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要: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具象化形式，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国情农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牢牢把握“因地制宜”方法论，健全与之相互促进的新型生产关系，最终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基于此，建立“农业新质生产力、农

摘要: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具象化形式，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国情农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要牢牢把握“因地制宜”方法论，健全与之相互促进的新型生产关系，最终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基于此，建立“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粮食安全”三位一体循环体系，通过新质生产要素优化跃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耦合联动等方式，形成单项传导和多项联动的循环机制，最终逐级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在循环过程中依旧存在潜在困境，一是循环主体间的对接困境，二是分散经营与循环体系的衔接困境。应进一步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畅通教育、科技、服务的良性循环，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加速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同时建立农业合作长效机制，更好地把小农户引入新质农业发展轨道，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提供有效支撑和动力引擎。

新质生产力是由颠覆性技术创新、生产要素耦合跃升式配置、产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而催生的符合新发展理念的生产力质态。[3]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新质生产力在农业领域的基本体现，代表农业传统生产力的革新，是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的关键。目前关于农业新质生产力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姜长云从现代农业产业链和产业体系的角度指出，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实现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供应链生产力要素品质属性及其质态组合的突破性升级的先进生产力质态。[4]罗必良从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角度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整合农业科技创新，引入新技术、新设备、新模式，提升农业要素优化组合而形成的全要素生产率。[5]毛世平、张琛认为，农业新质生产力重点在于“新”与“质”,“新”指的是技术应用新、产业业态新、发展模式新、价值创造新；“质”指的是生产力的质态新和质效新。[6]

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必然要求加快推进生产关系变革，形成与农业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7]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代表的新型生产关系是农业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合适载体。一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互为作用。首先，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完善。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早已在实践中通过数字化、绿色生态化、种源和农田培育等新型农业技术的累积形成，并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8][9]但这一过程不只局限于仅通过科技推动创新，更多是数字化、亲环境等颠覆性农业技术、高素质农业劳动者和优质种业和高标准农田等农业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进而激发各类生产要素，如优质土地、高新农技、新农人、数字金融、信息数据等的高效配置与优化组合，并创新性赋能于各类农业服务中，大幅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质量与效益。[10-14]其次，农业社会化服务契合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土地规模化经营存在客观要求，但中国的农业经营，尤其是小农户分散经营和以土地租赁为主的大规模土地流转，均可能造成土地资源配置不当，引发负面经济效益。[15][16]因此，最适配的生产关系是在土地经营权不发生流转的前提下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即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土地和服务的规模化经营，[17]为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适配的土壤。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助力国家粮食安全的实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将会成为未来保障粮食安全的新引擎。[18]从夯实粮食数量与质量安全角度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农地种植结构趋粮化和降低化肥施用量，[19]并倒逼个体农户融入先进农业生产力与革新性生产组织中，这不仅在提高粮食单产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20]更有助于优化粮食生产规模和改进粮食生产方式，[21]推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保障粮食增产提质。从助力粮食结构和产业型安全来看，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规模经营、先进要素引进、产业链拓展等方式，[22]发挥服务体系具有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提升粮食生产管理的科学性，促进粮食结构调整优化，推动粮食产业现代化进程。[23]

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农业变革的根本动力，助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发展与完善，将逐渐成为未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新引擎。本文将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置身于农业新质生产力推动多元化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和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耦合跃升中，探究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与国家粮食安全三者之间运行的逻辑机理与潜在困境，并提出现实性的优化路径。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有研究，挖掘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在优化新质要素配置方面的潜在效能，探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如何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路径。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具象化形式，立足于长期的农业实践中，并不断满足人类社会对生产生活的物质文化需求。生产力从“旧质”到“新质”,从“传统化”到“现代化”的过渡由多种因素决定，“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24]其中，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及相关要素的创新配置是生产力纵深发展的充要条件，甚至在极大程度上决定“质变”的发生。农业新质生产力是以颠覆性农业科技革命、创新性农业新质要素配置、纵深性农业产业升级为催生源头，以高质量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高标准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内涵，通过“创新推动质优、以质优支撑创新”这一路径，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在新一轮农业生产力变革中，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具体表现为：立足传统农业生产力的改造升级，因地制宜地稳步破除原本存在的高耗低效的发展模式，通过培育高质量劳动者，创新新型劳动资料，催生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加速新质生产要素的有机衔接与融合联动，从而进一步激发农业生产新引擎。其中，高质量劳动者指经过专业培训的具有新理念、新技术、新知识且扎根农村基层的实干型高素质农业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是高质量劳动者与高标准劳动对象之间的媒介，直接或间接地将劳动传导至劳动对象中。直接传导起决定性作用，包括在农业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具有颠覆性创新技术的农用设备和综合性协作系统。间接传导起辅助作用，即保障农业生产各环节畅通的农业新型基础设施。高标准劳动对象指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各部门合理化布局、信息化监管、全民化保护所构建的具有高水平特征的农业生命有机体。

农业生产关系是自然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集合体，它由“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25]所决定，但“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26],并且“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27]。因此，究其本质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围绕农业生产力变革过程，所形成的对农业生产全过程进行分工与协作的农业各类服务的统筹，是不断优化与完善的新型农业生产关系。

具体地讲，农业社会化服务是贯穿农业生产全链条、直接完成或协助完成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社会化服务，是要下地“干活”的服务。[28]如今，在农业新质生产力持续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可利用的社会资源变得丰富，农业生产要素不断升级变迁，形成包括土地、劳动者、资本、技术、数据等多种要素类型。后经各生产要素不断创新配置、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更进一步耦合跃升，促使单链式农业社会化服务转型升级成为有效植入农业全产业链内的网链式综合服务体系，包括产前、产中、产后相关的生产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金融和保险服务，[29]以及相关农产品的加工、储运、销售、体验等环节。这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粮”“如何种粮”和“怎样产业化”的问题，例如：产前环节的优质生物育种、生产资料购买与租赁、金融贷款等服务；产中环节的智能化作业、信息化管理监管、现代化风险规避等服务；存在于产后环节的初级农产品加工、电商销售、仓储运输、品牌监管等服务。

保障粮食安全是永恒的主题，尤其是十八大以后源于国情、世情、农情、粮情以及农业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30]为满足人们对“大食物观”“大农业观”的需要，粮食安全的内涵也随之丰富，由浅入深可分为四个层次——数量型安全、质量型安全、结构型安全和产业型安全(如图1所示)。[31]

第一个层次是数量型安全。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14亿的人口大国来说，保障人民口粮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是粮食安全的头等大事。严格把控粮食产量安全的主体地位，坚持立足国内保障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把口粮和饲料粮的供应作为首要任务，运用先进生产力和适配的生产关系，防止耕地“非粮化”,把饭碗牢牢端在国人手中。同时，重视粮食储备安全的辅助地位，加强构建极端天气风险防范应对机制，强化粮食储备管理，实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目标。

第二个层次是质量型安全。伴随最基本的数量型安全被满足，人民对食物的需求逐渐转变为多元化与优质化，粮食质量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在消费者大食物观的指引下，要求粮食种植过程符合国家粮食安全质量标准，后续加工、运输、仓储过程中应有相关部门严格监管，保障流入市场中的粮食产品符合多样性、有机性与安全性，实现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得营养、吃得安全”的目标。

第三个层次是结构型安全。粮食结构的科学规范是在粮食数量和质量型安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优化，着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粮食种植结构方面，理性规划口粮、饲料和大宗商品三类作物种植配比。在粮食供需结构方面，树立粮食数量与质量并重原则。在粮食生态结构方面，促进农田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构建潜在风险高效治理预警机制。在保障人民“米袋子”“菜篮子”等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和品质优越的基础上，协调农业各部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物能转换，全面推动和谐农业现代化进程。

第四个层次是产业型安全。产业型安全是基于大农业观的指引，将农业发展成为上、中、下游产业链相互协调、合作共赢的多功能、全方位、多层次的综合性立体农业安全体系。新质生产力技术能够推动农业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并作用于农业及其相关的工业与服务业中，既可以为农户创造增收渠道、提高种粮积极性，又夯实了农业基础并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形成农业现代化发展合力。

机理是系统体系中各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运行原则。就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粮食安全这一运行框架而言，农业新质生产力是核心和源头，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载体),国家粮食安全是最终目标(如图2所示)。具体来看，一方面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正向“助力剂”作用，即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发挥创新赋能和联合跃升效应下，进一步优化新质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形成服务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单链式服务，继而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统筹下，通过各类单链式服务的耦合联动促成网链式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格局，最终逐级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另一方面是粮食安全的反向“保障剂”作用，即当国家粮食安全逐级实现时，既确保了国计民生的根本，又增强农业发展的信心，支撑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继而发挥反向推动效应，为培育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优质土壤。最终在双向驱动作用下形成良性闭环圈，多层次地优化要素配置结构、降低要素错配程度、创新耦合跃升模式，全方位地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高效助力农田增产、农民增收、农产增质，逐级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一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创新赋能效应(①):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在新一轮数智化革命驱动中形成的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质态，在体系的运作中主要发挥创新赋能效应，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要素整合力，健全各类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相比于传统农业生产力表现出的低产出、高能耗、高污染特征，农业新质生产力则表现出绿色、质优、高效和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赋能于农业生产经营全过程中，进一步优化新质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质量与效益起决定性作用。从农业生产过程中看，农业新质生产力以颠覆性农业科技创新为源头，通过高新农技应用、新农人培训、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式，驱动传统农业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的质态创新，并进一步培育和优化高标准农田、高素质农人、高质量资本、颠覆性农技、高效性数据等农业新质生产要素的科学匹配，最终作用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类单链式服务中，促进农业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二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耦合联动效应(②):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耦合联动效应是指服务于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的各类单链式服务通过相互联动、互为影响，形成网链式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格局，并为逐级达成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产生“叠加增力”。在协调农业社会化服务供给的稀缺性与保障各层级国家粮食安全的矛盾中，推动各类单链式农业社会化服务，如生产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金融和保险服务、售卖和储运服务等农产品相关服务之间融合互动、统筹协调，逐渐形成便捷高效的网链式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达成“1+1>2”的效果，推动“粮食生产—粮食市场—中下游产业—粮食安全”的良性互动，有的放矢地逐级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三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效应(③):确保粮食安全是农业乃至我国经济发展的根基，存在重要的保障效应。首先，夯实粮食数量型安全和质量型安全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重要表现形式。粮食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为劳动力参与生产生活提供必需的能量，不仅要确保粮食产量上的稳产保供，更需将“中国饭碗”装满优质粮。其次，推进粮食结构型安全和产业型安全是国本之基。粮食作为众多产业必需的原材料，优化粮食种植结构、供给结构、生态结构，加速粮食相关产业的相互协调、合作共赢，真正保障相关行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关乎全局、关乎长远、关乎根本。

四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反向推动效应(④):农业社会化服务是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适配的生产关系，是农业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的桥梁，对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起到不可或缺的反向推动作用。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与新质农业的有机衔接。从事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个体与组织机构运用数字化方式将服务信息整合、分类，精准推送给消费者，并不断挖掘潜在需求，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大范围、更宽领域直接应用到农业各产业链中。另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倒逼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可通过服务信息反馈和生产效益考察的方式筛选符合自身需求的高质量服务，促使社会化服务必须深入剖析当地农情，不断提升自身服务质量，不仅实现了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避免盲目“套用”“滥用”所造成农业新质生产要素的错配，更是利用有序的服务市场促进竞争与深化分工等优势，畅通农业资源的流通渠道，加速高效顺畅的农村现代化流通体制建设，倒逼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完善。

农业新质生产力是循环体系的引擎，作为源头驱动力推进新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升各类单链式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质量与效益，加速各类服务耦合互动形成网链式服务格局，推动循环正向运转(①→②)。反观，实现国家粮食安全不仅是正向循环的最终目标，还作为反向循环的开端，是保障各产业连续生产和农业新质生产力稳定发展的命脉(③→④)。农业社会化服务则作为二者发挥作用的载体。一方面，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了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各生产环节的有机衔接，同时倒逼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地发展与完善(①→④);另一方面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推动粮食安全逐层实现的基础上，充分激发粮食安全对非农部门的支撑作用，加速各产业融合集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培育优质人才、改良生命有机体，助力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②→③)。最终，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农业社会化服务、粮食安全三者的正向驱动与反向倒逼作用下，促进各类农业生产要素的因果积累，[32]从而形成多向联动的累积式循环发展体系(①→②→③→④→①)。

多向联动的累积式循环体系既兼顾单向传导机制的效应，又有利于解决主体间的内在矛盾，激发体系整体效能，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循环。从体系主体衔接方面看，发挥集群效应。首先，农业社会化服务相关的组织机构通过托管、外包等方式将个体农户的生产环节集中起来，打破因小农户分散经营所产生的时间和空间枷锁，加强统筹调度能力，加速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小农户的衔接，深化粮食生产的分工协作和资源配置，高质、高效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其次，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新质要素的集聚互通，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这一载体，实现要素高效配置，降低生产成本，形成要素合力，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强大支撑力。从体系主体完善方面看，发挥补短增长效应。截至2023年底，我国粮食生产已实现20连丰，口粮自给率100%、谷物自给率95%,基本实现了粮食产量型安全。粮食质量、结构、产业型安全方面却存在一系列不容忽视的短板，而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的网链式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则从粮食安全瓶颈处入手，基于当地农情利用各类社会化服务联合发力，畅通新质要素流通堵点，打通“粮食生产—粮食市场—粮食产业”之间的通道，形成产前、产中、产后环环相扣的物能循环，逐级扎实推进国家粮食安全。从体系平衡发展方面看，发挥后发效应。众多后发地区利用云共享平台，通过云培训、云服务等方式，加深与先发区域的交流合作程度，引入高新农技、培育高素质农人、改善高标准农田和种源，从而提升当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协调推进。

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应在小农户占生产经营主体的基础上，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支撑力、农业社会化服务为承载体，构建现代化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在农业生产经营全过程中，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是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根基，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农业综合生产力提质增效的载体，二者相辅相成，共促国家粮食安全。虽然在农业实践活动中创造性地提出农业新质生产力，并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取得诸多里程碑式的新成绩，但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运作体系中依旧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运作路径中，农业新质生产力居于核心引领地位，只有农业新质生产力完美赋能于农业全产业链中，方能高质量、高效益地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由此对接困境的关键在于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助力剂”作用，即运用农业新质生产力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

一方面，农业新质生产力自身缺乏高质量构成要素，尚待进一步培育与完善。我国农业新质生产力尚在发展与完善阶段，以高质量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高标准劳动对象为代表的新质要素发展不足且存在成果转换率较低的困境。农村实用性人才无法满足农业现代化需求，而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存在耕地质量下降、自留种品质较差等问题。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提升乏力。农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构成要素缺失，催生新质生产要素较慢，无法形成要素转换合力，成为阻碍农业社会化服务发挥作用与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关键卡点。

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社会化服务渗透较低。当前新质生产力以数字经济、新能源经济等新业态出现，新型生产要素流入各产业生产中，提升了资源分配、使用、流通效率。[33]但在新质生产力赋能各产业中，农业明显处于劣势地位，且与国际农业强国相比存在明显差异。以数字农业为例，从国际整体发展水平层面看，虽然我国第一产业数字经济占比高于国际平均水平(9.1%),但依旧与英国(29.9%)、德国(24.8%)、韩国(17.4%)等发达国家差距较大①。从国内三大产业层面看，2016～2022年我国三大产业中农业数字化渗透率处于低位且仅增长4.3%②,反观工业与服务业在原本较高基数的情况下依旧发展迅速。从运作体系内部层面看，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依旧存在数字科技创新供给薄弱、农业数据信息化高效匹配与监管水平不足、金融与保险缺乏新质赋能等问题。

一是农业社会化服务地域发展失衡，呈现东强西弱的集中发展态势。据中国农业社会化服务平台数据显示，在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数量上，东部地区(7.91%)远低于西部地区(30.52%),但就综合服务质量而言，东部却远高于西部且主要集中于山东省，这呈现出欠发达地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小、散、乱等特点，市场化和产业化转型升级较慢，阻碍“后发地区”各类单链式社会化服务整合跃升进程，进而影响整体国家粮食战略。二是质量和结构失衡，低端化、同质化现象严重。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集中于农业种植类的产中服务，并以耕、种、防、收四大环节为主，呈现出供给质量较低、结构单一的特征，既无法满足农业经营主体对养殖类生产全过程和种植类产前、前后的社会化服务需求，又诱发同质化竞争，造成生产要素浪费，服务体系自身新质化转型受阻，无法满足现代化粮食生产的服务能力。三是受众群体失衡，相关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人为垒大户，排挤小农户”的现象。从各地实际看，部分地区凭借服务筛选为由，将优质生产、资金贷款、高价值信息、高效销售渠道等服务过分向农业大户倾斜，进而导致原本就处于劣势地位和更需要社会化服务的种粮散户群体获益有限，致使小农户丧失粮食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影响粮食安全。

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受众群体是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因而逐级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多项联动中存在的困境依旧是：如何实现以小农户与累积式循环体系的有机衔接。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普通农户约5717.3万，约占家庭农户总数的21.03%,这在原有薄弱基础的前提下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依旧存在土地经营模式细碎化与农业农村数字化及配套设施不足等问题，造成小农户的进入困境，引发多项联动的衔接堵点，严重制约国家粮食安全的实现。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多达17.75亿亩，但耕地流转中用于播种粮食的面积仅3.47亿亩，呈现出规模小、细碎化、分散化的土地经营现状，造成体系衔接困境和循环堵点。首先，在农业基础性生产需求中，小农户因独自的生产时间与散乱的耕作空间产生冗杂的服务需求。粮食生产以种粮散户占主体，导致耕地产前平整、农作物产中种植、农产品产后销售等环节存在极大差异。同时，存在因耕地所处地势不同而产生多元的服务需求，如大片平整土地以全过程服务为主、丘陵与山地以小规模多元精致服务为主。其次，在农业现代化生产需求中，细碎化的土地经营模式无法满足现代化的生产条件。伴随农业生产力进步与产业链延伸，小农户对自耕式生产方式的需求转变为逐步向往规模化农业托管式生产经营，要求高品质育种、高标准农田培育、数字化生产、金融和保险等具有高质量、高效益、高收入的现代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总体来看，以小农户为主的细碎化经营不仅加大个体农户耕作难度，造成农业生产要素浪费，生产成本上升、生产效益下降，更使得小农户与循环体系衔接困难，且无法共享农业新质生产力和网链式农业社会化服务所带来的红利。

数字化及其配套设施是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突破资源环境约束、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抓手，[34]更是循环体系能否服务于农业农村领域的关键所在。据2024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城乡互联网普及率差距仍为16.8%,农村网民占比为29.9%,农业农村数字鸿沟依旧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当下，中国农业农村领域数字化发展基础薄弱，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不够，新基建整体发展滞后，[35]仍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需要。粮食生产尤其是经济作物、饲料作物生产，更需加大数字化及其配套设施创新，释放亩产潜力与提升产品质量，同时加速数据、信息等新质要素与生产深度融合，推动粮食生产结构性改革、粮食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

农业农村领域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滋生土壤，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试验田，同样也承担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与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最为繁重的任务。推动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与累积式循环体系有机衔接，优化以农业新质生产力为核心赋能的网链式农业社会化服务格局，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尤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的总体布局中，应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领导作用，把党的全面领导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换成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和完善与之相匹配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强大动力。一是巩固乡村党建落实力度，当好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掌舵人。应准确把握党的建设与农业领域改革创新的相互联系，进一步落实五级书记共抓乡村振兴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充分发挥乡村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带头作用，加大农业农村新质改革创新力度，大力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统一引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本就是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便捷高效服务的载体，更应深深扎根农村人民群众之中，相关服务组织应提高自身服务质量与效益，开展以小农户为服务主体的培训，形成高质量供给激发潜在需求、有效需求牵引高效供给的双轮驱动模式，破除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失衡困境。三是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方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当下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与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必须顺应“大国小农”的基本农情、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运用先立后破的方法，在助力传统农业迭代升级的基础上，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立体化发展，并作用于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加速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着眼于传统粮食观念向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的转变，农业领域对新质生产力融入具体农业生产的需求日益加深，而加快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以及应用，重点在于畅通科技、教育、服务的良性循环。首先，推动农业新质生产力构成要素的转型和跃升。政府等相关部门应加大农业科技创新及其配套设施的投入，搭建数字化农业新质创新平台，给予硬件设施和软件环境双重保障，引导科研机构成为颠覆性科技研发主力军，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高校等农业培训机构须坚持严谨治学风气，贯彻学中干、干中学的方法，培育一批扎根农村的实干型农业技术人才，不断为农业农村灌输新鲜血液。其次，提高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渗透率。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必须打破各类服务各自为战的局面，制定合作共赢方案与约束性准则，从规模化经营、高标准化农田建设、高品质化育种、科学化种植、高效化销售等方面提升全产业链条的服务质量，使其成为新质生产力发挥作用的高效载体。最终，形成政府搭台、科研机构研发、高校育人、农业社会化服务实践的联动化良性循环体系。

在培育和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形成与之协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国家粮食安全的发展路径中，既要发挥市场在农业新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在农业基本盘中高效能的稳定性作用，更要实现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良性互动。一方面，遵循市场规律，利用颠覆性科技畅通新质生产要素流通渠道。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有效缓解了不完全信息造成的资源错配问题，应将其融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培育中、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业粮食市场的健全中，畅通农业新质生产要素循环通道，合理改良初次分配份额，提高要素配置效率，促进整体循环机理的发挥。另一方面，在市场失灵短板之处，应充分发挥政府高效能的宏观调控。在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农业领域内，易存在极端天气、价格剪刀差、公共资源配置扭曲等阻碍因素，政府应通过深化农业体制改革、制定法律法规等措施，克服市场自身存在难题，优化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耦合方式，填补服务空白，完善服务结构，提升服务质量与效益。同时创新对粮食种植的补贴方式，加大对农业领域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加快推进数字化及新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运用政府为主导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社会金融、保险为辅助的保障体系，优化农业二次分配比重，打破地域发展鸿沟，防止排挤小农户，扎实推进逐级粮食安全的实现。

“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农情下，运用“小农户+社会组织”的模式，建立农业合作经济长效机制，促进小农户与累积式循环体系的有机衔接，实现农业新质生产力助力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进入粮食生产领域。在具体的农业实践中，应加快推进自耕农户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区等社会化服务组织的进程，通过农业专业化经济合作指导与社区性综合化合作交叉进行的规范化生产经营，满足农业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土地适度经营的需求，促进农业农村生产要素集聚，激发集群效应、协调效应。其次，创建新质化综合农业合作经济发展平台，协调各地农业社会化服务配比，解决同质化、冗杂化、失衡化问题，提高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渗透率，全面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确保粮食长期稳定供用。同时打通地域合作通道，实现“一站式”服务，激发后发效应、耦合效应，找准各地区平衡增长路径，助力“后发地区”突破自身发展壁垒，促进全国范围内农业的立体化发展，最终全方位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参考文献：略

来源：爱农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