦苇荡？对！就是芦苇荡！我记得那天风很大，我把他放在篮子里，用一块蓝色的布盖着！”苏文静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眼睛里闪烁着疯狂的光。

“是……是蓝色的布……上面还绣着……一朵小黄花……”石秀莲下意识地回答。

“小黄花！”苏文静的情绪彻底崩溃了，她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是我亲手绣的……是我亲手绣的啊！”

那一年，她因为出身问题，受到冲击。

丈夫陆振华也被下放到基层，前途未卜。

她在惊恐和绝望中，生下了儿子。

为了不连累孩子，也为了给他留一条活路，他们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

将刚刚满月的孩子，放在河边，希望能被好心人收养。

绸布、玉佩、写着生辰八字的纸条，是他们能给孩子最后的身份证明。

而那块绣着小黄花的蓝布，是她作为一个母亲，最后的温柔。

二十年来，这个场景，在她梦里出现过无数次。

每一次，都是撕心裂肺的痛。

现在，所有的细节，都从眼前这个苍老的农村妇人嘴里，得到了印证。

是她的儿子，真的是她的儿子！

陆省长扶着妻子，这个钢铁般的男人，此刻虎目含泪。

他转过身，面向石秀莲，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老人家！”

这一躬，重如泰山。

“您，是我们陆家的大恩人！是我们卫国……不，是狗蛋的救命恩人！”

他的声音，带着无法抑制的颤抖和感激。

石秀莲被这突如其来的一拜，吓得连连后退，一屁股跌坐在了椅子上。

“使不得，使不得啊，领导！”她慌乱地摆着手，“俺……俺们就是捡了个娃，养大了，算不得什么恩人……”

“不，您是！”苏文静哭着走上前，想要去拉石秀莲的手，却又有些犹豫。

她看着石秀莲那双布满老茧和裂口，指甲里还嵌着黑泥的手，眼神复杂。

最终，她还是握住了。

“大姐，谢谢你……谢谢你把我的儿子养大……”

“这些年，你受苦了……”

两个女人，两个母亲，一个养尊处优，一个饱经风霜，因为同一个男人，她们的命运在二十年后，交织在了一起。

石秀莲也流泪了。

她不知道眼前的人是谁，有多大的官。

她只知道，他们是狗蛋的亲爹亲妈。

她为狗蛋感到高兴。

“他……他现在好吗？”石秀莲仰着脸，用那双浑浊的眼睛，期盼地望着他们，“俺……俺就是想来看看他，看他过得好不好。”

“他好，他很好。”陆省长连忙回答，“他在部队，很出色，已经是团级干部了。我们……我们也是前几年才恢复联系。”

原来，陆卫国参军后，因为表现优异，被选拔进入了某个高度保密的科研单位。

为了保密，他被要求切断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这也是为什么，石秀莲的信会石沉大海。

直到两年前，政策松动，他才辗转联系上已经官复原职的陆振华。

父子相认，抱头痛哭。

只是，他们谁也没想到，当年的事，还有这样一段后续。

他们以为孩子是被成都本地的家庭收养了，找了许久无果，便也渐渐死了心。

谁能想到，他竟阴差阳错地，漂流到了千里之外的贵州深山。

“我们马上安排，让他回来见您！”陆省长斩钉截铁地说，“您是我们陆家的大恩人，以后，您就是我的亲母亲！”

苏文静也连连点头：“对，大姐，您以后就住在我们家，我们给您养老送终！”

他们说得情真意切。

那一刻，房间里的气氛，达到了情感的最高潮。

失散的亲人，救命的恩人，迟到的感谢，未来的承诺。

一切看起来，都将走向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也为石老太感到由衷的高兴。

她一辈子的苦，终于吃到了头。

然而，人性的复杂，往往就隐藏在最温情脉脉的时刻之下。

五、理性反击与事件暂缓

情感的潮水，来得快，去得也快。

当最初的激动和感恩过后，现实的问题，便如同退潮后裸露的礁石，尖锐地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第二天，省政府秘书长亲自来到招待所，和我还有王主任一起，与石秀莲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谈话。

秘书长姓钱，是个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的中年人。

他说话很客气，脸上始终带着和煦的微笑。

“老人家，昨天休息得还好吗？”

“好，好，太好了。”石秀莲局促地回答。

“是这样的，老人家。”钱秘书长泡了一杯茶，推到石秀莲面前，“陆省长和苏夫人的意思呢，我们都明白了。您对陆家，对卫国同志，有天大的恩情。这份恩情，我们党和政府，以及陆省长个人，都是一定要报答的。”

他顿了顿，观察着石秀莲的反应。

“我们考虑了几个方案，想听听您的意见。”

“第一个方案，也是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案。就是在您的老家，贵州铜仁，给您盖一栋最好的房子。再给您一笔钱，我们初步考虑是一万块钱。”

一万块！

在1979年，这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也才三四十块钱。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王主任的眼睛也亮了。

石秀莲却像是没听懂，只是茫然地看着他。

“这一万块钱，您存到银行里，光是利息，就够您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了。另外，我们还会和当地政府协调，给您办理一个‘五保户’的待遇，每个月给您发粮食和生活费，保证您安享晚年。”

钱秘书长微笑着，语气充满了诱惑力。

“您看，这样您既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环境，生活又有了保障，是不是两全其美？”

我听明白了。

这是典型的“用钱解决问题”。

给钱，给待遇，让你衣食无忧，然后，把你送回贵州。

从此以后，你和陆卫国，和陆省长一家，就是两条平行线。

报恩可以，但想融入这个家庭，成为陆卫国的“另一个母亲”，不行。

这很现实，也很残酷。

一个是在省城身居高位的领导家庭，一个是在深山里刨食的农村老妇。

他们之间的差距，比从贵州到四川的距离，还要遥远。

我心里一阵发堵，看向石秀莲。

我以为她会感恩戴德地接受。

毕竟，这对她而言，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是她做梦都不敢想的好日子。

然而，石秀莲的反应，却出乎了我们所有人的意料。

她沉默了很久。

那张布满皱纹的脸上，看不出喜悦，也看不出愤怒。

她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粗糙的手。

良久，她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清澈而坚定的光。

“领导，俺不识字，也听不懂啥大道理。”

她的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

“俺来成都，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房子。”

“俺家那口子死了，俺一个人，吃饱了就行，要那么多钱干啥？带到土里去吗？”

她的话，像一把小锤，轻轻敲在钱秘书长那虚伪的笑容上。

“俺卖了家里的牛，走了半个月的路，睡过火车站，啃过冷馍馍，俺就一个念想。”

她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

“俺想亲眼看看俺的狗蛋。”

“俺想亲口问问他，这些年，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受委屈。”

“俺想听他，再叫俺一声……阿妈。”

说到最后三个字，她的声音哽咽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倔强地不肯掉下来。

她看着钱秘书-长，也看着我，和王主任。

“俺知道，俺是个农村老太婆，又脏又穷，配不上他了。他是大官的儿子，是大干部了。”

“俺不求别的。俺见他一面，跟他说几句话，俺就心满意足了。”

“然后，俺就回贵州去。不给你们添麻烦，不给俺娃丢人。”

“俺死之前，能跟俺家那口子有个交代，说俺见着狗蛋了，他出息了，过得很好。俺就瞑目了。”

这番话，没有一句抱怨，没有一句指责。

却比任何激烈的言辞，都更有力量。

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在场所有“聪明人”的渺小和不堪。

我们以为用钱就可以衡量和收买一切，却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是无价的。

那就是一个母亲，最朴素，最纯粹的爱。

钱秘书长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他脸上的笑容，再也挂不住了。

王主任低着头，不敢看石秀莲的眼睛。

我只觉得自己的脸颊火辣辣的，像是被人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这就是石秀莲的“理性反击”。

她没有用法律，没有用合同，甚至没有用道德去绑架谁。

她只是坦陈了自己内心最卑微，也最坚定的愿望。

这个愿望，合情，合理，任何人都无法拒绝。

因为，她是母亲。

是那个在饥荒年代，用自己的口粮，一口一口喂大了那个孩子的母亲。

是那个在无数个寒冷的夜晚，用自己的体温，温暖了那个孩子的母亲。

这份恩情，比天大，比海深。

又岂是区区一万块钱，可以偿还的？

房间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最终，是钱秘书长败下阵来。

他长叹了一口气，站起身。

“老人家，我明白了。”

“您的意思，我会原原本本地，向陆省长汇报。”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安排您和卫国同志见面。”

这次，他的话里，少了几分官腔，多了几分真诚。

冲突，暂时缓和了。

石秀莲的要求，得到了正面的回应。

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新的任务。

陪同石秀莲，去百货大楼，买几身体面的衣服。

因为，陆卫国，明天就要从他所在的秘密基地，回到成都。

那场迟到了二十年的母子重逢，即将来临。

六、悬念收尾

成都的秋日，阳光温暖得恰到好处。

我陪着石秀莲，走在春熙路的百货大楼里。

这是她第一次走进这样“金碧辉煌”的地方。

锃亮的地板，耀眼的灯光，穿着时髦的城里人，还有柜台里那些她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商品。

她像一个误入仙境的凡人，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生怕踩脏了哪里。

她的手，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仿佛我是她唯一的依靠。

苏夫人派了她的秘书陪同，一个很干练的年轻女性。

她拿着钱，热情地给石秀莲挑选衣服。

“大妈，您看这件深蓝色的毛衣怎么样？衬您肤色。”

“还有这条裤子，是‘的确良’的，耐穿又好看。”

石秀莲只是一个劲地摆手：“使不得，使不得，太贵了，俺穿俺自己的就行。”

她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衣，已经成了她的保护壳。

最后，在我和秘书的再三劝说下，她才勉强选了一套最便宜的深灰色卡其布上衣和裤子。

换上新衣服的石秀莲，对着镜子照了又照。

镜子里的人，还是那个她，却又好像不是她了。

她显得更加局促不安，手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后生，俺……俺穿这个，狗蛋会不会不认得了？”她小声问我，眼睛里满是担忧。

我笑着安慰她：“怎么会呢？您是他阿妈，他就算忘了自己，也不会忘了您。”

话虽如此，我的心里，却也隐隐有些不安。

那个叫陆卫国的男人，他会怎么面对这一切？

他是在高墙大院里，被亲生父母的泪水和愧疚包围？

还是会记得，在贵州深山里，那个抱着他唱山歌，把红薯干省给他吃的阿妈？

第二天，重逢的地点，被安排在陆省长家。

那是一栋带院子的二层小楼，在市中心一个安静的巷子里。

院子里种着桂花树，香气宜人。

屋子里，收拾得一尘不染。

陆省长和苏夫人，都换上了便装，看起来就像一对普通的焦急等待着儿子归家的父母。

石秀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双手紧紧地放在膝盖上，身体绷得像一根拉满的弓弦。

她换上了新衣服，头发也梳理过了，但那份发自骨子里的拘谨，却怎么也掩饰不住。

她时不时地望向门口，每一次门外有任何响动，她的身体都会猛地一颤。

苏夫人坐在她身边，想跟她说话，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两个母亲，一个焦灼地期待，一个卑微地等待。

气氛，安静得有些诡异。

我站在角落里，感觉自己的心也跟着悬了起来。

终于，下午三点。

一辆军绿色的吉普车，缓缓停在了院子门口。

车门打开。

一个穿着笔挺军装的年轻军官，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很高，很瘦，身姿挺拔如松。

五官轮廓，像极了年轻时的陆省长，但那双深邃的眼睛，和高高的颧骨，却分明有石秀莲的影子。

他就是陆卫国。

他站在院子门口，阳光洒在他肩章的五角星上，熠熠生辉。

他看到了台阶上，那个满眼含泪，向他伸出双手的女人，那是他的亲生母亲，苏文静。

他也看到了，站在母亲身边，那个威严而激动的男人，那是他的亲生父亲，陆振华省长。

然后，他的目光，越过了他们，投向了客厅里。

他看到了那个坐在沙发上，穿着不合身的崭新衣服，紧张得浑身发抖的农村老妇。

那一瞬间，他的脚步，顿住了。

他的脸上，闪过一丝茫然，一丝震惊，一丝不敢置信。

然后，是排山倒海般的，复杂难言的情绪。

记忆的闸门，仿佛在这一刻被轰然打开。

是贵州深山里，那昏暗的油灯？

是饥饿的童年里，那半块香甜的红薯干？

是无数个夜晚，耳边回响的，那沙哑而温柔的山歌？

还是那一声声，带着浓重乡音的呼唤——

“狗蛋，回家吃饭咯！”

客厅里，石秀莲也看到了他。

她的嘴唇哆嗦着，想喊，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眼泪，终于从她那干涸的眼眶里，决堤而出。

她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向他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她怕。

她怕他已经不认得她了。

她怕自己这一身的土气，会给他丢人。

陆卫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他的目光，在雍容华贵的苏夫人和衣衫褴褛的石秀莲之间，来回移动。

一边，是血脉相连的亲情，是亏欠与补偿。

另一边，是含辛茹苦的恩情，是记忆与根源。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

只剩下院子里，那棵桂花树的香气，在空气中浮动。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他的选择。

等待着他，先迈向哪一边。

等待着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

是叫一声，带着愧疚与生疏的“爸爸，妈妈”？

还是叫一声，带着乡音与记忆的“阿妈”？

来源：奇妙春风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