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不仅在军事与政治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也在文化领域建立了广泛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凭借独特的理论创新、实践手段与价值导向，积累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经验，实现了文化战线上的“星火燎原”，生动展现了文化力量在民族危机中如何成为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不仅在军事与政治方面取得重大成就，也在文化领域建立了广泛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凭借独特的理论创新、实践手段与价值导向，积累了丰富而珍贵的历史经验，实现了文化战线上的“星火燎原”，生动展现了文化力量在民族危机中如何成为“另一重要战线”，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借助文化引领实现社会动员与精神重建的内在机制。这些经验不仅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基础，也为新时代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带来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一、理论基础与文化认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理论全方位和深层次贯穿文化战线，为抗战时期中共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人民主体”的根本立场，解决了文化为谁服务的问题；提供了“阶级分析”和“唯物辩证法”的锐利武器，解决了如何认识抗战复杂局势的问题；提供了“实践第一”的科学方法和“大众化”的创新路径，解决了如何有效开展文化工作的问题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文化战线不再是零散的、自发的爱国情绪宣泄，而是有理论、有组织、有方向、有深度，逐步成为“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精神战线。

抗战初期，中国文化领域形势复杂。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化教育与文化殖民政策；国民党政府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实施文化专制；各类中间力量摇摆，思想领域混乱。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到“要战胜敌人，首先必须依靠拿枪的军队，但仅此还不够，还需一支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身、战胜敌人不可或缺的力量”。抗战时期的特殊历史环境为中国共产党组织文化抗战创造了客观条件。民族矛盾的高涨使文化建设成为凝聚全民抗战共识的重要方式，而国民党政府的文化专制政策淡化了文化影响力。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这一历史契机，通过系统的文化建设与意识形态工作，逐步赢得了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的文化认同。

二、文化理论创新与话语构建——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中国共产党实现在文化战线上的“星火燎原”体现在文化理论的创新与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著作中，毛泽东同志系统阐释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并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党组织文化抗战奠定了理论框架，成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化。借助这些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整套新民主主义文化话语体系，既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契合中国实际，为组织文化抗战夯实了理论基础。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其特质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一理论界定，既区别于国民党的专制文化，也不同于帝国主义的殖民文化，确立了党在文化领域的独特立场与话语优势。

“民族性”情怀使党的文化主张与爱国主义紧密结合。《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即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便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种民族性并非走向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将国际主义内容与民族形式有机统一，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中国落地生根。“科学性”追求使党的文化主张与进步性相统一。“科学的文化”的核心内涵是反对一切封建与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这一科学维度既包含对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的坚持，也涵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大众性”导向使党的文化主张与民主性相结合。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这一导向打破了文化被少数人垄断的传统，实现了文化权利向人民大众的回归。

三、知识分子政策与文化队伍的建设——扩展了文化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实现在文化战线上的“星火燎原”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和文化队伍的系统建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恰当的知识分子政策，培养了一支强大的革命文化队伍。1939年，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明确指出：“在长期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与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起强大的抗战力量，动员千百万农民群众，推动革命文化运动与统一战线的壮大。没有知识分子的参与，革命就不可能胜利。”这一决定标志着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实现重要转变。

为团结与培养文化人才，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创办多所文化教育机构。1938年4月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设有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系，成为培养革命文艺人才的摇篮。陕北公学、延安大学等也积极培养文化干部。这些机构不仅传授专业知识，更重视政治教育与思想改造，助力知识分子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党对文化界人士的团结采取多层次、多渠道方式。对党内文化人士，要求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党外进步文化人士给予充分尊重并创造施展空间；对中间派文化人士采取团结教育；对保守倾向者，尽力争取其加入文化抗战统一战线。这种区别对待、广泛团结的政策，极大扩展了文化抗战统一战线。推动文化人深入生活与实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中国的革命文学家与艺术家，有出息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身心地深入工农兵群众，投入火热的斗争，抵达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这一号召促使大批文化工作者深入基层，实现世界观与创作观的转变。

四、文化大众化与实践创新——保持文化建设的先进性与引领性

中国共产党实现在文化战线上的“星火燎原”的核心在于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中国共产党通过推动文化大众化，实现文化与人民的深度结合，使文化大众化成为组织文化抗战的重要内容。

语言文字改革是文化大众化的基础工作。针对当时文盲率超过80%的国情，党在根据地大力推进扫盲，兴办冬学、夜校、识字班，编写通俗教材。同时提倡文艺作品使用群众语言，反对“洋八股”和“党八股”，要求文艺创作体现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重视对民间艺术形式的改造与利用。党重视挖掘运用秧歌、年画、说书、地方戏等民间艺术，注入新的革命内容。“新秧歌运动”将传统秧歌发展为表现新时代、新人物、新生活的艺术形式，广受欢迎。鲁迅艺术学院的“木刻工作团”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战的木刻版画，形式民族化、内容革命化，在宣传抗战、动员群众中作用显著。文化传播网络的构建使党的文化主张深入基层。各根据地普遍设立剧团、文艺工作团、读报组、黑板报等多种传播机构，形成广泛的群众文化网络。“街头诗”运动将诗歌写在村庄墙壁与岩石上，使诗歌走出书斋、融入日常生活，实现艺术与群众的直接互动。

文化大众化并非一味迎合群众现有趣味，而是坚持普及与提高的辩证统一。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一辩证思维有效防止文化大众化滑向庸俗化，保持了文化建设的先进性与引领性。

五、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文化抗战，在抗战时期形成“星火燎原”态势，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与重要启示。

一是必须坚持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历史经验证明，文化领导权是政治领导权的重要基础与先导。新时代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完善党领导文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确保文化建设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推进。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二是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的文化主体地位。抗战时期文化建设的活力源于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新时代应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依靠人民推动文化发展、文化成果由人民共享。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更多人民群众喜爱的优秀文化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三是必须正确处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抗战时期的文化建设既传承传统精华，又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实现创新性发展。新时代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持续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四是必须建设德才兼备的文化工作队伍，团结广大知识分子。抗战时期党通过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培养大量革命文化战士。新时代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文化人才队伍。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提供人才支持。五是必须提升文化传播能力，增强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抗战时期党通过多种形式扩展革命文化影响。新时代应创新传播方式，拓宽传播渠道，提升传播效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与国家文化软实力。

当前，我们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文化建设使命更加重大。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抗战实现“星火燎原”的宝贵经验已融入党的文化基因，成为继续前进的重要财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应继承发扬这些经验，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大河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