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刚刚举办的2025年三星堆论坛上，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水城以"三星堆出土金杖引出的问题"为主题分享研究成果。他认为权杖类文物一般体现着权力和威仪，在世界多地都有出土。通过对比三星堆金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权杖文物，李教授指出可以看到文化交流的影响，权杖可能蕴含

在刚刚举办的2025年三星堆论坛上，四川大学文科讲席教授李水城以"三星堆出土金杖引出的问题"为主题分享研究成果。他认为权杖类文物一般体现着权力和威仪，在世界多地都有出土。通过对比三星堆金杖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权杖文物，李教授指出可以看到文化交流的影响，权杖可能蕴含跨越万里的文化交流。

李水城提出，权杖的起源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距今约一万年前。从全球视野看，权杖可能从罗马帝国，经过西亚一带，向东通过中亚传播至东亚。尽管中国已有以礼玉、青铜礼器为代表的权力象征制度，但外来的权杖依然得到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使用，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权力制度，显示权威和身份。

针对权杖"西来说"观点，翔子史前推理师早就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解释。现在总有很多人先入为主认定中原为华夏文明起源地，所以总是以中原出土器物作为标准来衡量对比三星堆器物。当遇到中原没有而三星堆却存在的高端礼器器物时，这些人总是宁愿将焦点视线引向西亚、引向神话，甚至引向外星人，而不愿意正视三星堆与华夏文明之间显而易见的深厚渊源。

考古发现表明，三星堆存在多种龙头杖器物，这证明权杖文化在古蜀地区已经相当发达。例如三星堆青铜爬龙柱（也可称为爬龙杖）、握龙者戴帽立人像以及众多龙头、鸟头残件，很可能都是杖头组成部分。要知道，龙图腾可是东方华夏文明顶层统治者的鲜明特征。

文献考证方面，《周礼·秋官·伊耆氏》明确记载："伊耆氏掌国之大祭祀，共其杖咸（函）。军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齿杖"。这说明先秦时期使用杖的用途分为三类：一是炎帝或尧帝举行祭祀仪式时使用；二是授予军队中有爵位者；三是授予老臣，表示礼待老臣之典。

《大戴礼记》记载了"杖铭"典故："武王践祚（登基），杖之铭曰：'恶乎失道於嗜欲，相忘於富贵'"。意思是武王登基时持杖宣誓不在淫欲中失道，不在富贵中相忘。这表明杖在重要祭祀与政治场所有着重要意义。 《山海经》记载："龟山，西王母梯几而戴胜，杖其南"。《竹书纪年》也有："黄帝陟，群臣有左彻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庙飨之，诸侯大夫岁时朝焉"。这些上古帝王都与杖有关，证明华夏权杖文化源远流长。

基于以上考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反驳权杖"西来说"： 第一，炎帝、黄帝、西王母、周武王都是华夏文明重要的人文符号，他们都有用杖的记载。这说明华夏权杖文化具有自身完整的传承体系，而非外来引入的文化元素。 第二，三星堆出土了实实在在代表华夏文明重要人文符号独有的龙头杖实物，证明华夏权杖文化不仅存在于文献记载，更有考古实物支持。第三，全国各地出土了许多周代及之前的杖头，说明华夏杖文化曾经普遍存在，而非孤立现象。三星堆的权杖文化应该是这一广大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而非外来传播的结果。

那么为什么后来权杖文化在中原地区逐渐减少？这可能是因为权杖文化与神权祭祀传统紧密关联，随着周以后神权祭祀传统被周礼取代，权杖文化便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种转变并不证明权杖文化是外来的，只表明文化重点发生了转移。

三星堆权杖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如何认识中华文明起源的重大命题。长期以来，中原中心论的视角限制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多样性的认识。当我们在三星堆发现与中原不同的器物时，容易立即转向外部寻找解释，而非从华夏文明自身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角度理解。

事实上，在三星堆发现越来越多古籍记载中有关华夏传说中的器物，而在中原没有被发现，这可能恰恰说明了华夏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甚至提示了蜀地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三星堆权杖不是外来文化的证据，而是华夏文明自身丰富内涵和多样发展路径的体现，应该从华夏文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寻找解释，而非简单归因于外部传播。

我们应该摆脱"中原中心论"的束缚，正视三星堆与华夏文明之间显而易见的深厚渊源，从更加多元、开放的视角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来源：翔子史前推理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