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9月24日,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在微博、抖音、B 站、小红书等主流平台的账号同步被限制关注,平台提示其因 “违反法律法规或《社区公约》” 受限。此次多平台联动处理,本质是对流量型教育咨询从业者行为边界的明确界定,核心指向 “规范教育内容传播秩序、维护教
2025年9月24日,知名教育博主张雪峰在微博、抖音、B 站、小红书等主流平台的账号同步被限制关注,平台提示其因 “违反法律法规或《社区公约》” 受限。此次多平台联动处理,本质是对流量型教育咨询从业者行为边界的明确界定,核心指向 “规范教育内容传播秩序、维护教育公益属性”。
近年来,以张雪峰为代表的教育博主凭借流量优势,逐渐形成 “言论引流――焦虑变现” 的商业模式,暴露出多重行业乱象:部分从业者以极端言论否定基础学科价值,加剧教育功利化倾向;通过制造 “选错专业毁一生” 的恐慌情绪推销高价服务,形成信息差牟利的闭环;头部账号的片面评价直接影响高校招生秩序,干扰教育生态平衡。这些问题既损害了消费者权益,也与官方倡导的 “多元成才观” 产生冲突,亟需通过监管纠偏与行业反思破解。
从监管导向来看,此次处理与网信办 “清朗行动” 打击 “贩卖焦虑、恶意挑动负面情绪” 的治理方向高度契合,也是对教育内容强导向性特征的回应。正如舆论分析指出,教育内容绝非普通商品,平台与从业者不能只追求流量而忽视社会影响。
行业层面,重庆大学张小强教授等学者直指其言论 “害人不浅”,认为这种将教育简化为就业赌注的逻辑,会削弱社会创新能力与文化底蕴,这一观点道出了教育界对功利化倾向的深层担忧。而教育部此前会同多部门开展涉高考违法有害信息查处工作,已提前释放出对教育咨询领域虚假宣传、违规变现的监管信号。
一是言论价值观偏离:突破公共表达边界着重解决 “教育内容导向扭曲” 问题:张雪峰长期宣扬 “唯就业论”,将专业选择简化为 “有用和无用” 的二元对立,如称 “文科都是服务业”“新闻学不该报”,以 “打晕孩子” 等极端表述劝退考生,片面否定基础学科与人文专业的社会价值。更值得关注的是,其部分表述因存在煽动性被质疑触碰政治红线,而公开嘲讽哈尔滨理工大学、贬低西南大学兽医专业等行为,即便事后道歉仍损害了教育评价的客观性与严肃性,被批 “挑战教育权威”。
二是商业行为违规:触碰监管与公平红线着重解决 “教育公益属性被侵蚀” 问题:在盈利模式上,其团队通过制造焦虑推销高价服务,1.79万元的 “圆梦卡”、1.3万-1.9万元的志愿咨询费远超普通家庭承受能力,且存在 “拒绝退款退货” 等纠纷。在宣传环节,主推的 “高考预测卷” 被曝涉嫌虚假宣传 —— 其宣称 “5月1日印刷完成押题卷”,但实际高考命题5月才启动封闭工作,违反涉高考信息传播规范。这种 “焦虑变现” 模式不仅加剧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也挤压了中小合规机构的生存空间。
三是引起了社会效应风险:干扰教育生态稳定着重解决 “流量霸权冲击教育秩序” 问题:作为拥有数千万粉丝的头部博主,其言论具有极强的导向性,招生老师反映其评价能直接导致专业招生分数浮动十余分。这种 “一句话影响一个专业” 的现象,可能造成冷门专业无人问津、学科发展失衡,挑战教育体系的稳定性。同时,其言论强化了 “考不好即人生失败” 的叙事,加剧家长与学生的内耗竞争,与官方倡导的多元成才理念背道而驰。
从行业规模与影响来看,张雪峰的商业版图已形成显著规模效应 —— 其名下关联8家存续企业,间接投资超140家,旗下账号曾创造 “3小时直播带货卷走2亿元” 的业绩,2026年的咨询名额甚至提前售罄。
但与之对应的是,高价服务的实际价值备受质疑,有家长直言 “购买的是信息差,而非实际指导效果”。这种 “流量 - 收益” 的严重失衡,凸显了行业监管对 “价值匹配” 与 “公平性” 的迫切需求。
一是积极效应:倒逼行业规范与认知升级行业层面,此次事件推动教育咨询行业洗牌,部分博主已主动调整内容方向,从 “极端话术引流” 转向 “理性规划指导”,强化内容合规性。社会层面,舆论开始反思 “唯就业论” 的局限性,更多人意识到教育应兼顾个人兴趣、社会需求与国家发展的平衡,为纠正功利化教育观提供了契机。制度层面,事件暴露出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的脱节问题,将间接推动高校优化专业设置与就业指导服务。
二是潜在风险:信息缺口与焦虑转移不可忽视的是,张雪峰团队此前提供的院校和专业数据,确实填补了部分普通家庭的信息鸿沟,其账号受限后可能加剧信息不对称。同时,部分粉丝转向非正规渠道获取建议,增加了遭遇诈骗的风险。更值得警惕的是,从业者可能因怕触红线而趋于保守,导致真正有价值的批判性声音被压制,影响行业创新活力。
张雪峰账号被封事件,本质是个人言论自由与公共责任、商业利益与教育公益性、现实信息需求与意识形态引导三重矛盾的总爆发。它并非对教育咨询行业的否定,而是对 “流量至上” 模式的警示 —— 教育咨询的核心价值应是 “解惑” 而非 “造焦虑”,是 “信息赋能” 而非 “信息垄断牟利”。这一事件也印证了:当商业逻辑与教育公平、社会公益产生根本性冲突时,监管介入与行业调整成为必然。
从监管端看,后续或进一步细化教育内容传播的具体规范,明确 “极端表述”“焦虑营销” 的界定标准,推动平台落实内容审核主体责任。行业层面,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等机构可借鉴相关经验,研究制定教育咨询企业的服务标准与伦理准则,规范定价与宣传行为。更关键的是,需加快建立官方公益信息通道,结合 AI 智能志愿填报技术,降低普通家庭的信息获取成本,从根源上破解 “信息差牟利” 的土壤。唯有如此,才能在满足公众教育规划需求与维护教育公平之间找到平衡,让教育咨询真正回归 “服务育人” 的本质。
来源:迷途在竹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