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4年巴黎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环节——官方以隆重而耀眼的十座女性雕像展示来表达名为“女性友谊姐妹会（Sororité）”的环节，向10位来自文学界、体育界、政界和艺术界并致力于捍卫女性权利的女性先锋人物致敬。巴黎奥运会也是顾

2024年巴黎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有一个激动人心的环节——官方以隆重而耀眼的十座女性雕像展示来表达名为“女性友谊姐妹会（Sororité）”的环节，向10位来自文学界、体育界、政界和艺术界并致力于捍卫女性权利的女性先锋人物致敬。巴黎奥运会也是顾拜旦创设这项人类体育盛会128年以来，第一次在严格意义上实现了男女平等的奥运会，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达50%。这一标志性的历史事件必将永久载入人类史册。然而，男女平等的道路何其艰难，女性为了争取自身权益付出了怎样难以想象的艰辛努力，并不被大多数人知晓。《丢失词词典》这部小说就是女性用自己的视角和自身的努力，捍卫自身权益和捍卫共同记忆的无数动人故事的其中之一。

巴黎奥运会致敬的10位杰出女性之一的波伏娃曾说过：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惊叹她不会飞翔。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她就再也不会被迫呆在目前。女性被视为“第二性”和“他者”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被动地位的现实也正在一点一点被改变，曦光明灭，但终会闪亮，越来越多属于女性的历史功绩会被重新发掘。

澳大利亚作家皮普·威廉姆斯在对《牛津英语词典》编纂的过程产生浓厚兴趣之后，深入历史现场，数度造访牛津，亲手翻检上百份珍贵档案材料、访问词典出版参与者，发掘出《牛津英语词典》编纂的背后有着无数女性的共同参与，而荣耀背后的女性却成为了缺席者。皮普·威廉姆斯为此发出追问：这个故事里的女人在哪里？她们缺席是否重要？被男性塑造的历史中被遮蔽的女性之光如此动人，就是作者通过这部小说将要呈现给我们的内容。

累牍院与词典编纂师

我们知道公元前7世纪亚述帝国时编的苏美尔-阿卡德语双语难词表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词典；成书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初的《尔雅》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词典类书籍。词典作为文明的印记，也作为语言解释和文化交流的工具，在人类文明历程中有着不可替代和举足轻重的地位。

英语同世界上其他几种主要语言一样是一种活生生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发展，新词会不断被添加到语言中。根据统计，英语中大约有17万个常用单词，以及47000个专业术语。然而，如果包括所有已知的英语单词——古英语、中古英语、方言、俚语、专业术语等，这个数字可能会超过一百万。给英语找到一个归属，让词语有准确的定义成了英语世界一项艰巨的工程。《牛津英语词典》是英语世界中最权威的词典，它的编纂工作在历史上是受到英国皇室和政府鼎力支持的，从1857年开始筹备到1928年第一版全部出齐，经历了71年的风风雨雨，中国古代常用一个甲子的干支纪年来形容岁月的漫长流转和轮回，《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过程比一个甲子还长。

《丢失词词典》就是着眼于《牛津英语词典》的整个编纂历程，将真实和虚构恰如其分地融合起来。在呈现词典编纂的艰辛细节和跨越编纂历史时间线的宏大世界历史背景上做到了考必有据，虚实相生，不仅是一场穿越百年的文字冒险，更是为女性词典编纂师正名的感人力作。

以词典为名称或者特殊创作形式的文学作品，最著名的是前南斯拉夫、现塞尔维亚旗帜性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在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哈扎尔辞典》。以及我国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这两本小说都跨越文本的界限，探索文学的边际，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前瞻性。《丢失词词典》并没有在文本创新等技巧上冒进，而是扎扎实实讲好故事，特别是被遮蔽的女性故事，既有《牛津英语词典》收录的词语的故事，更有被排除在大词典之外，却更有强韧生命力和被更广大女性日常广泛使用的词语的故事。100多年前，那些记载着词语和引文的小纸条在故纸堆中被埋没，皮普·威廉姆斯赋予了它们新的生命。

累牍院，听起来像是一处气势磅礴的建筑……但其实它只是个小棚屋，就在牛津一栋洋房的后花园里。这里就是大名鼎鼎的《牛津英语词典》编辑部所在地。皮普这样描述这里：这座棚屋存放的不是铲子和耙子，而是文字。英语中的每一个词都写在一张明信片大小的纸条上。世界各地都有义工把这样的纸条寄过来。它们会被捆成一沓一沓，存放在沿着棚屋墙壁排列的几百个分类格中。将这棚屋命名为“累牍院”的人是莫瑞（James A.H. Murray）博士。

好莱坞电影《教授与疯子》就是以《牛津英语词典》诞生的故事所著的小说《教授与疯子》改编而成，由自导自演《勇敢的心》而名震天下的巨星梅尔·吉布森饰演《牛津英语词典》的主编詹姆斯·莫瑞爵士，为观众讲述了《牛津英语词典》第一版编纂成书背后那些不为人知又激荡震撼的故事。莫瑞爵士也作为主要背景人物贯穿于《丢失词词典》整个情节当中。他也是词典编纂室的掌舵人，他高效、严厉、让人尊敬，却也是整个父权制社会下大家长和权威的缩影，尽管他在小说中非常善良，对女性义工和我们的女主角或是其他参与编纂工作的女性都非常友好，但并没有改变历史给大词典编纂工作的盖棺论定：所有编辑都是男性，大部分助手都是男性，大部分义工都是男性，构成词汇如何使用之证据的文献、手稿和报道，大部分也是由男性撰写，就连牛津大学出版委员会——掌控钱包的人——也是男人。

而事实上，历史上真实存在着诸多《牛津英语词典》的女性参与者。除了部分女性作家的小说、传记和诗歌被用作引文之外，还有很多女性义工为词典提供了无数的词条，譬如真实存在的历史学者伊蒂丝·汤普森和妹妹伊丽莎白·汤普森，二人仅在词典A-B部分就提供了15000多条引文，而她们也为词典编纂一直工作到1928年《牛津英语词典》第一版全部出齐。值得一提的是，伊蒂丝·汤普森在《牛津英语词典》全部出齐的一年后，也就是1929年就与世长辞，仿佛她的使命就是帮助《牛津英语词典》出版。

颇为讽刺的是，在伊蒂丝去世的前一年，伦敦举办了隆重的庆祝《牛津英语词典》出版盛大晚宴，参与词典编纂的一百多名男性受邀出席。而为词典出版做过巨大贡献的伊蒂丝·汤普森所获得的“荣誉”，仅仅是允许她和另外两位女性编辑一起，坐在楼座看男人们用餐。

一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阐释：女性沦为男人的附庸。男人通过将自我确立为主体，在不断地观察与界定下完成自我超越；而女人则作为绝对客体，处于被动状态。不能够自我确认，只能将自我视作“他者”，为男人的存在掩盖了自为存在。女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选择，她们屈从于男人，其主体性逐渐消失，最后沦为“他者”。

而皮普试图通过她故事的主角，摆脱女性“他者”地位，重新定义世界，对历史惟有男性书写这种父权制观点进行挑战。主角艾丝玫是《牛津英语词典》一位编纂师的女儿，从小在累牍院的分类桌下长大，对文字有着深厚的情感。随着成长，她开始注意到词典编纂过程中被男性编纂师们忽略、鄙视或丢弃的女性相关词汇。她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这些被她称为“丢失词”的词语，这些词绝大多数是关于女性的，代表了女性经验的被忽视和被压制。她开始写下这些从女仆、集市女摊贩、女喜剧演员甚至是流莺风尘女等底层女性那里听到的各种生动却注定不符合父权制社会下词典编纂规范的用词，她立志编纂一部属于女性的词典，让这些被遗忘的词汇得到应有的尊重。

属于女性的《编舟记》

韩少功指出：生活是语言之母。言说者的生存经验产生或消灭了很多词语，在时间进程中扭曲或改变了很多词语。三浦紫苑在《编舟记》中也有类似的观点：辞典，是横渡词汇海洋的船。人们乘坐辞典这艘船，收集漂泊在漆黑海面上的点点星光，只为了能用最恰当的措辞，准确地把自己的所思所想传达给他人。《丢失词词典》中，皮普也给出了她明确的观点：文字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它们的拼法，它们的念法，有时候连它们的意思都会变。它们有自己的历史。

书中女主角艾丝玫和父亲的一段对话充分体现了在《牛津英语词典》编纂过程中，詹姆斯·莫瑞确立的词语定义和收录的标准。女主角艾丝玫向父亲提问，“文字会一直变化吗?”她父亲回答,“当意义被写下来，我想它有可能就固定了。”，“所以你跟莫瑞博士想让那些词代表什么意义都可以:而我们都必须永远按照你们的定义使用文字？”，“当然不是。我们的工作在于找出共识。我们遍观群书来看某个词是怎么用的，然后想出符合所有用法的定义。其实这是一种相当科学的做法。”“那是什么意思?”“‘共识’吗？”“嗯，它的意思是每个人都赞同。”但这个标准虽然看似“科学”，却蕴含着独裁和固有的男性以自我为主体的特殊地位论调。男性编纂师甚至还强调：“我们不是英语的仲裁者。我们的工作必然只是记录，而不是批判。”而事实上，他们摒弃了更加生动鲜活的日常，更加便捷明快的交流和更直抒胸臆无拘无束的表达。

而书中一直伴随艾丝玫成长，拥有丰富学识的代表女性，艾丝玫的教母蒂塔（即前文提到的真实历史人物伊蒂丝·汤普森的昵称），在与艾丝玫的交流中进一步阐释了男性作为编纂的裁判者所表现出的傲慢与偏见。

伊莉莎白·格里菲斯（爱尔兰著名的女戏剧家）在小说里用了“literately”这个词。虽然这个词没有其他范例，但是在我看来，它是“literate”(能读写的)的优雅延伸。莫瑞博士同意我为大词典写一个条目，但他也同时告诉我它不太可能被收录。看来我们的女作者没能证明自己是个“literata”——这个可憎的词是柯勒律治发明的，意思是“女文人”。这个词也只有一个范例，但它确定会被收录。我这么说也许像有酸葡萄心理，但我实在不觉得它会广为流行。世界上的女文人必定人数够多，普遍有资格被纳入“literati”(文人〔复数〕)之中。有若干义工(就我所知，她们全都是女性)寄来“literately”的同一句引文。总共有六封信，由于它们对大词典来说都毫无用处，我觉得没有理由不把其中一封送给艾丝玫。我期望知道你们两个怎么使用这个美丽的词。通力合作，我们或许能让它保有生命力。

女性作家创造的单词被设置了重重壁垒，要正式收入《牛津英语词典》成为词条看起来遥不可及，但是柯勒律治在文人这个单词上变造出的“女文人”却可以被收录，真是莫大的讽刺，和对女性的一种“下定义”的侮辱。

蒂塔在给艾丝玫的另一封信中再次强调了看似科学地编纂标准的荒谬，以及女性在经历这些剔除、删减、抹去时的无奈。

有些词我从没听人说出口，也几乎无法想象有人使用它，它们却在大词典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某个伟人曾经写下它们。我以前每次遇到这种词，心中都会浮现“束之高阁”这个词。

不幸的是，大词典没有空间容纳缺乏文献来源的词汇，每个词都必须曾经写成白纸黑字，而你的假设是对的，它们大部分都来自男人所写的书，不过也未必总是如此。许多引文都是由女性所写，尽管这显然属于少数情况。你知道这件事或许会讶异:有些词汇的出处仅仅是不太可靠的技术手册或说明书。据我所知，至少有一个词是源自药瓶上的标签。

你的观察是对的，被普遍使用却未曾被书写下来的词汇，势必会被排除在外。你担心某些类型的词，或是某些类型的人常用的词，在未来会遗落，会消失，你观察得很敏锐。我想不到任何解决办法，然而试想另一种选择:把这些时兴了一两年又消失的词、这些不会被我们代代相传的词，通通都收录进去，它们会把大词典塞得喘不过气。不是所有词都是平等的(我在写下这句话时，好像更能体会你的忧虑了:如果某一个族群的用词被视为比另一个族群的用词更有保存价值……)。

但在与底层女性接触的过程中，艾丝玫逐渐认清了现实，她用自己的方式打捞属于女性共同的记忆，把那些丢失的词记录下来，正式而隆重地为女性自己刻碑立传。

你不觉得词汇就像故事吗?口口相传的过程中，它们会发生变化，它们的意义会延伸或压缩以适应说话的需求。大词典不可能捕捉到每一种意义，尤其是许多意义从来没有被写下来。

在属于女性的编舟记中用《丢失词词典》捍卫女性的话语与尊严。正如《编舟记》中写下的那样：词语的海洋浩瀚无边，词典是那片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人类靠着这叶名为词典的扁舟航海，找寻最能表达自己心情的言语。

《丢失词词典》，作者：（澳）皮普·威廉姆斯，译者：闻若婷，版本：接力出版社2024年7月。

被弄丢的bondmaid应该被记录

艾丝玫所接触的底层女性中，最具代表性就是陪伴她一起长大仅比她年长几岁的，詹姆斯·莫瑞爵士家的女仆莉兹。作者巧妙地安排了五岁的艾丝玫，那个爱在分类桌下玩耍的小女孩捡到了遗失在角落里的写有“bondmaid”的纸条。这个词也是全书的题眼，整个故事情节都围绕这个词展开，就如同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钟塔暗角中那个希腊字母组成的单词“命运”。

“我打扫卫生，我帮忙煮饭，我生火，我做的一切都会被吃掉、弄脏或烧掉，到最后没有东西能证明我曾经在这里待过。”她停顿一下，跪在我旁边，轻轻抚摸我裙摆上它掩盖了我被荆棘划破裙子时她替我缝补的痕迹的刺绣，“我的针线活儿一直都会在。”她说，“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感觉就……嗯，我不知道确切的词，好像我一直都会在这里。”

女仆莉兹的生命中，甚至只能通过具体的帮助“主人”缝补衣服的刺绣才能短暂确认自己的存在。这是典型的被“客体化”在父权制的规训下，沦为“他者”，失去了“主体性”，也失去了自我。皮普正是通过为女性记录自己声音和词汇的《丢失词词典》，打碎“第二性”的枷锁，让女性从新找到自我，在现实和历史的双重语境下，获得自我体认和思想解放。

“bondmaid”有三项定义。奴隶女孩；或是受契约束缚的仆人；或是受契约束缚必须服务到死亡为止的人。莉兹，这个没有上过一天学却疲于奔命劳碌半生的女孩惊觉：“那就是我嘛,……我猜我受契约束缚，必须服务莫瑞一家到我死的那天。”

“我不认为它的描述符合你的情况，莉兹。”

“足够符合了。”她说，“不要一副深受打击的模样,艾西玫。我很庆幸我在大词典里，或者说本来会在的，如果不是因为你。”她微笑，“不知道大词典里还有什么跟我有关的词呢?”

“bondmaid”不是雏鸟型词语，而它的意义让我困扰，莉兹说得对，它指的可以是她，也可以是古罗马的奴隶女孩。

“我很高兴它不在大词典里，莉兹。这是个可怕的词。”

“也许吧，但它是个真实存在的词。不管有没有大词典，奴隶女孩永远都会存在。”

“bondmaid”这个存在了两千七百多年的词汇，因为男性编纂师或疏忽大意或有意为之而被《牛津英语词典》拒之门外，定义无数个像莉兹这样的女孩的身份的词语被这样“遗忘”，女性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却连一个定义都没有，身份定义的权利被让渡和剥夺，真是莫大的侮辱和悲哀。而《丢失词词典》最终想要表达的主旨就呼之欲出了：女性需要被尊重、被承认、被铭记。

即使在性别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及两性感情大大进步的20世纪，即使已经没有了“bondmaid”这个带有歧视侮辱性的职业，女性的处境跟小说中的莉兹相比，并没有迎来大的改变。在男权社会的统辖下，男人一以贯之地认为女性浑身都是缺点，说她们胆小、懒惰、平庸、卑微、心胸狭窄、眼界闭塞；还说她们耽于肉欲，沉迷在内在性中，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女人之所以这样是男人要求她们这样，男人把她们封闭在内在性中。男人让女人们把自己的生活奉献给洗衣、做饭，每天充斥她们生活的都是些琐碎无聊的小事，她们无法接触大的事物，只能重视细小的事物，她们无法获得崇高感。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她必须保证生活在偶然性和人为性中单调重复：很自然，她在重复，重新开始，从来不创造，在她看来，时间在打转，引导不到任何地方；她忙忙碌碌，却什么也没做，因此她在自己拥有的东西中异化；这种对物的附属性，是男人让她保持附属性的结果，解释了她为何处处节俭和吝啬。她的生活不是指向目的，她专心于生育或者料理食物、衣服、住宅等只是作为手段的东西；这是在动物生活和自由生存之间非本质的中介。”这导致内在性成为女人宿命。她们常显无精打采，因努力总难完美，她们的付出显得徒劳无功，因为不管她们把家里收拾得多么整洁窗明几净，最后还是会被弄得脏乱。她们一刻不停地抱怨，又不得不再次循环收拾，周而复始、回到原点。

在历史中散发光芒的她们

《丢失词词典》中还讲述了一战对整个世界的影响，各行各业都无可避免的卷入了那场席卷世界的噩梦。《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者和印刷厂等相关产业的从业者也被裹挟进了那个人间炼狱，这也大大迟缓了大词典的出版进度。母亲失去孩子、妻子失去丈夫、姊妹失去兄弟，悲伤和痛苦并没有击垮女性，她们被迫投入生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性别平等。在历史大变革时期，英国女性活动家争取女性投票权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她们的英勇事迹，和屈辱往事都在故事里有所呈现。性别平等的鸿沟是需要唤醒整个社会去一步一步填平的，《丢失词词典》正是融入了整个历史脉络，才让故事更加真实、动人。

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于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女性开始走出家庭，直接参与到社会革命当中，但这并未改变女性的命运，欧洲妇女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地位仍然十分低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男人遭到重创，战争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伤害和焦虑，他们逐渐丧失信心，退居边缘地位。而此时女性取代了男人的岗位，并得到法律的认可。欧洲各国女性终于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逐渐走向独立自主。这一时期，劳动妇女数目增加得非常快“法国有一百万人，英国有一百五十万人，德国有二百万人，欧美各国合起来约达一千万人以上。”妇女就业能减轻对丈夫的经济依赖，促进意识觉醒。战后，男性争抢工作岗位，女性受剥削，同工不同酬，部分女性被迫再次回归家庭，劳动力市场中女性比例显著下降。

但战争让妇女有机会找回自我，在医疗、商业、教育和银行业等领域仍有她们的身影，维持经济独立的存在让妇女在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实践中观念为之大变，风气为之一新。在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妇女积极参与抵抗活动，团结反战，发挥更大的作用，追求平等的潜力被更深层地开掘出来。法国等地的妇女更是在1944年获得选举权，1946年宪法规定性别平等，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尚未实现，部分权力仍受限。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对她所处时代的女性权力状况也做了总结，“我们经历的时期是一个过渡时期。这个始终属于男人的世界，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大部分父权制文明的体制和价值还残存着。抽象权利还远远没有在各地完全赋予女人:在瑞士，她们还没有选举权;在法国，1942年颁布的的法律稍加弱化，但仍然维持丈夫的优越地位……抽象权利从来不足以保证让女人具体地控制世界:在两性之间，今日还没有真正的平等。”

在《丢失词词典》中我们通过艾丝玫的视角，目睹了底层女性的努力付出、热烈活泼；也目睹了中产女性的奋力抗争、争取自身权益；还感受了女性不甘被埋没，用各自的方式散发光芒，自我定义，自我解放。哪怕萤火虫一样的光亮，也终将是刺向黑暗的光芒，她们，不应该遗忘，她们，终将光芒万丈。

正如韩少功所言：文学总是有一副多疑的面孔，或者说文学总是以非公共性方式来再造公共性，一再用新的粉碎以促成新的聚合，用新的茫然引导新的明晰。皮普·威廉姆斯通过打捞丢失词，打捞起了女性在历史和生活中被父权制钳制、压迫以至于遗失的瞬间，那些女性之间的友谊、习俗、交流方式得以再度被重视；那些被漠视的生命再度通过有阐释和定义的“词语”被记忆；那些仍然充斥着不平等的男女关系需要再度被关注、被讨论、被铭记。

作者/格瓦拉

编辑/宫子

校对/赵琳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