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那年夏天的太阳，毒得像后娘的巴掌，一下一下，抽在人光着的膀子上，火辣辣地疼。

那年夏天的太阳，毒得像后娘的巴掌，一下一下，抽在人光着的膀子上，火辣辣地疼。

空气里全是麦秆和尘土混合的焦糊味儿，还有人身上淌下来的汗，蒸腾起来的那股子酸味。

知了在路两旁的老槐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好像要把一整个夏天的力气都用完。

我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车把上挂着一个军用水壶，里面是早上刚晾凉的绿豆汤。

还没到粮站大门口，就听见一阵熟悉的、让人牙酸的“吱呀——吱呀——”声。

是父亲那辆板车。

那声音我听了十几年，闭着眼都能分辨出来。每一个转轴的摩擦，都像是从父亲干瘦的骨头缝里挤出来的呻吟。

我的心，一瞬间就沉了下去。

粮站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一辆辆板车像一条条脱了水的鱼，无精打采地趴在滚烫的土地上。

交公粮的乡亲们，一个个都缩着脖子，黝黑的脸上挂着讨好的、卑微的笑，对着粮站里头那几个穿着白衬衫的人。

我一眼就看到了父亲。

他的背，在毒太阳底下，驼得更厉害了。

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已经被汗水浸透，紧紧地贴在嶙®峋的脊梁骨上，勾勒出一道让人心酸的弧线。

他正陪着笑，跟一个戴眼镜的验收员说着什么。

那眼镜我认得，姓王，我们背后都管他叫“王四眼”。

他不是本地人，据说是什么地方下来的干部子弟，在我们这个小电厂上班的人，都瞧不上他那股子高高在上的劲儿。没想到，他竟然被调到粮站当验收员了。

这可是个肥差。

“王同志，您再给看看，这麦子都是咱自家地里打的，一粒一粒，都是好麦子啊。”父亲的声音很低，带着恳求。

王四眼捏着一小撮麦粒，放在手心里颠了颠，又凑到鼻子底下闻了闻，然后“呸”的一声，把麦粒吐在地上，用脚尖碾了碾。

“老头儿，你这麦子，水分超标了，里面还掺着土疙瘩，不行，拉回去晒，晒干了再来！”

他的声音又尖又细，像一把锥子，直往人耳朵里钻。

父亲的腰，弯得更低了。

“王同志，这……这不能啊，这麦子我昨天在场上扬了一天，干得不能再干了。您看这天，哪儿来的一点儿水分啊。”

“我说有就有！你是验收员还是我是验收员？”王四眼把眼睛一瞪，镜片上反射着白花花的光，“要么拉回去，要么，就按次等粮算，扣秤！”

父亲的脸一下子涨成了猪肝色。

一车麦子，几百斤，都是他跟娘两个人，弯着腰，一镰刀一镰刀割下来的。

从割麦，到脱粒，再到晾晒，哪一道工序不是拿汗水泡出来的？

扣秤，那扣掉的不是斤两，是父亲的命根子。

我把自行车一支，大步走了过去。

“爸。”

父亲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但很快又黯淡下去，他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别过来。

他怕我这个在电厂上班的“文化人”，跟粮站的人起了冲突，丢了工作。

在他们那辈人眼里，能在电厂当个工人，那是祖坟上冒了青烟的大好事。

我没听他的，径直走到王四眼面前，从口袋里掏出“前进”牌香烟，递了一根过去。

“王哥，我是电厂的，机修车间的。这是我爸，老农民，不懂事，您多担待。”

我的姿态放得很低。

我知道，在這種时候，硬碰硬，吃亏的肯定是自己人。

王四眼斜着眼睛瞟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手里的烟，没接。

“电厂的？电厂的怎么了？电厂的就可以交湿麦子了？”他皮笑肉不笑地说，“规定就是规定，谁来都一样。”

我心里的火，“噌”地一下就冒了起来。

但我还是压着火气，把水壶递给父亲：“爸，喝口绿豆汤解解暑，别急，我来跟王哥说。”

父亲接过水壶，嘴唇哆嗦着，没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看着我，眼睛里全是担忧。

我转过头，继续对王四眼笑着：“王哥，您看这大热天的，我爸一大把年纪了，从村里拉车麦子过来，三十多里地，不容易。您给行个方便，这麦子，肯定没问题。”

“我说了，有问题就有问题！”王四眼不耐烦地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下一家！”

排在后面的一个大叔，赶紧推着车子凑上来，满脸堆笑。

父亲攥着水壶的手，青筋都爆了出来。他那张被岁月刻满沟壑的脸，此刻写满了无助和屈辱。

我看到他放在车把上的手，那是一双怎样的手啊。

皮肤像老树皮一样干枯，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关节粗大变形，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故事。

就是这双手，一锄头一锄头，刨出了我们姐弟几个的活路。

就是这双手，在我小时候，把我高高举过头顶，让我看到了更远的世界。

就是这双手，在我考上技校，要去县里报到的时候，把一沓被汗水浸得发潮的毛票，塞进了我的口袋，嘴里还不停地嘱咐：“到了外面，别亏着自己。”

可现在，这双手，却因为一车被刁难的麦子，在无力地颤抖。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深吸一口气，把那股子酸楚压下去，换上了一副更灿烂的笑脸。

我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悄悄往王四眼手里塞。

那是我这个月的烟钱，省下来准备给娘买一块做夏衣的“的确良”布料的。

王四眼的手缩了一下，但没拒绝。他用眼角的余光飞快地扫了一眼四周，然后不着痕痕地把纸包收进了口袋。

我心里一阵恶心，但脸上还得陪着笑：“王哥，您再给看看？”

他清了清嗓子，重新走到板车前，装模作样地又抓了一把麦子。

这次，他闻的时间长了点，颠的次数也多了点。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可没想到，他把麦子一扔，脸又沉了下来。

“不行，还是不行！这麦子里头，瘪粒太多了，影响出粉率。拉回去，重新筛！筛干净了再来！”

我愣住了。

周围的乡亲们也都愣住了。

所有人都看明白了，王四眼这是铁了心要刁难我父亲。

刚才那个纸包，他嫌少了。

父亲的身体晃了一下，要不是扶着车把，他可能就一屁股坐地上了。

他的嘴唇张了张，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声响，像一架破了的风箱。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根弦，“嘣”的一声，断了。

我扶住父亲，让他靠在车上，然后一字一句地对王四眼说：“你确定，这麦子，今天过不了了？”

我的声音不大，但很冷。

王四眼 शायद是被我的眼神吓到了，愣了一下，随即恼羞成怒：“过不了就是过不了！你个小工人，还想威胁我？信不信我让你爸这车麦子，烂在这里！”

“好。”

我只说了一个字。

然后，我转过身，拍了拍父亲的肩膀，轻声说：“爸，你在这儿等我，哪儿也别去。我去给你讨个公道。”

父亲拉住我的胳膊，急得满头是汗：“娃，别冲动，咱……咱不交了，拉回去就是了……”

“爸，你信我。”

我挣开他的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粮站。

毒辣的太阳照在我的身上，我却感觉不到一点热，浑身的血，都是凉的。

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回电厂。

我绕着粮站走了一圈。

作为电厂的机修工，我对我们这片儿的电路布局，了如指掌。

粮站是农业用电大户，用的是三相四线电，单独从主干线上拉了一根专线过来。

而控制这根专线的电闸和保险，就在粮站后面围墙外头，一个不起眼的电线杆上。

那个铁皮的配电箱，离地大概三米高，上了锁。

但这难不倒我。

我回到粮站门口，父亲还守在他的那车麦子旁边，像一尊风干了的雕塑。

看到我回来，他赶紧迎上来：“娃，你上哪儿去了？咱回家吧，别惹事……”

我没理他，径直走到那个耀武扬威的王四眼面前。

他正翘着二郎腿，坐在一台“菊花”牌电风扇前面吹风，一边喝着大叶茶，一边跟旁边的人吹嘘他当年在北京怎么怎么样。

电风扇“呼呼”地转着，吹出来的都是热风。

可在他眼里，这已经是天大的享受了。

而我的父亲，和那一排排的庄稼汉，只能在外面，被太阳无情地炙烤。

我走到他跟前，很平静地说：“王同志，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我爸这车麦子，你到底收不收？”

王四眼把茶缸子“啪”地往桌上一放，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你小子还没完了是吧？我告诉你，今天这麦子，耶稣来了也过不了！赶紧给我滚蛋，不然我叫保卫科的人了！”

“好，这可是你说的。”

我笑了。

转身，我走到了粮站的磅房。

磅房里，管过秤的是个五十多岁的大爷，正打着瞌睡。

我走进去，他睁开惺忪的睡眼。

“同志，有事？”

“大爷，我问一下，你们这儿的秤，是电动的吧？”

“是啊，新换的电子秤，高级着呢。”大爷有点得意。

“那要是停了电，还能用吗？”

“停了电？”大爷愣了一下，“停了电那肯定用不了了啊，那不就成了一块大铁疙瘩了？”

“好，谢谢您。”

我转身又走出来。

这一次，我心里有底了。

我绕到粮站后面，那根熟悉的电线杆就在眼前。

我抬头看了看，周围没人。

我从随身带的工具包里，掏出一把活络扳手和一把绝缘钳。

爬电线杆，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

我把脚往水泥杆子上一蹬，双手一抱，三下五除二，就爬到了配电箱的位置。

那把铜锁，在我眼里，跟纸糊的没什么区别。

我用活络扳手卡住锁梁，两手用力一绞，“啪”的一声轻响，锁开了。

打开锈迹斑斑的铁皮箱门，里面是三排黑色的闸刀开关，和一排排的保险丝。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臭氧味，那是电流的味道。

我能听到电流在电线里穿行时发出的“滋滋”声，像一条条焦躁的蛇。

在我眼里，它们不是危险，而是我最熟悉的伙计。

我找到了通往粮站的那一路。

我的手，握住了那个冰冷的胶木手柄。

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父亲那张布满屈辱和无助的脸。

浮现出他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严重变形的手。

浮现出他为了我，弯在王四眼面前的，那副几乎要折断的脊梁。

一股滚烫的热流，从我的胸口，直冲头顶。

去他娘的规定！

去他娘的铁饭碗！

今天，我什么都不要了，就要给我爹，讨一个公道！

我没有丝毫犹豫，用尽全身的力气，猛地向下一拉！

“咔嚓——”

一声清脆而沉重的声响。

整个世界，仿佛都在这一瞬间，安静了下来。

我能感觉到，那股奔腾的电流，在我手中被瞬间斩断。

粮站里，那台“菊花”牌电风扇的“呼呼”声，戛然而止。

磅房里电子秤的显示屏，瞬间熄灭。

仓库里用来传送粮包的传送带，也停了下来。

紧接着，就是一片嘈杂的叫喊声。

“怎么回事？停电了？”

“操，这大热天的，要人命啊！”

“老张，快去看看是不是跳闸了！”

我从电线杆上滑下来，整理了一下衣服，把工具收好，然后像个没事人一样，慢悠悠地晃回了粮站门口。

粮站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王四眼正拿着个本子，拼命地扇着风，满头大汗，嘴里骂骂咧咧的。

没了电风扇，他那身干净的白衬衫，瞬间就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狼狈不堪。

父亲和其他乡亲们，都有些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

粮站的主任，一个姓李的胖子，从办公室里跑了出来，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怎么搞的？怎么突然停电了？赶紧给电厂打电话啊！”

一个工作人员苦着脸说：“主任，电话也打不通了，电话线好像也断了。”

我心里冷笑一声，刚才我顺手把那根电话线也给扯了。

李主任急得团团转，交公粮是有时间限制的，今天收不上来，明天任务完不成，他这个主任也别想干了。

就在这时，我“恰好”出现在他面前。

“李主任，别急啊，这是停电了？”我装作一脸关切地问。

李主任看见我，像是看见了救星：“小同志，你是……？”

“哦，我是电厂的，机修车间的，正好路过。”我指了指我胸口的工作牌。

“电厂的？太好了！太好了！”李主任一把抓住我的手，“小同志，你快给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赶紧给弄好？”

我装模作样地走到磅房，看了看那块黑掉的电子秤，又走到仓库，看了看停摆的传送带。

然后，我走到院子中间，抬头看了看天上的电线。

最后，我煞有介事地摇了摇头。

“李主任，这情况，有点复杂啊。”

“怎么复杂了？小同志，你可得给帮帮忙啊！”李"主任的汗都下来了。

我慢条斯理地说：“看这情况，不像是普通的跳闸。很可能是主线路出了问题，或者是配电箱里的保险烧了。这要检修起来，可就麻烦了。”

“那……那要多久？”

我伸出三根手指头。

“三天？”李主任的脸都白了。

我摇摇头：“那哪儿能啊。我的意思是，最快也得三个小时。而且，这还得是我们电厂的老师傅亲自来才行。我就是个学徒，没那本事。”

“三个小时？！”李主任哀嚎一声，“那不都等到天黑了？黄花菜都凉了！”

我“为难”地说：“那也没办法啊，安全第一嘛。这电路上的事，可不能开玩笑。万一出了事故，那可是要死人的。”

我特意把“死人”两个字，说得很重。

李主任的腿一软，差点没站稳。

他擦了擦额头的汗，凑到我跟前，压低了声音：“小同志，你看……有没有什么快点的办法？今天这粮，我们是必须得收完的。你给帮帮忙，我……我私人给你包个红包。”

我等的就是他这句话。

但我还是摇了摇头，一脸正气地说：“李主任，你这是什么话？我们当工人的，怎么能收红包呢？为人民服务嘛！”

李主任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

我话锋一转：“不过嘛……办法，也不是没有。”

“什么办法？”李主任的眼睛又亮了。

我指了指外面排着的长队，意味深长地说：“李主任，我刚才听我们电厂的老师傅念叨过，说咱们这片儿的线路有点老化，最怕的就是负荷太大。有时候，用电的设备开得太多，或者运行时间太长，它自己就‘闹脾气’，断了。”

李主任是个聪明人，他立刻就听出了我话里的意思。

他回头，看了一眼还在那里骂骂咧咧的王四眼，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他快步走到王四眼面前，低声吼道：“王四眼！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卡了多少车了？”

王四眼还不知道大难临头，梗着脖子说：“主任，我这是按规定办事！他们的粮食，质量都有问题！”

“放屁！”李主任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桌上的茶缸子都跳了起来，“什么狗屁规定！我看就是你在这里故意刁难人！你看看这天，你看看这些老乡，你有没有一点人心？”

王四眼被骂懵了。

李主任指着他的鼻子，继续骂道：“我告诉你，今天这些粮食，必须全部收完！不管干的湿的，瘪的饱的，只要是麦子，就都给我收！要是耽误了国家的大事，我第一个扒了你的皮！”

骂完，李主任又换上一副笑脸，跑到我跟前。

“小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加快速度，一个小时之内，把所有的粮食都收完。然后，你再帮忙把电给弄好？”

我心里乐开了花，但脸上还是那副“为难”的表情。

“李主任，这……这不合规定啊。电路故障，是要上报，然后派专门的维修队来的。”

“哎呀，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李主任都快给我跪下了，“小同志，算我求你了。今天这事要是办砸了，我的乌纱帽可就没了！”

我沉吟了片刻，仿佛在做一个艰难的决定。

最后，我长叹一口气：“唉，看在李主任你也是为了工作的份上，我就破例一次吧。不过，丑话说在前面，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传出去了，我可是要受处分的。”

“放心！放心！我保证，今天这事，除了我们俩，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李主任拍着胸脯保证。

“那好。”我点了点头，“你们赶紧收粮吧。我去给你们‘看看’线路。”

说完，我又晃悠悠地走出了粮站。

这一次，我的脚步，无比轻快。

粮站里，立刻就变了天。

李主任亲自坐镇，指挥着工作人员加快速度。

王四眼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蔫头耷脑地站在一边，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

父亲的那车麦子，第一个过了秤。

过秤的时候，用的是粮站里备用的老式杆秤。

管过秤的大爷，手里的秤砣，往上提了又提。

最后报出来的斤两，比父亲预想的，还多了好几斤。

父亲愣愣地看着那个数字，半天没反应过来。

直到工作人员把一张盖了红章的收据塞到他手里，他才如梦初醒。

他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抖得厉害，就像捧着一件稀世珍宝。

他走到我跟前，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眼圈却先红了。

我拍了拍他的后背：“爸，没事了，咱回家。”

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卸完麦子，空了的板车，一下子轻快了许多。

父亲在前面拉着车，我跟在后面。

那熟悉的“吱呀——吱呀——”声又响了起来。

但这一次，那声音不再是沉重的呻吟，倒像是一种卸下重担后的轻快哼鸣。

我绕到粮站后面，三下五除二爬上电线杆，把闸刀重新合上。

“咔嚓”一声。

整个粮站，瞬间灯火通明。

电风扇又“呼呼”地转了起来。

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

我悄无声息地从电线杆上滑下来，骑上我的二八大杠，追上了父亲。

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父亲的背，好像也没有那么驼了。

一路上，他一句话也没说。

快到村口的时候，他突然停了下来，从车上拿起那个军用水壶，递给我。

“娃，喝口水。”

我接过来，拧开盖子，才发现里面的绿豆汤，他一口都没喝。

水还是凉的，带着绿豆的清香。

我“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一股清凉，从喉咙，一直流到心里。

“爸，今天这事……”我想解释一下。

他却摆了摆手，打断了我。

他看着我，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

“娃，你长大了。”

他说。

说完，他转过身，继续拉着那辆空板车，往前走。

我看着他的背影，高大，且坚实，像一座山。

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

我拉下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闸。

我斩断的，是那些不公和刁难。

我接通的，是父亲作为一个庄稼汉，最朴素的尊严。

很多年以后，我离开了电厂，去了更大的城市。

父亲也老了，拉不动那辆陪伴了他大半辈子的板车了。

那辆板车，就静静地停在老屋的墙角，落满了灰尘，两个轮子也早已锈死。

但每当我遇到不平事，想要退缩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个炎热的下午。

想起父亲那双颤抖的手，和他弯下的脊梁。

想起那一声清脆的“咔嚓”声。

那声音，就像一道闪电，划破了那个时代的沉闷，也照亮了我一生的道路。

它告诉我，有些东西，比铁饭碗更重要。

那就是，一个人的良心，和刻在骨子里的担当。

后来，我偶尔也会听村里人说起王四眼。

据说，那天之后，他没在粮站干多久，就被调到了一个更偏远的部门，再也没了耀武扬威的资本。

而那个李主任，后来官运亨通，一直做到了县粮食局的局长。

有一次我回老家，在县城里碰见他。

他已经认不出我了。

我也没跟他打招呼。

我们之间，只有一个关于停电的秘密。

这个秘密，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包括我的妻子和孩子。

它就像一颗种子，埋在我的心里。

在后来漫长的人生岁月里，每当遇到黑暗和不公，它就会发芽，开花，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给我力量，让我挺直腰杆，永远不要忘记，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我记得，那天回家后，母亲已经做好了晚饭。

一盘炒南瓜，一盘凉拌黄瓜，还有一大盆玉米糊糊。

父亲的心情特别好，甚至从床底下摸出藏了半年的酒瓶，给我倒了一盅。

那是一种用红薯干酿的土酒，入口辛辣，像刀子一样刮着喉咙。

我呛得直咳嗽。

父亲却笑了，笑得满脸的褶子都舒展开了。

“能喝酒了，是大人了。”他说。

那天晚上，他跟我说了很多话。

说他年轻的时候，怎么跟地主斗。

说他怎么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养活我们一大家子。

说他这辈子，没求过人，也没怕过谁。

“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他喝得满脸通红，拍着我的肩膀，“今天，你给爸争了这口气。”

我端起酒盅，一饮而尽。

那辛辣的液体，烧得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我不知道，那是因为酒烈，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在父亲的眼里，不再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是一个可以为他遮风挡雨的，男人了。

这件事，像一个烙印，深深地刻在了我的青春里。

它让我过早地认识到了这个世界的复杂，也让我明白了，有时候，知识和技能，不仅仅是用来谋生的工具，它也可以是捍卫尊严的武器。

我在电厂，后来干得不错，从机修工，到技术员，再到车间副主任。

我再也没用过那么极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我学会了圆滑，学会了妥协，学会了在这个人情社会里，如何更好地生存下去。

但我内心深处，始终保留着那一小块坚硬的地方。

那是属于那个下午的，属于那个拉下电闸的年轻人的。

它提醒我，无论走到哪里，无论身处何位，都不能忘记自己的根。

不能忘记，那片养育了我的土地，和那个用一辈子教会我什么是“脊梁”的，我的父亲。

几十年过去了，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粮站早已经不存在了，交公粮也成为了历史名词。

村里的人，大都出去打工了，田地也荒芜了不少。

父亲去世那年，是个冬天。

他走得很安详。

临终前，他把我叫到床前，已经说不出话了。

他只是用那双干枯的手，紧紧地抓着我。

我能感觉到，他手上的力气，一点一点地消失。

我反握住他的手，把他的手贴在我的脸上。

那双曾经像老树皮一样粗糙的手，如今已经变得冰冷而柔软。

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炎热的下午。

我看到一个年轻的自己，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车把上挂着一个军用水壶。

我看到一个佝偻的背影，在毒太阳下，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板车。

我看到一张写满屈辱和无助的脸。

然后，我听到了那一声清脆的“咔嚓”声。

整个世界，瞬间安静。

父亲的手，彻底松开了。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汹涌而出。

爸，你放心。

你儿子，一辈子，都挺直了腰杆。

没给你丢人。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我在老屋里整理他的遗物。

在一个上了锁的旧木箱里，我发现了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蓝布褂子。

就是那件，在那个下午，被汗水浸透的褂子。

褂子的口袋里，有一个用手帕包着的东西。

我打开手帕，里面是一张泛黄的纸。

是那张，粮站的收据。

上面那个用红色印泥盖着的章，已经有些模糊了。

但那个数字，那个比预想中多了好几斤的数字，依然清晰可见。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收据，仿佛有千斤重。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父亲要把这张收据，像宝贝一样珍藏起来。

那上面记录的，不仅仅是几百斤麦子的重量。

那是一个父亲的尊严，和一个儿子笨拙的守护。

也是一个时代里，一个小人物，用自己的方式，发出的，最响亮的呐喊。

我把那张收据，小心翼翼地重新包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然后，我走出了老屋。

冬天的阳光，暖暖地照在身上。

不远处，田野里，有孩子在放风筝。

风筝飞得很高很高。

我仿佛看到，父亲就站在那风筝的尽头，对着我笑。

笑得，还是那么憨厚，那么温暖。

我的人生，就像那根被我拉下的电线。

有过被斩断的瞬间，有过黑暗和混乱。

但最终，我还是亲手把它接上了。

因为我知道，只有通了电，灯才会亮。

只有心里有光，路才不会黑。

而父亲，就是我心里，那盏永远不会熄灭的灯。

他用他的一生，教会了我，如何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

我走出村子的时候，回头望了一眼。

老屋的烟囱里，没有再升起炊烟。

那辆吱呀作响的板车，也永远地停在了墙角。

一个时代，就那样，悄无声息地结束了。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永远不会结束。

比如，土地的芬芳。

比如，麦子的金黄。

再比如，一个儿子对父亲，那份沉甸甸的，永不褪色的，记忆。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很少说话，他总是沉默地干活。

家里的那几亩薄田，就是他的整个世界。

他认识田里的每一种庄稼，就像认识自己的孩子。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播种，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浇水。

他会把最好的麦种留下来，用一个布袋子高高地挂在房梁上，防止被老鼠偷吃。

每年夏天，打完麦子，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抓一把新麦，放在嘴里，慢慢地嚼。

他说，新麦子嚼出来的味道，是甜的，带着太阳的香气。

那时候，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他说的“太阳的香气”是什么味道。

我只知道，父亲身上的味道，就是太阳的味道。

那是混杂着汗水、泥土和麦秆的，一种朴素而温暖的气息。

他很少对我笑，更不会像别的父亲那样，把孩子抱在怀里。

他的爱，都藏在他沉默的行动里。

藏在他为我做的，那个可以打陀螺的木头疙瘩里。

藏在他用麦秆为我编的，那只活灵活现的蚂蚱里。

藏在他半夜起来，悄悄为我掖好被角的那双粗糙的大手里。

我考上技校那年，是村里出的第一个“文化人”。

家里摆了酒席，来了很多亲戚。

父亲那天喝了很多酒，脸喝得通红。

他拉着我的手，挨桌去给亲戚们敬酒。

他一遍又一遍地，带着几分炫耀，几分骄傲地跟别人说：“这是我儿子，以后要去城里，当工人了！”

那一刻，我看到他眼睛里闪烁的光芒，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

我知道，我承载了他一辈子的梦想。

他希望我能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去过上和他不一样的生活。

不要再像他一样，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看天吃饭，还要看别人的脸色。

所以，当我进入电厂，穿上那身蓝色的工装时，我能感觉到他发自内心的喜悦。

他经常会跑到电厂的围墙外，远远地看着那个高耸入云的烟囱。

他看不懂那些复杂的机器和电路，但他知道，他的儿子，就在那里头，在那个能让整个县城亮起来的地方。

他觉得，那是顶天立地的工作。

可是，他没有想到，他那个在电厂上班的，顶天立地的儿子，有一天，会因为他，而去干一件“出格”的事。

拉电闸的那天晚上，我其实一夜没睡。

我既感到一种报复的快感，又感到一种后怕。

我怕事情败露，丢了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我怕给父亲，给这个家，带来更大的麻烦。

我甚至想过，第二天就去跟厂里的领导坦白，去承认错误。

但是，当我看到父亲第二天早上，像往常一样，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地时，我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的背影，在晨曦中，依然佝偻，但却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踏实和安稳。

我知道，我做对了。

有些尊严，是需要用一些“出格”的方式去捍卫的。

后来，我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中。

我拼命地学习技术，钻研业务。

我想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因为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当你自身足够强大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去保护你想要保护的人，才有底气去跟那些不公的规则说“不”。

我不再是那个只会用拉电闸来解决问题的愣头青。

我学会了用技术，用知识，用更聪明的方式，去赢得别人的尊重。

我成了厂里的技术骨干，解决了很多老大难的问题。

每次我拿到奖状或者奖金，回家递给父亲时，他都会像个孩子一样，咧着嘴笑。

他会把那些奖状，一张一张，整整齐齐地贴在家里最显眼的那面墙上。

那面墙，斑驳，脱落，却因为那些红色的奖状，而显得熠熠生辉。

他会跟每一个来串门的邻居，指着那些奖状，不厌其烦地介绍：“这是我儿子得的，省里的奖状！”“这是我儿子拿的，技术革新奖！”

他的骄傲，溢于言表。

我知道，他不是在炫耀我有多大的出息。

他是在欣慰，他的儿子，终于用自己的本事，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了。

再也不需要靠拉电...闸，去讨回公道了。

有一年，县里搞电网改造。

我作为技术负责人，带着一个团队，回到了我们的村子。

我们需要在村子后面，重新架设一排更高更粗的电线杆。

其中一根，正好就在当年那个粮站的旧址旁边。

粮站已经废弃了，院子里长满了荒草，当年的磅房和仓库，只剩下几面残破的墙壁。

我站在那片废墟前，百感交集。

当年的那个配电箱，早已经锈得不成样子，像一个沉默的老人，在诉说着过往的岁月。

一个年轻的队员问我：“主任，你看什么呢？”

我笑了笑，说：“看一段历史。”

他不懂。

他无法想象，在几十年前，一个普通的电闸，竟然能决定一车粮食的命运，和一个农民的尊严。

他也无法理解，我看着那根普通的电线杆时，心里涌起的，是怎样一种复杂的情感。

那是愤怒，是心酸，是快意，也是一种成长的阵痛。

我们立起了新的电线杆，架设了新的电线。

合上电闸的那一刻，整个村子的灯，比以前亮了好几倍。

村民们都跑出来欢呼。

父亲也拄着拐杖，站在家门口，眯着眼睛，看着那些明亮的灯光。

我走到他身边。

“爸，以后，咱村里再也不会停电了。”我说。

他点了点头，拍了拍我的手。

“亮，真亮。”

他喃喃地说。

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那一片灯火，璀璨如星河，照亮了整个村庄，也照亮了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这大半辈子，从一个普通的机修工，到今天的总工程师，所做的这一切，都值了。

我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我用我的双手，我的知识，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光明。

而这光明的起点，或许，就是源于那个炎热的下午。

源于那个为了捍卫父亲的尊严，而毅然拉下电闸的，冲动的少年。

人生，就是这样一场奇妙的轮回。

当年，我用一次“断电”，为父亲赢回了尊严。

如今，我用一次“通电”，回报了这片养育我的土地。

父亲去世后，我每次回老家，都会去他的坟前坐一坐。

我会跟他聊聊我的工作，聊聊我的孩子，聊聊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到。

但我总觉得，他就在我身边，用他那双温暖的眼睛，注视着我。

就像当年，他站在电厂的围墙外，远远地望着那个高耸的烟囱一样。

他的坟，就安在村后的山坡上。

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村庄，和那一片片曾经洒满他汗水的田野。

山坡下，一排崭新的电线杆，整齐地排列着，银色的电线，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它们像一排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片宁静的土地。

也守护着，一个儿子对父亲，最深沉的，思念。

我知道，无论我走多远，我的根，永远在这里。

因为这里，有我父亲的味道。

那是一种混杂着泥土、汗水和太阳的，永不消散的气息。

它提醒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

我会带着这种气息，带着父亲给予我的力量，继续走下去。

走得更远，走得更稳。

直到有一天，我也会变成一个沉默的老人，给我的孩子，讲述那段关于一车麦子，和一个电闸的故事。

我会告诉他，那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那是一个承诺。

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最庄严的，承诺。

承诺，要用一生，去挺直，那副属于我们庄稼人的，不屈的脊梁。

来源：马铃薯是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