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悉尼看病｜徐永群专栏91

摘要：候诊室里的空气是凉的，带着消毒水特有的、干净而严肃的气味。长椅上坐着形形色色的人，有的蹙眉，有的闭目，有的只是茫然地望着空中的某一点。头顶的灯光明晃晃地照着，将每个人的不安都照得无处遁形。张教授陪我坐着，并不多话，只偶尔拍拍我的臂膀，说一句“既来之，则安之”。

徐永群：【我们在悉尼看病】。．

候诊室里的空气是凉的，带着消毒水特有的、干净而严肃的气味。长椅上坐着形形色色的人，有的蹙眉，有的闭目，有的只是茫然地望着空中的某一点。头顶的灯光明晃晃地照着，将每个人的不安都照得无处遁形。张教授陪我坐着，并不多话，只偶尔拍拍我的臂膀，说一句“既来之，则安之”。他是极沉得住气的人，有他在，我那颗悬在半空的心，才算有了个暂时的倚靠。

这里的病人虽多，却异样地安静，只听得见护士偶尔的叫名，和那挂在墙上的电视机里模糊的新闻播报声。口罩是可以随意取用的，一盒盒放在那里，像一种无言的、朴素的保障。这让我想起一些什么，大约是“各取所需”那句话，在这里，竟成了一种温暖的现实。

电话终于响了，是里面的护士代老伴打来的。说是各项检查都由护士推着床一一办妥了，只是医生还不见踪影，不知要等到几时。这“等待”二字，在医院的墙壁间，仿佛有了实在的重量，沉甸甸地压在心上。我邀请张教授说：“枯坐着不是办法，我们不如去车士活吃点东西。”我们一拍即合，张教授实实在在好意——他也想将我从那黏稠的焦虑里暂时打捞出来。

车士活街上人来人往，充满了城市喧嚣热闹的气息，与医院里的凝滞恍若两个世界。我们慕名走进那家“大唐面馆”。坐定了，我们几乎是毫不犹豫地点了碗油泼面。在陕西工作近二十年的岁月，仿佛都浓缩在这一碗面里了。那滚油泼在辣子和蒜末上“刺啦”一声的焦香，那宽面筋道而实在的口感，是能抚慰一切飘零的肠胃与心灵的。谁又能想到，坐在我对面的、堂堂天津南开大学的张教授，竟也好这一口。他熟练地拌着面，吃得额头微微见汗，那满足的神气，不像个学者，倒像个地道的关中老汉。我们吃着，聊着无关紧要的闲话，仿佛只是寻常的一日，暂时将那白色的、充满药水味的世界关在了门外。

餐馆老板热情地迎了上来，因为张老师是常客，据老兄统计算上这次，他己经光顾此店八次。
本想给老伴也捎上一碗，电话里却被告知，医院已送去了午餐：饮料、水果、牛奶、三文治，竟是周全的。这消息让我心里一宽。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这制度里透出的、不动声色的照拂，像寒夜里一件递到手上的旧棉衣，不算华丽，却着实暖和。

再回到医院，老伴已被移入正式的病房。那病房是极好的，敞亮，洁净，独立的卫生间与浴室，一应俱全。最可欣慰的是，那照管的护士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眉眼弯弯，态度是极好的。她耐心地告诉我们，又做了一系列检查，还输了血，为的是化验。病房外头的意还有一间茶室，专门为家属预备的小天地：冰箱、微波炉、咖啡、茶、牛奶，乃至各色茶点，都静静地摆在那里，任人取用。这细致的体贴，是出于一种将病人与家属视作一个整体来关怀的心，这心是宽的，厚的。

直等到下午，那位千呼万唤的医生才终于露面。是位印度裔的女士，极年轻，眼神里却有着与年龄不符的沉稳。她说的话我们一句也听不懂，全仗着张教授在中间翻译，原来她是来宣布结果的：检查无大碍，可以出院了。她写了一封信，嘱我们交给家庭医生，若有不适，随时再来。至于下一次医院的复查，则安排在五个月之后。我们又要耐心漫长的等待，不过终有希望。

五个月，这其间的日子，仿佛又被交还到我们自己手上，只是底下垫着这么一封薄薄的信，作为凭证。若有问题，可以叫救护车回来看急诊——这话听着叫人安心，却又希望永远不必动用这份安心。

这便是我们在海外看病的一日，从最初的惶然无措，到中间的焦灼等待，直至最后的安然释怀，像走过一条幽长的、但终究透出光亮的隧道。所有的检查、入院、饮食，竟都是免费的。这“免费”二字背后，是一种将人的健康置于利益之上的理念，一种深厚广博的人性化。我扶着老伴，与张教授一同走出医院大门。夕阳的余晖，温润地洒在肩上，我忽然觉得，这人间，终究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