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校门口的旧书摊上，有本发黄的家谱，正文竖排，墨迹里全是汉字。摊主说出一句带声调的越南语，又补一句“看得懂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句话像一枚书签，把人带回更早的年代。

校门口的旧书摊上，有本发黄的家谱，正文竖排，墨迹里全是汉字。摊主说出一句带声调的越南语，又补一句“看得懂的人越来越少了。”这句话像一枚书签，把人带回更早的年代。

彼时是西汉，约在公元前后。汉字顺着交趾郡的驿道南下，据《汉书》与地方志互证，多半由南越王赵佗治下的官文与商事一并传入。那会儿的书写，典籍、文书、乡约，基本靠汉字打底。

此前，中原学童熟背《三字经》，越南乡学里也常从“三字经”入门。这未必普及到村村寨寨，但在城邑与官署，大致如此。文字成了制度的延伸，刻在印信，也落在族谱。

转到13世纪，情势一变。越南学人开始造字，拿汉字部件拼合新形，赋予本土语音与词义，逐步形成喃字。它与汉字外形相近，却常让旁观者“似懂非懂”。据学界整理，其构形规律不一而足，既讲声旁，也顾语义，复杂而富于匠心。

对照之下，再看东北亚。日本、朝鲜半岛长期用汉字，至今日文常用汉字仍在千字以上；朝鲜半岛发明谚文后，逐步弱化汉字，但近代档案与地名里仍留痕。越南的路径与之相近又不相同既有喃字的自造，也有更激烈的一次改写。

其后是近代。法国殖民当局推广拉丁字母拼写的“国语字”（Quốc ngữ），起初用于教会与报纸，逐渐进入学校与官场。等到1945年8月，越南宣布独立，新政权全面推行国语字，汉字与喃字退出日常书写的中心。

严格说来，这不是一夜之间的更替。20世纪上半叶，汉文、喃文与国语字曾在一城一市并置，报章、揭帖、课本互见。末了，出于扫盲效率、印刷成本与现代教育体系的需求，国语字胜出，这是制度与技术合力的结果。

再往后，词汇层面的旧脉仍在。据语言学统计，越南词汇中的汉越词占比高，多半在半数以上，若含专门术语，有研究认为可达“六到七成”。数字因方法不同略有差，但“汉源词丰沛”这一事实，较有说服力。

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反差。字母新制，词根旧源。一个越南学生读到“经济、文化、教育”的对应词，会发现读音与中古汉语的影子尚在；而同一行里，来自法语、英语的新借词，又以现代音节硬朗相接。

文字不仅是工具，也是记忆的容器。寺庙碑刻、科举试题、黎阮两朝的律例，多存汉字本；地方志、族谱与民歌，有相当部分见于喃字。档案馆、博物馆与私人书匣里，至今还躺着这些文本。

据此，一些研究者与民间团体开始整理旧籍。他们勘查碑刻，修志校雠，做喃字字典与训诂索引。这不是号召全社会“复古”，而是为理解历史保留钥匙。“要读懂祖宗话，总得认得几个旧字。”一位学者在访谈里这样说。

若把时间拉长东亚几地的改字运动，并非孤例。日本以假名为音节，保留汉字；朝鲜以谚文为主，部分时期辅以汉字；越南彻底转向字母制。三条路径，三种权衡教育普及、民族意识、印刷技术与国际交流，共同塑形。

政策层面也有波折。转年统计显示，新式学校的入学率上升更快，与国语字的简便有关；旧文献的陌生化成了副作用，需靠专门人才“二次翻译”。这种成本，在学术与司法史料的使用中尤为明显。

再看民间。市镇里，招牌早换成国语字，但一些古街巷名仍沿用汉字旧称的音读。婚丧礼帖偶见汉字或喃字点缀，以示庄敬。细节处的保留，说明文化习惯并不以一次法令就能切断。

也有人提出恢复教学里的“识旧字”模块，至少让学生能辨常见姓氏、官名与年号。此议多年间起落不定，更多止于选修与兴趣班，且有地域差异。这类讨论，带有情感，也需算经济账。

从因果链条梳理西汉传播，提供早期书写共同体；喃字创造，回应本土语音表达需求；殖民时期的国语字改革，借印刷与教育优势扩张；独立后的国家制度，将其定为标准。四个阶段彼此叠加，才有今日文字景观。

对比之法再用一次喃字偏重文化认同与文学表现，典籍与诗歌光彩夺目；国语字偏重普及与现代化，在报刊、法律与科学教育上效率更高。两者并非非此即彼，在数字时代，二者可以错位共存。

材料来源方面，史籍如《汉书·南越列传》与越南方志可互证赵佗与郡县；喃字与国语字的制度演变，多见于近代报刊与殖民档案；口述与回忆录则补充学校推广与读写体验。证据强弱不一，需要分层使用。

有必要补一句常用汉字“上千个”这一说法，放在日本语境较稳妥；朝鲜半岛在20世纪中叶后几度调整汉字教育，现行使用因地区而异。越南方面，汉字与喃字已不属现行义务教育，仅在学术圈传承。

末了，回到那本家谱。纸页边角起毛，墨线仍清。摊主合上它，说“留着，总有人要看。”这句朴素的话，和交趾旧路上的驿站名一样，悄悄把时间系在原处。

来源：南殇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