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种类和商品总量的增加，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白银的货币化，全国各地兴起了大大小小的商帮，促进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市场的兴盛。学术界对于那些特别著名的商帮，如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闽粤商人、洞庭商人等，一向关注较多，研究成果也较丰，
明中后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种类和商品总量的增加，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白银的货币化，全国各地兴起了大大小小的商帮，促进了商品流通的发展和市场的兴盛。学术界对于那些特别著名的商帮，如徽州商人、山西商人、闽粤商人、洞庭商人等，一向关注较多，研究成果也较丰，但对一些小的商帮，却几乎很少提及。笔者以为,，大商帮因其势力盛、影响大，大力研究，自有必要，但一些小商帮也不容忽视,它们与大商帮一起，构成了商业史的重要篇章，只有进一步挖掘材料，对大小商帮加以全面系统的探讨，商帮研究才能更臻佳境，明清商帮活动的全貌才能全面展示出来。今拟对至今尚未引起人们重视的宁国商人作些探讨，希望有助于深化对商帮的研究。
一、宁国商人的兴起
这里所说的宁国商人，是指明清时期宁国府籍的商人团体。明清时期的宁国府下辖宁国、太平、宣城、旌德、泾县和南陵6个县。因宁国府历史上地系宣州,，故宁国商人通常又称为宣州商人。
按照宁国地方文献的说法，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以前，宁国人还多以农为重，很少有出外经商者。当时，整个地区风气是“力耕织，薄商贩，敦俭朴”，宁国人是“鲜有百里之游，拥沃饶以为利，侈露积以为富，挟膏腴以做刀锥”。
明代弘治、正德以后，随着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风气习俗的改变，宁国人也纷纷走出家门，贸迁有无，融入到当时已由徽商、秦晋商、江西商、闽粤商、洞庭商等激烈竞争的商界之中。
当地地方文献较为清楚地反映了宁国人经商成风的形成过程，泾县志称,，弘治时还是“鲜事商贾，尤贱工作”，到嘉靖时则“商贾亦远出他境”，到后来更“操奇贏,，走四方者多矣”。旌德志也称,“弘治以前，人心甚古，乡里老有垂白不识县官者。以后渐变渐靡，舍本而务末，于是百工技艺之人、商販行游之徒，皆衣食于外郡，逐利于绝微，亦势使然也"。
看来到嘉靖时，宁国人结伙外出经商已蔚成风气，作为地域性商帮在这个时候也已大体形成。所以张瀚说宣、徽一带，“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载，以游帝王之所都”。于是在众多的各地域著名大商帮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崛起于徽州邻府的宁国商帮。诚然，其时的宁国商帮还刚刚起步，而且被徽商的光焰和声势所掩盖，其获得较大发展则要到清代康熙、乾隆时期。
宁国商帮的兴起或形成，与稍早或同时形成的其他各支商帮的家乡条件大致相同。
宁国地处皖东南丘陵地带，崇山峻岭，烟云缭绕，河流清澈，但可耕地很少。其总体情形是：“宣歙多山，荤确而少田，商贾于外者什七八”。旌德县，顺治时的宁国知府佟赋伟说：“唯地狭山多，田土硗确，物产无几，故富者商而贸者工，往往散在京省市肆间，居积通易,以致富厚。”泾县“缘江带河，在万山中”“万山重叠,绝少平衡,人多田少”，人们“艰于谋食,于是远去他乡，各图生计”。当地人朱珔说：“我邑率山居，土壤硗确，统计岁收仅给三月粮，非贸迁则衣食何由赡？往往离父母、远妻孥，冀获什一于通都大衢，盖有所不得已也。”
宣城“三面皆山，唯北为水”。太平“土薄石肥，耕不以牛以锄，山居无田者艺麻、穄、粟、石碑、茨之属，用火耕法，三年一易”，自然条件恶劣，耕作方法落后。宁国县同样是山多于水，多产山货。六县中只有南陵县多平原沃壤，农事也勤。由此可见，宁国商人外出经营是因为家乡自然条件的限制而寻找的谋生途径。
宁国商人在因自然环境因素而被迫从商之外，可能也受到称雄天下的徽商的强烈影响，深受徽商的积极带动。宁国与徽州是紧相邻接的两个府，其中旌德县与绩溪县相连，太平县与黟县相交。江南和芜湖都是徽商活动的重要地区，徽商到江南的湖州、苏州、南京和镇江等地区经商，都要经过宁国府的旌德县、宁国县，到芜湖要经过宁国府的太平、旌德、泾县、南陵等县。《天下水陆路程》标明徽州府到苏州的商路依次经过宁国县、广德州、湖州府、严家坟、南浔、震泽、平望、吴江县。该书又标明徽州府到芜湖的商路，依次经过太平铺、旌德县、泾县、南陵县。徽商取道宁国往返这些地区经商，就不能不对宁国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两府除地理位置上相接外，地理特征也极其相似。宁国是典型的山多地少的地区，徽州则素有“七山半水半分田，两分道路和庄田”之称，而且明清时期两府居民因长时间互相迁徙，彼此在方言、风俗习惯上也具有较多的共同点。旌德县内绩溪籍居民就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两县方言虽有所差异，但互相都能听得懂、说得来，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语言障碍。两府在地理位置上的相邻，在地理特征上的相似，在风俗习惯、方言上的相通，使得两府居民很容易相互交流，相互沟通，相互影响。现有研究表明，自明朝中叶开始，徽州商帮以一大批富商大贾为中坚力量而蓬勃发展起来。徽商那种成群结帮、从商如流的风气，不可能不影响、刺激、带动宁国人。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宁国人开始走上了弃农经商、弃儒经商的道路，并逐渐形成为地域商帮。
二、宁国商人的活动地域
嘉庆《宁国府志》说，宁国商人“走四方，或远入黔滇间”，但从现有材料来看，宁国商人的活动地域相当集中，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尤以江南、江西和汉口为麋集之地。由《小万卷斋文稿》卷二十载泾县经商大族贾业主要在汉阳、豫章和吴阊，民国初年南京的旌德县人编《旌德人物事件》“分函京、沪、芜、宣、扬、汉旅外各同乡”，以及其他大量材料，可以框定宁国商人的活动范围。
江南与宁国毗邻，因地利之便，又因江南重要的经济地位，宁国商人在江南十分活跃。
在苏州，“通有无，又子母者多，或持数千金，少则数百金，远客于外”。康熙三十六年，“缘乡人既多，不可无公馆以为汇集之所”，宁国商人以泾县商人为主在阊门外南城一都十一图建立了宛陵会馆。会馆虽只“崇其闳，厚其墙垣，朴素无华，非有园亭曲廊台榭陂池之胜”，但宁国人“客于吴者，报赛于斯，燕饷于斯，公事会议于斯，士商行李往来息足于斯，虽身在数百里外，无殊故乡，致足也”。稍后，又有旌德、太平商人醵金广置义冢，显示了宁国商人人数之众和具有一定的实力。乾隆初年，会馆扩充为宣州会馆，嘉庆时，泾县、旌德、太平各县商人各设公所附属其下。同治六年，宁国商人又同安徽其他商人一起建成安徽会馆。在苏州的属县吴江的盛泽镇，也汇集了宁国商人，特别是旌德县商人，在西场圩建立了会馆。嘉庆十四年起，旌德商人同徽商一起开始兴建涵括两府7县的徽宁会馆。道光十二年捐款的55个商人中，,就有10个是旌德人，捐款达25千钱，占总数174千钱的1/7。根据宁国地方文献的记载，旌德人饶日盛的伯兄、江上达、姚绍菁、方达、江肇功、周善根、朱羽鸿，泾县人朱文芳、后松等，都曾在苏州经营商业。康熙时的汪全享还创设了恤嫠会，张楷、周銮助置了义冢，朱羽鸿一人即捐积善堂义冢银1000两。
泾县人陈文炳，旌德人戴光份、朱必趣父子，都曾在南京活动过。旌德人朱羽鸿除了在苏州捐银外，还在南京捐下关救生局银1000两。南京可以说是旌德商人最为活跃集中之地。旌德商人自称，“从来旌人之为贾也久矣，或托业于荆越，或贸迁于吴越，或散处于蜀山易水之间，而荟萃于金陵者尤为伙焉。”
乾隆四年，旌德商人即在南京设立了旌德会馆，后来发展到党家巷、竹竿巷和油市大街三处会馆。经太平天国期间战火遭损，同治三年又合并为一。嘉庆十四年，党家巷会馆扩建，捐款者达183人，次年捐款者更多达13个团体380个人。道光二十一年，捐款者团体6个，个人79人。一县商人在南京建3个会馆，为旌德商人所独有。旌德商人在南京人数之众、实力之雄，可以想见。此外，泾县商人在百花巷也建有泾县会馆。
在江南的其他大小城镇，也多宁国商人。在上海，据说“宣歙人尤多”。早在乾隆十九年，宣歙商人就在小南门外建立了徽宁会馆思恭堂，占地30余亩，料理商人身后善举。在常州，太平天国前，宁国商人在尉史桥下设有泾旌太会馆，毁于兵燹后，同治五年又改建于察院街。在“南北冲衢，商贾辐辏”的镇江，有旌太会馆。在溧阳，因与泾县仅相隔500里，“一水可达，服贾者麋至”，道光十年，泾县商人在城西南购地3亩，建成义冢敦义堂。旌德人喻有宇也曾于道光初年捐造义冢、桥梁。在湖州，府城有旌德会馆，双林镇上早在康熙年间即有泾县会馆。泾县朱、胡、洪、郑、五姓长年在湖州经营的商人和旌德刘姓商人合建有式好堂，以作公益善举。朱庆棕就在乌程活动过。在工商城市杭州有安徽会馆，当有不少宁国商人。在高淳，曾有旌德人吕纶、吕成暇置过义冢，赈济灾民。在溧水，康熙末年就有泾县郑世洪从事贸易活动。在嘉定，泾县朱琛兄弟、朱安池等人兴复了育嬰堂,并吁请有司打击埠头骚扰。由上可见，宁国商人在广大的江南城镇是相当活跃的。
汉口号称“九省通衢”，是一个因交通便利和地位适中而兴起来的商业中心。清代前期，随着四川的开发和江南粮食的紧缺，汉口商业迅速发展，成为天下闻名的“四聚”之一，并有“船码头”之称，形成了以盐、当、米、木、花布和药材六大行业为主的包罗各业的商业中心。时人描写其繁盛景况道：“东西三十里有奇，路衢四达，市廛栉比，舳舻衔接，烟云相连，商贾所集，难觏之货列隧，无价之宝罗肆，适口则味擅错珍，娱耳则音兼秦赵。”在这繁盛的商业中心，宁国商人频繁出入，建立据点，从事贸易活动。如旌德人谭绍祖，因家贫“服贾汉阳，颇获赢余，积而能散”，乾隆十七年湖北两次灾荒，他大行义举，捐谷 200 多石，捐银500多两；汪秉璧，曾“贾汉阳，积费喜行善举”。泾县人朱庆翰，“尝备尝艰苦，创业汉上”，以诚信然诺为人敬重；朱希尹，在汉口经营数十年，慷慨好义，多次捐款，代人还债。其他如泾县人胡先惠、朱钦、朱备、朱廷授、洪吉宝、胡承武等，旌德人郭廷湘等，都曾在汉口从事贸易。按照泾县商人后裔朱珔的说法，“泾之侨寓于汉口者最多”。康熙五十一年，泾县人就在汉口建立了琴溪书院，作为聚饮议事之所。乾隆三十三年、嘉庆八年，经修葺。道光十一年遭水灾受损，泾县商人以厘息捐款等收入数万两银子，于道光十五年购材营建，而且换易了邻接的新安书院的房子，规模宏伟，“外有聚会饮所，有退思所，有居处所，有池有圃，有亭榭，有廊庑，庖湢途巷，罔弗周备”。汉口有旌德会馆巷，旌德商人当不在少数。太平也有太平会馆，在回龙寺。宣统三年，加入汉口商会的太平帮，会董多达5人，在各地域帮中人数突出。
江西“三面距山，背沿江汉，实为吴楚、闽越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宁国商人又一重要活动地区。如旌德人姚奎贸易获资，“尝于河口设立义渡”；倪经济因家贫“服贾江右，渐致充裕”，于是“利物济人，乐善不倦”。泾县人朱升庆贸贩于景德镇，获利颇丰，而生性好义，遇荒赈饥数次，朱文科也贸易于景德镇；汪崇格经商慷慨尚义，“尝于江西省城设泾县义冢，发瘗旅骨”；汪经章、贾吉安修建世德桥以安行旅；胡巨龄曾在江西“创立安定公会，凡羁客失业、旅梓难归者胥赖焉”。其他如泾县人张中和、朱安渭，旌德人王国昌、江上裕、张士鹤、江书贤等，都曾营商江西。
长江中下游的其他地区也都充斥着宁国商人。在邻府的芜湖，旌德会馆建于道光十年，太平会馆建于同治五年，泾县也有会馆。湖南澧州以津市最为繁盛，为“殷賑骈坒之区”。康熙十九年，在那里经商的江南人曾创建江南会馆，但规模不大，后因频遭水患，会馆被毁。道光二年，包括泾县商人朱惇元在内江南七姓商人倡率重建会馆，道光三年落成，共耗资白银2万多两，可见在湖南的宁国商人在富雄的江南商人中也居有重要地位。在皖北桐城“百货俱集”的枞阳镇，“徽、宁商贾最多”。
仅据宁国地方文献，我们就可列出以下地区的旌德、泾县商人：董文鉴，贸易当涂；倪泰元，贸易六安；董国庚，出贸含山；后珍周、吕发燃，贸易芜湖，吕氏还倡建会馆；董恺昌，客贸庐州；朱武沛，乾隆时贸易湖南，兴立紫阳堂，并且立泾县义冢；洪度之父，经营长沙；汪珣，行贾衡阳；查士杰、查崇烽、汪赞臣、汪士然，贸易铜陵或青阳；王承超，贸易泗州；陈易涌，弃儒服贾，贸易江北，占籍亳州；戴恪成，贸易扬州；吕积厚，贸易江北，乾隆间灾荒多次赈助饥民；吕成源，行贾望江；汪廷显，客贸庐江，创会馆，置义冢，捐米平粜；嘉庆时，吕灿章，在徐州贸易；吕溶、汪振玉在舒城三河镇有店肆；吕锋，贾业在六合；江逢合，尝贾铜陵大通镇；汪筠，贸易浙东兰溪。
宁国商人不但在经济比较发达、交通便利的区域从事商业活动，而且还不畏艰险，深入到边远地区乃至穷乡僻壤从事各种贸易活动。如旌德人谭执中，因家贫弃儒从商，到东北辽阳地区经商；程巨川，在福建浦城经营，捐置义冢，捐输田亩，助建会馆；汪东垣，同其叔父一起“贸易闽地”；周善根，幼贫穷，“习贾闽之浦城，积赀裕”，后在苏、杭及闽地慨然捐立积功仓和邑义冢；泾县人胡其报在四川经商时，“有义举，率身先倡首”；胡远龄“早失父母，服贾以养父”，19岁时历尽艰险，远在巴蜀一带贸迁有无；洪维之父，贾蜀；胡先惠，经营蜀、汉间；包青选曾到广东经商，颇有积余，生平慷慨好义，为乡里捐助筹办多项事务。
三、宁国商人的经营行业
宁国商人诞生的地域不广，财力较为一般，活动地域相对集中，使得其经营的行业主要是由那些家乡的特产或邻近区域的盛产及家乡或邻近区域所缺少的商品构成的行业。徽商、秦晋商人获得经营特权的盐业，徽商、闽商的典当，晋商的钱业，闽粤商人的洋货、广货业，山东、苏北商人的海货业，宁国商人基本上是不经营的。
嘉庆《宁国府志》称宁国商人“以兴贩木材为上，下则纸、刀、花、剪、漆、扇、绒、伞诸物走四方”。这些商品可以说都是宁国的土特产品。
茶叶。宁国地区多崇山峻岭，气候湿润，土壤酸度适中，土层的有机物含量较多，有利茶树的生长。宁国地区种茶历史相当悠久，明清时期，宁国名茶很多，其中宣城敬亭雪茶、南陵格里茶、宁国鸦山茶、泾县白云茶、旌德凫山茶、太平云雾茶，品量高，至于松萝茶则处处皆有，“味苦而薄，然所用甚广”。随着饮茶风气盛行，宁国地区茶叶的售量大增,，茶叶贸易成为宁国商人经商的支柱行业。近代上海出口的茶叶，不少来自宁国地区。在宁国商人同徽商联合建成的徽宁会馆中，有不少商人就是经营茶业的。
竹木。宁国地区山多地少，虽不宜农作物生长，但竹木资源却很丰富。在宁国，有些山峦是漫山翠绿，一片竹海，所产竹子可分为毛竹、金竹、水竹、苦竹等几十个品种，畅销江南各地。竹子每三年一[木养]二伐，称“小出年”，伐称“大出年”。宁人在大量砍伐粗大毛竹后，通常编为竹排，在青弋江放排，沿江而下直到芜湖，再转销各地。据说“浮载而下者广于豫章诸产”，宁国，尤其泾县、太平盛产杉木，“泾县饶杉，植最大者五六十年，小亦二三十年，贾人判山连伐，数千为捆，运入外江，为宦室棺椁、舟楫、石器之需，其利甚溥”。“阳木恒受风日，易长而理疏；阴木恒积水雪，难长而密。故杉木产太平深崖绝壑者不减蜀材”。清中期以后，宁国木材由于砍伐过量，外销量才逐渐减少。宁商以与运销竹子同样方式把大量木材运载出山，转销各地。
纸。宣纸是宁国地区的特产。“纸，宣、宁、太皆能制造，故名宣纸，而泾人所制尤工”。“泾人工作纸，楮树丛生，割皮取肤，杵捣成汁，审水火之剂，匀其捞洒，熨诸埏埴，既干而落之，最明洁厚重者为玉版”。宣纸的品种有金榜、路王、白鹿、画心、罗纹等等。每年宣纸的产量相当大，销售量也很高。除宣纸外，宁国县还盛产皮纸，“宁山产楮甚多，乡人用楮皮加石灰沤之，造成皮纸，可供当地用，盈则运销外埠”。刻书、印书业极为发达的江南地区所需用纸，相当部分来自宁国地区。
笔。宣城以制造宣笔著称。早在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就对宣城所产紫毫笔赞美不绝，认为它“尖锥，利如刀”。明清时期，宣城制笔工艺进一步发展，所制毛笔深受世人推崇，颇多外销。
漆。宁国山区漆树众多，宁人“夏伏时用斧树皮，以蛤壳承其液”,以宣州、睦州产为佳。清朝宁国地区盛传一首《割漆谣》，其中两句为:“吾乡风土颇茂淳，漆栗笔蜜物宜盛。”
烟草。宁国地区从明末开始种植烟草。随着社会上吸烟风气日盛，宁国地区烟草的种植量大增，质量以南雁荡烟叶为最佳，同时从事烟草贸易活动的宁商也颇引人注目。前述乾隆年间宁国商人在苏州建立的宣州会馆，嘉庆年间旌德、泾县、太平各县各设公所附属其下，实际上主要是从事烟业的，会馆也被称为烟业公所。咸丰十年，宣州会馆遭战火毁坏，战乱后，“苏松太城乡各处新开烟铺，所雇伙匠多系泾、太人氏”。同治三年又是烟业首先倡捐，在吴殿直巷契买房屋作为宣州会馆。江南城乡的烟草几乎是由宁国商人垄断的。
雨伞。泾县人擅长制作雨伞。孤坑所出“驰行诸郡”，而胡村、查村、章家渡、晏公渡所出“款样各别”。叶居仁有竹枝词描写：“糊边削骨墨油浓，纤手争穿五色绒。制得云葩千百柄，连樯装卖趁江风。”王德钦又有竹枝词描写：“孤坑名伞最宜春，风雨连句不恼人。怪底年来晴日久，莫教生意逐流尘。”
从兴起和活动地域来看，宁国商人最初就是从贩销这些家乡土特产品起步的，并且一直以经营本地物产为其活动的主要内容，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形成了一定的优势。
丝绸和粮食，既是宁国地区缺乏的，也是吴头楚尾贸易极为重要的两种商品。宁国商人活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着力经营这两种商品是十分自然的。
丝绸的经营。《徽宁会馆碑记》称，在丝绸巨镇吴江盛泽镇，“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镇尤汇集之处也”。明言宁国商人云集在盛泽是经营丝绸的。同碑还称,，道光时，盛泽临近的新塍、平望、王江泾、黄家溪等镇的同乡也乐善捐输，说明其他丝绸市镇也多宁国商人。在以生产包头绳与包头绉著名的丝绸重镇湖州府的双林镇，宁国商人不仅在那里从事丝绸的贩销，而且还开设皂坊一类作坊从事丝绸加工。皂坊是加工皂色绫绢的，分为花、素两种，“杂以皂，胶以粉，巨石之使有光”。皂坊加工程序较为繁杂，技术要求较高，规模甚大，雇用人力也多，工匠多达数百人。前述泾县朱、胡、洪、郑、汪五姓商人，民国《双林镇志》直接称他们为绢商，可见皂坊就是由这类绢商开设的。宁国商人经营丝绸，又雇用家乡人力直接从事加工。显然是为了增加商业竞争力。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在江南的丝绸源源投向全国乃至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在徽商、宁绍商、秦晋商、闽粤商。以及包括洞庭商在内的苏杭本地商以外，宁国商人也占有一席之地。
粮食业。宁国商人很早就开始贩销粮食，但最初主要局限于宁国、徽州附近地区，规模也不大，如太平县人经常担米到徽州贸易，“岭长数十里，即冬日白汗交流”。明中期后，不少宁国商人以长江中下游为活动区、甚至以四川为重点区域，从事粮食的贩运。他们同徽商、洞庭商一样，从江南装载丝绸，溯江而上，散售长江中游各地；又从湖广满载粮食，顺流而下，散售江南。往返重载，牟求双重商业利润。由此我们又可知道，从事长江沿线米粮贸易的，除徽商、洞庭商外，又有宁国商人。
此外，宁国商人还经营其他商品。清代湖北沙市设有泾太会馆，泾县和太平商人开设油坊，垄断了油业买卖。湖州安吉州，清中期，宁国商人与徽商、江西商人租地设厂，砌窑烧砖瓦出售。扬州多子街，清中期有旌德江氏的天瑞堂药店。同治初年，有旌德商人在南京开设书店。宁国商人还经营盐、煤、炭等商品。到近代，宁国商人像宁绍商人、洞庭商人一样，也有投资近代工业的。光绪三十四年，胡韫玉在《泾县乡土记》中论到泾县朱氏时说：“其商业之伟大，实足以左右一县之概，上海裕源、裕通纱厂及面粉、织布诸厂资本百万，皆朱氏独力经营,不可谓非商界之特色也。”宁国商帮与不少商帮一样，到清末民初，也在向商人资本家转化。
四、宁国商人的经营特点
宁国商人虽然在财力、活动能力上都不及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徽商、晋商等，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他们也成为商界一支颇有影响力的商人队伍。他们在活动中有着与其他商帮相似的共同性,但也有自己的特色。
（一）依附徽商，与徽商紧密联系
宁国商人出外经商晚于徽商，当时商界竞争相当激烈。为了能在全国站稳脚跟，觅得一席之地，宁商除了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结伙成帮，独力经营外，通常还与当时最有实力的徽商联结成帮，形成徽宁商帮，其情形一如宁绍商帮。
宁商在其发展过程中往往是依附于徽商、与徽商联合活动的。徽宁思恭堂，是由徽、宁两府商人为出外经商的同乡栖停棺柩、设立义冢、掩埋骨而捐资兴建的。《上海徽宁思恭堂缘起碑》记载：“宣、歙多山，荦确而少田，商贾于外者什七八。童而出，或白首而不得返，或中岁萎折，殓无资，殡无所，或无以归葬，暴露于野。盖仁人君子所为伤心，而况同乡井者乎？沪邑濒海，五方贸易所聚，宣、歙人尤多。乾隆中，好义者屋大南门外，备暂殡，此思恭堂所托始也。”徽宁会馆是徽州府6县和宁国府旌德县的商人于嘉庆十四年在吴江盛泽镇共建的。徽宁两府商人共建会馆，在他们看来，纯属理所当然。他们自称徽宁两郡，本属同省，今又同邑经营，古云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何况毗连邻郡耶？众勤易举，合成徽宁会馆，谁日不宜？宁国商人在外经商，视徽商为同乡同邦之人，将自己与徽商融为一体。这既增加了宁国商人的竞争力，也削弱了它作为单个商帮的影响力。
（二）以家族为单位，世代出外经商
以家族为单位世代外出经商，是中国传统商人的普遍行为，徽商、洞庭商、山西商较为典型，宁国商人也较为突出。最典型的莫过于泾县朱家。朱家先世出婺源朱氏，自古僚公后越五传而至中孚公，宋南渡时迁泾县。朱家是泾县望族，胡韫玉在《泾县乡土记》中评价道：“朱氏族大，散居于县之东乡，纵横十余里，户口数万，人文蔚起，朱理之政事，朱珔之辞章，至今族人能称道之。世业盐，财富甲于一邑。”朱家世代在外经商，财力雄厚。
由朱珔所著《小万卷斋文稿》有关记载可知，朱氏最早出外经商的是朱珔的六世祖朱快，他生于顺治十四年，卒于康熙三十一年。朱氏到朱珔的曾祖朱武勋时，经商成风。朱武勋便是这一代出外经商者中最突出的代表，他“少服贾养亲，备尽劳瘁”。第二代出外经商者以朱武勋的五个儿子朱必达、朱庆霖、朱庆霞、朱庆霸、朱庆霌为代表。朱在《先大父大母行略》中说：“东园公生子五，大父其季也，诸昆咸服贾，而大父志读书”，但朱庆霌“读书至三十余，因家贫亲老，遂弃去，习贾业”，也走上了经商的道路。第三代出外经商的代表有下列人物：朱安[山栗刂]，他曾在湖南一带经商；朱安池，“贾太仓之疁塘”；朱安河，“贾于庐江”；朱安渭，“贾豫章”。第四代出外经商的代表有：朱著，“废学贾阳”；朱茂,“早游汉上”；朱芝，“年略弱冠，贾吉州”；朱蕙，“服贾江右”。
泾县除朱氏外，还有胡、洪、郑、汪四个大姓，他们虽势力稍逊于朱氏，但也是以家族为单位集体出外经商，财力较为雄厚。
泾县这五个望族为了进一步扩展势力，彼此还互相联姻。我们仍可以前文所提到的朱氏人物为例：朱武勋配偶为汪氏，其五子的配偶均为胡氏；孙辈中朱安和朱安河的配偶为胡氏；朱安滑的原配为倪氏，续配为胡氏；朱安池的配偶为汪氏；曾孙辈中朱著、朱茂、朱芝、朱蕙的配偶都为胡氏。泾县大姓互相联姻，以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为基础，建立起牢固的宗族势力和乡邦势力。在出外经商时，他们可借助这种势力去应付营运中所遇到的困难，增加对外帮商人的竞争力。康熙年间，泾县朱、胡、洪、郑、汪五姓商人与旌德刘姓在湖州双林镇合建了泾县会馆，聚合众商力量，控制了双林镇的丝绸贸易。在开展公益活动时，也是合族行动，众族联络。嘉庆、道光年间，泾县五姓在距泾县5里地方恢复上坊渡义渡时，“五姓聚族而谋……遂相约出公私财，并告诸楚汉之懋迁者”，就是典型的事例。
（三）大力兴办义举善事，参与地方公益活动
这是几乎所有商帮的普遍行为，宁国商人也有不俗的表现。前述上坊渡，“宣、歙行旅往来如织。当春夏涨发，腾激浩瀚，然率止数日，势易消减。平时则泓然深碧，揭与砅皆不能，故需舟最急”。泾县五姓商人利用式好堂余资设立义渡，重建后取堂名为敦义、崇义、理业、敬业。敦义、崇义的行为，目的是为了理业、敬业，是相辅相成的。
铜陵县的大通镇，是商旅抵达宣歙的必经之地，但“中隔山溪，逢骤涨病涉”。乾隆十七年，泾县朱氏独力捐资建桥。嘉庆初年，泾县众商又集资7000两银重建了桥梁和修葺了道路。宁国商人还在金陵、汉阳、大通镇等处及经商往来通途建有救生局，特造江船，“专为拯溺之计。平时择善于驾驶者，丰其廪糈，俾巡历泽巨浸中。偶逢危急，飞桨齐赴，立拔诸鲸鲵之窟。盖每岁辄多全活”。这既为全社会办了善事，也有利于商业活动。
长期以来，论者在探讨中国商业资本的出路时，多认为这类活动不利于商业活动的展开，影响了商业资本的积累。事实上，修建会馆公所主旨在开展商业活动；修桥铺路，建造渡口，原与商人经商有关，码头不备，河道失修，道路不畅，自然不利于商人运送货物；减价平粜，恐为了商业信誉；即或那些赈灾恤饥、救死扶困的善举，也多半是为了博取好名声，为日后的商务打基础，或为商人的禄衔之愿化缘。凡此种种，构成了商人活动的重要内容，似也不可以等闲视之。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3期，发表时署名戴玉、范金民，本文摘自范金民《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一书，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9月版）
制作：童达清。
来源：宣城历史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