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正好杜凤治那快 400 万字的日记里，记了不少康有为祖父康赞修、从叔祖康国器的事。这些被康有为写进《康氏家庙碑》的 “先贤”，在一个基层知县的笔下，露出了完全不同的面孔 —— 开当铺敢赖官礼，靠关系争书院差事，清乡时比官兵还狠，说白了，康家不是什么良善之辈，能

之前有读者问过我，康有为家族在晚清到底啥分量？杜凤治和康有为有什么联系么？

正好杜凤治那快 400 万字的日记里，记了不少康有为祖父康赞修、从叔祖康国器的事。这些被康有为写进《康氏家庙碑》的 “先贤”，在一个基层知县的笔下，露出了完全不同的面孔 —— 开当铺敢赖官礼，靠关系争书院差事，清乡时比官兵还狠，说白了，康家不是什么良善之辈，能起来，全靠康国器手里的枪杆子。

康有为

同治九年，杜凤治刚到广宁当知县就碰了钉子：城里石狗圩新开了家当铺，老板是康赞修的三儿子康达守，按规矩当铺开张得给知县送 50 两 “官礼”，可这家人连影子都没送。

杜凤治找来手下问，才知道底细：“这康赞修是连州训导，他弟弟康国器在广西当布政使，人家背后有人，根本不怕咱们。” 杜凤治气得直拍桌子，可也只能忍了 —— 康国器不是一般的官，早年在闽浙跟着左宗棠打太平军，后来又在广西剿匪，靠军功一步步升到布政使，还护理过巡抚，这种带过兵的官，一个七品知县真惹不起。

说起来康家能翻身，全靠康国器的军功。早年康家就是普通人家，康国器（外号康跛子）最早只是个小吏，咸丰年间太平军打到南方，他趁机拉起队伍，在福建、浙江跟太平军死磕，好几次差点送命，脚也跛了，才换来了 “军功保举” 的出身。

后来他又调到广西，镇压当地会党，硬生生靠战功升上布政使，康家这才从普通士绅变成有官场靠山的家族。也正因为这样，康赞修一个从八品的训导，才能在广宁开当铺 —— 要知道晚清开当铺得有硬关系，不然连牌照都拿不到，更别说敢欠知县的官礼了。当时一个长工一年才赚 10 两银子，康家当铺光欠的官礼就够普通人活五年，这背后要是没康国器撑腰，借他们十个胆子也不敢。

康赞修更绝的一手，是抢下羊城书院监院的差事。同治十一年（康有为误记为 “同治十二年”），原监院刚病死，他就托布政使邓廷楠帮忙，理由很直白：“这差事既能管膏火银，又能结交士绅。” 邓廷楠之所以肯帮忙，杜凤治也分析得很清楚：“康国器当年在福建当按察使，跟邓廷楠是同僚，这点面子得给。”

上任后，康赞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补上书院 300 两亏空 —— 当然不是自掏腰包，而是有人主动 “代还一半”。这事当时士林很不齿，居然让个没文化的来管书院，杜凤治也在日记里吐槽过。但没办法，康赞修还是靠弟弟的官威拿到了文化肥缺，再用书院资源反哺家族，为未来的康有为铺好了路。

前面还只是看不惯，真正让杜凤治头疼的是康赞修在清乡里的做派。

同治十一年，两广总督瑞麟要清剿南海的盗匪，特意让副将戴朝佐带上康赞修，说 “本地绅士熟人情，好辨匪”。可康赞修一到沙头乡，就指着几个人说 “这些都是积匪，得就地正法”。戴朝佐觉得没实据，想先押回省城再审，康赞修当场就翻了脸：“方亚芬、廖亚根这种人，留着就是祸害，杀了都活该！”

杜凤治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按规矩士绅 “指攻” 谁是匪，官员得给面子，可他又怕杀错人遭报应。结果拖了三个月，最后顶不住还是按康赞修的意思办了，事后康赞修还跟杜凤治邀功：“你看，早杀了不就没麻烦了？”

可杜凤治心里清楚，康赞修哪是为了剿匪，是借着清乡铲除异己，立士绅的威，而且他家当铺说不定还跟盗匪窝主有往来 —— 之前查康国器族人被劫的案子，就发现康家当铺跟花县的 “米饭主”（窝主）有牵扯，最后还不是因为康国器的面子不了了之。

再看康国器本人，虽说靠军功当了大官，可回到广东后却活得格外低调。同治十一年杜凤治第一次见他，就觉得奇怪：“这人须发都白了，看着挺魁梧，就是跛了一只脚，见了我一口一个‘父台公相’，客气得过分。” 后来才明白，康国器是军功出身，没考过科举，在广东绅界属于 “异途”，在任上时还好，退休后人走茶凉，那些靠八股上来的士绅根本瞧不上他。

同治十二年三月的一桩债案，把这层尴尬挑得明明白白。当时南海有个叫邱少辂的人，拿着两张借票告邓权惠欠了 2000 两银子 —— 一张 600 两，一张 400 两，按每月二分利算，最后本利加起来正好 2000 两。邱少辂敢这么硬气，是因为他岳父陈光照是总督署的幕客，相当于总督的智囊，杜凤治自然不敢怠慢，一上来就把邓权惠押到捕厅关着。

可邓权惠也有靠山 —— 他堂兄是康国器的女婿，等于跟康家沾亲带故。康国器当时虽已退休，但毕竟当过广西布政使，他不好直接插手，就先托了杜凤治的亲家吴廷杰传话，又让安良局局绅陈古樵写信说情，意思是 “邓家承认借钱，但票是假的，要不就让邓捐 1200 两给书院，欠邱家的钱就算了”。这话其实藏着算计：捐钱给书院是 “公义”，既保了邓家面子，又能抵消债务，还能落个支持文教的名声，关键书院还归他家管。

但杜凤治心里清楚，邱家背后有总督幕客撑腰，康国器虽说是前布政使，可退休官员的面子哪有现任总督师爷的面子硬？

他琢磨了几天，想出个和稀泥的法子：“捐 1000 两再给1000两吧，这钱我转给邱家，两边都有交代。” 为啥是 1000 两？因为借票上有在场证人，债务赖不掉，但利滚利确实不合理，按 “一本一利” 的惯例，本金 1000 两加利息 1000 两刚好，既没驳康国器的面子，也给了邱家台阶下。

这事里最有意思的是康国器的态度 —— 他全程没露面，只通过私人关系斡旋，连杜凤治都感慨：“当年在广西能护理巡抚的人，回广东连亲戚的债都得绕弯子办。” 为啥？就因为他是小吏出身靠军功上位，属于 “异途”，在地方权力网络里根基浅。

就像他开的祥升当铺跟总督红人方功惠的轿夫打架，杜凤治本想息事宁人，方功惠不乐意，一句话就改成 “枷号下人”，康国器连屁都不敢放 —— 这才是他退休后在广东的真实地位，空有布政使的头衔，实际影响力连个总督幕客都比不上。

还有件事更能看出康家的真实地位。同治十二年瑞麟过 65 岁大寿，请了不少官绅，康国器的席位排在西二席第一位，看着挺靠前，可前面还有四大书院的山长，跟梁纶枢、伍崇晖那些靠科举上来的大绅根本没法比。

杜凤治私下跟人说：“康国器虽是布政使，可没科举同年的路子，在绅界根本站不住脚。” 后来康有为想争西樵公局的局务，被当地士绅赶出来，其实早有预兆 —— 当年安良局的局绅陈古樵就跟杜凤治说过：“康家在西樵是小姓，人少族弱，想设局没人会听。” 康国器活着时都镇不住场子，死后九年康有为去争权，自然只能碰壁。

讽刺的是康有为后来给家族贴的金。他说祖父康赞修当过 “教授”（正七品），可杜凤治的日记、朝廷的谕旨里，康赞修一辈子都是 “训导”（从八品），直到死后才追了个 “教谕”（正八品）；他说康家是 “十三世为士人”，可康国器之前，康家也就出了康赞修一个举人，其他多是靠捐纳或军功得的虚衔。说白了，康家的 “士绅门面”，是靠康国器的军功撑起来的，康赞修的当铺、监院，不过是把军功变现成权力和钱的手段。

杜凤治离开广东那年，康赞修已经在连州水灾里死了（康有为自称康赞修是因洪水为抢救圣庙祭器而不幸溺水遇难，还说当地人称他为"连州公"），康国器也老得走不动路。

可他们留下的这套玩法，却被康有为学了去 —— 后来康有为争公局、搞保国会，靠的还是 “找靠山、借名头” 的老路子。杜凤治日记里的康家，从来都不是什么 “圣贤世家”，就是晚清士绅靠军功起家、用权力谋利的典型，而这种靠枪杆子撑起来的体面，终究经不住时代的敲打，就像康国器跛掉的脚，看着魁梧，实则站不稳脚跟。

（文献来源：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近代史研究》2009 年第 2 期、《清代稿钞本》第 10-19 册，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7 年影印本；宣统《南海县志》、同治《连州志》等地方志史料。）

来源：六得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