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洪武元年的春天，朱元璋站在南京城的聚宝门城墙上，风把他的龙袍吹得猎猎作响。他盯着眼前的长江——这道宽得能跑马的江水，像一条银色的丝带，把南京裹在怀里。身后的紫金山郁郁葱葱，像一排站岗的士兵。他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问身边的刘伯温：“先生，你说南京和西安，哪个更适

洪武元年的春天，朱元璋站在南京城的聚宝门城墙上，风把他的龙袍吹得猎猎作响。他盯着眼前的长江——这道宽得能跑马的江水，像一条银色的丝带，把南京裹在怀里。身后的紫金山郁郁葱葱，像一排站岗的士兵。他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问身边的刘伯温：“先生，你说南京和西安，哪个更适合当国都？”刘伯温捋了捋胡子，指着长江说：“南京有长江天险，敌人想打进来，得先过这道江；可西安有崤函之固，左边崤山右边函谷关，比长江还结实。”朱元璋又看了看江面上的渔船，笑了：“那就选南京吧，江南的粮食多，要是打仗，粮草够吃。”

朱元璋选南京的时候，肯定想起了西安。这座被称为“十三朝古都”的城市，像个带密码锁的保险箱，把统治者的江山裹得严严实实。

西周选镐京，因为镐京左边是沣河，右边是渭河，后面是岐山，前面是华山——敌人想进来，得先趟过沣河，爬过岐山，再翻华山，折腾到半路就累得半死。秦朝选咸阳，更绝：咸阳就在关中平原的中心，往东边出函谷关，能打中原；往西边退，能守关中。

当年刘邦打进咸阳，看着阿房宫的金砖碧瓦，差点就不想走了，多亏娄敬劝他：“洛阳虽然好，可它在中原，敌人打过来没遮没挡；长安在关中，有崤山函谷关挡着，就像家里装了防盗门，安全得很。”刘邦听了，赶紧把国都迁到长安。

后来的唐朝也选长安，因为长安的“防盗门”太好用了——安史之乱时，唐玄宗逃到蜀地，可长安还在唐朝手里，叛军想占长安，得先拆了函谷关，结果拆了好几年都没拆下来，最后还是唐朝军队打回去了。

西安能成为十三朝古都，靠的就是它“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天赋，就像一个会武功的保镖，既能帮皇帝打天下，又能帮皇帝守天下。

西安的地理好，可洛阳的经济更厉害。洛阳像个大食堂，从江南来的粮食通过运河直接端到碗里，皇帝和大臣们不用愁饿肚子。隋朝的杨广为什么要修大运河？就是因为洛阳的漕运——他想把江南的大米、丝绸、茶叶，通过运河运到洛阳，再运到长安。要是没有大运河，洛阳的食堂就得关门，皇帝得带着大臣们去江南吃饭。唐朝的皇帝每年都要去洛阳“就食”，也就是去洛阳吃饭，因为长安的粮食不够吃。

有一年，长安闹饥荒，大臣们都饿得起不来床，唐玄宗只好带着大家去洛阳，走到半路上，看到路边的麦子熟了，赶紧让人摘下来煮着吃，才算没饿肚子。洛阳的漕运，就像一根血管，把江南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原，没有这根血管，洛阳就成了一座空城，皇帝的江山也坐不稳。

洛阳的漕运能管饱，可北京的军事防御能管安全。北京就像个沙发，背靠燕山，面向华北平原——敌人从北边来，得先爬沙发背（燕山），费劲；皇帝坐在沙发上，能清楚地看到敌人的动静。元朝的忽必烈为什么选大都（北京）当国都？因为北京能连接蒙古草原和中原腹地——蒙古人是从草原上来的，要是把国都放在和林（蒙古草原），中原的汉人会觉得蒙古人是外来者；要是放在洛阳，蒙古草原的军队过来得走好几天，万一有急事，赶都赶不及。

北京刚好在中间，蒙古草原的军队过来，半天就能到；中原的汉人看到北京，也会觉得蒙古人是“自己人”。明朝的朱棣为什么要迁都北京？因为他是燕王，在北京待惯了，而且北京能镇住北方的蒙古人——要是还在南京，蒙古人打过来，皇帝得跑好远，可在北京，蒙古人刚爬燕山，朱棣就能带着军队打过去。

有一年，蒙古人犯边，朱棣亲自带兵出征，走到燕山脚下，看到蒙古人正在爬山坡，笑着说：“你们这是想爬我家的沙发背啊？没那么容易！”说完，指挥军队冲过去，把蒙古人打跑了。

北京之所以能成为元明清三朝的国都，关键在于它能“镇住”北方的游牧民族，就像一个守门员，站在北方的门口，不让游牧民族进来，守门员在，球门就安全。

北京的军事好，可开封的文化更有说服力。开封是中原的中心，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而且开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东周的国都在洛阳，北宋的国都在开封，都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宋朝的赵匡胤为什么选开封当国都？

因为他觉得，只有在中原定都，才能被天下人视为正统。要是选了南方的杭州，就会被认为是“偏安一隅”，就像一个人住在亲戚家，再舒服也不是自己的家。

北宋的大臣们都支持赵匡胤的选择，因为他们觉得，中原是天下的根，根在哪里，江山就在哪里。有一年，辽国的皇帝想和宋朝议和，派使者来开封，看到开封的繁华，感叹说：“中原的国都就是不一样，连街道都比我们的都城宽。”宋朝选开封，不是因为开封的城墙厚，而是因为开封的文化正统，就像一个人的身份证，有了这张身份证，才能被天下人承认。

选国都的时候，统治者的个人因素也很重要。刘邦选长安而不是洛阳，不是因为长安的房子大，而是因为长安能让他睡踏实。刘邦是个农民出身，没读过多少书，但他懂一个道理：房子不是越大越好，而是越安全越好。

洛阳的宫殿是大，可它在中原，敌人打过来，跑都不好跑；长安在关中，有崤山函谷关挡着，敌人想进来，得先拆了这两道门，费劲。

项羽就不懂这个道理，他打进咸阳后，一把火烧了阿房宫，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谁知道啊？”于是把国都定在了彭城（今徐州）。

彭城的房子是大，可它在平原上，没有天险，刘邦打进彭城的时候，项羽正在吃饭，吓得赶紧带着虞姬跑了。

后来项羽兵败垓下，临死前还说：“天要亡我，不是我不会打仗。”其实他不知道，是他选的国都不好，要是选了长安，说不定能多活几年。刘邦选长安，是因为他想当皇帝；项羽选彭城，是因为他想家，想家的人成了霸王，想当皇帝的人成了汉高祖。

忽必烈选大都（北京）当国都，不是因为北京的风景好，而是因为北京能连接蒙古草原和中原腹地。忽必烈是蒙古人，他的老家在蒙古草原，可他想统治中原的汉人，就得找一个中间点——北京刚好在中间，蒙古草原的军队过来，半天就能到；中原的汉人看到北京，也会觉得蒙古人是“自己人”。

忽必烈的大臣们都劝他：“要是把国都放在和林，中原的汉人会造反；要是放在洛阳，蒙古草原的军队会不听指挥。”忽必烈听了，赶紧把国都迁到北京。

后来的明朝朱棣也选北京，因为他是燕王，在北京待惯了，而且北京能镇住北方的蒙古人——要是还在南京，蒙古人打过来，皇帝得跑好远，可在北京，蒙古人刚爬燕山，朱棣就能带着军队打过去。忽必烈选大都，就像把家安在两个房间的中间，左边是蒙古草原，右边是中原腹地，两边都能照顾到，这样才能坐稳江山。

朱元璋选南京的时候，心里还有点担心——南京的长江天险虽然好，可北方的蒙古人还在，要是蒙古人打过来，南京离北方太远，赶不及救援。可南京的经济实在太好了，江南的粮食多，老百姓有钱，朱元璋觉得，先在南京定都，等天下太平了，再迁到西安或者北京。

后来的朱棣当了皇帝，他觉得南京的“安全感”不够——他是燕王，在北京有自己的势力，而且北京能镇住北方的蒙古人。于是，他决定迁都北京。

永乐十九年，朱棣带着大臣们搬到北京，站在紫禁城的城墙上，他笑着说：“这里比南京舒服，因为我能看到北方的动静，要是蒙古人打过来，我能马上带兵出去。”迁都北京后，明朝的重心就放在了北方，大臣们都往北京跑，北京的人口越来越多，经济越来越发达，而南京则成了陪都。

从南京到北京，明朝的国都变迁，其实是一场关于“安全感”的转移，皇帝觉得哪里安全，就把国都定在哪里，因为国都定了，皇帝的心就定了。

朱元璋选了南京，朱棣选了北京，不管是南京还是北京，都是明朝的中心。国都定了，皇帝的心就定了，大臣们的腿就勤了，老百姓的日子就稳了——皇帝知道，国都在哪里，天下的资源就会往哪里集中；大臣们知道，国都在哪里，他们的前途就在哪里；老百姓知道，国都在哪里，他们的日子就会在哪里变好。就像现在的北京，是中国的国都，所以全国的资源都往北京集中，北京的经济、文化、科技都很发达，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好。国都定后，天下定，因为国都就是天下的中心，中心稳了，天下就稳了。

来源：矿山行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