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例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以及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他们多为进士或举人出身。

进入21世纪，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士往往注意到一个现象：本世纪初，推动传统教育向现代转型的主要力量来自一批传统的知识分子。

例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以及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他们多为进士或举人出身。

如果只是个别情况，或许可以视为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表明，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教育家不仅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还拥有国际视野，如蔡元培曾留学德国，蒋梦麟则在美国深造。

从一开始，这些教育改革者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许多人同时担任过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部长。他们在萌芽时期的现代大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中国高等教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制度的设计不仅仅在于规则本身，更在于设计者的理念——对国家进步的强烈责任感、对世界文明的开放态度。

正是这些特质，使得早期大学能够迅速发展，并涌现出北大、清华、复旦等一批接近当时国际一流水平的高等学府。

自由流动的教授群体

过去的教授享有高度的职业自主性，这种自由不仅体现在迁徙上，也反映在选择工作单位的权利中。由于社会地位较高且经济条件稳定，教授们不会轻易滞留在不喜欢的环境中，特别是年轻一代，流动性更大。

这种双向选择机制有助于个人才能的充分发挥，并保持学术活力。1932年，语言文字学家杨树达在清华任教期间，因不满校内某些人事安排，决定离职。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教授对于职业环境的高度敏感和个人主张的坚持。

敢于直言的学者风骨

当时的教授们不仅在学术上有独立见解，在面对政治压力时也表现出不屈的精神。哲学家张东荪曾在一次校务会议上公开反对读总理遗嘱的传统，直接离开会场以示抗议。西南联大时期，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拒绝加入国民党，直言“扯淡”。

王瑶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提到，朱自清拒绝了闻一多邀请其加入国民党的提议。政治学教授张奚若更是多次在国民参政会上批评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甚至在蒋介石打断他讲话后愤然离席。1946年初，张奚若在西南联大的演讲中直言：“假如我有机会见到蒋先生，我一定请他下野。”

讲课自由与学术创新

讲课自由是旧大学的一大特色，教授们可以在讲台上自由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和政治见解。虽然政治言论受到一定限制，但在课程设计上，教授们有很大的自主权。没有统一教材意味着每位教师必须具备专长，否则难以长期立足。

例如，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国学院招生时，曾出过一道对对子的考题，要求考生对“孙行者”，最终只有周祖谟一人对出了“胡适之”。另一位史学家李埏回忆说，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时宣称：

“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这不仅是大师风范，也体现了旧大学对自由授课的推崇。

识大体与超越私利

尽管钱钟书的小说《围城》和《猫》讽刺了一些教授的缺点，但总体而言，当时的教授们在关键时刻还是能顾全大局。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记述了一次北大与西南联大的聚会，当教授们讨论分校独立的问题时，钱穆指出应着眼于未来，而非眼前的纷争。这一发言得到了时任北大校长蒋梦麟的认可，争论随之平息。

不以政治论成败

旧大学里的教授们对待同事的态度较为宽容，他们能够将个人的政治立场与学术评价区分开来。杨树达在其回忆录中提到，尽管他与陈独秀并不相识，但在得知陈独秀在狱中研究文字学后，仍主动寄送自己的著作。

邓叔存、杨树达等人虽对政治兴趣不大，但他们并未因此而排斥有政治热情的同僚，反而在陈独秀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这种不以政治论成败的原则，体现了旧大学教授们的高远情怀和深厚友谊。

总之，20世纪初期的中国大学教育，不仅在制度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就，更孕育了一批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学者。

他们的贡献不仅塑造了现代大学的雏形，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不仅可以从中汲取智慧，更能感受到那个时代教授们的风采和魅力。

来源：研究生的酸甜苦辣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