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部队遇到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就是老首长张爱萍

摘要：1940 年,我在九旅参谋处一科当勤务员。那时,参谋处长未到任,由一科科长王景坤主持参谋处的日常工作,王景坤除了让我帮他做些勤务工作外,经常要我给旅首长送情况报告、请示报告及其它文件。我才从农村出来没有见过大首长,头一次去见张旅长还有点害怕,在门外喊了一声:“

作者（左）与张爱萍在一起

我来到部队遇到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就是老首长张爱萍旅长。张爱萍旅长60多年前教我学文化的情景,他对我的亲切关怀和教诲,我永生难忘。

1940 年,我在九旅参谋处一科当勤务员。那时,参谋处长未到任,由一科科长王景坤主持参谋处的日常工作,王景坤除了让我帮他做些勤务工作外,经常要我给旅首长送情况报告、请示报告及其它文件。我才从农村出来没有见过大首长,头一次去见张旅长还有点害怕,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后,身上直打颤。

旅长听出门外喊“报告”的是小孩子的声音,就打趣地说:“是哪个‘老’八路来了,请进”。

我听了旅长这句打趣的话,顿时感到不那么紧张了。旅长收下我送来的参谋处的文件后,亲切地询问我:“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报告旅长,我叫胡奇坤”。

旅长说:“那好,从今以后我就叫你‘小胡’吧!”

后来老首长一直叫我“小胡”,直到我70多岁,老首长临终前。有一次我去看望老首长,他仍叫我“小胡”。我对老首长说:“再不能叫我‘小胡’了,闹出笑话来了”。

老首长问我:“什么笑话?”

我告诉老首长:“文化大革命后期,王静敏同志结束了在江西福州空军农场劳改回京,想找我打听一些老首长、老战友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打电话到解放军报社我的宿舍里找我,他拨通电话,一上来就叫:“你是‘小胡’吗?”正巧在中学上学的我的孩子接电话。孩子在电话里答应一声‘是的’。王静敏同志一听出不像我的声音,又追问了一声‘你是胡奇坤吗?’我的孩子很惊讶的反问他:‘你是找我的爸爸吗?请等。’才来叫我去接了他的电话。"

老首长听了哈哈大笑说:“王静敏和我一样都是坚持几十年叫你‘小胡’的顽固分子。不过,你来部队是在我的眼皮下看着长大的,老习惯改不了了,这样叫起来亲切，也反映了我们之间长期存在的友谊和感情。”

这是张爱萍要我帮他退回二十一军送给他的一笔慰问金,给我写的一封短信的原稿。

那一天,老首长接着又问我年龄多大了,在家上过学没有?当首长听到我回答来部队只13岁,在家没有上过几年学时,老首长亲切地对我说:“日本鬼子入侵我国后,犯下了许多罪行,除了农民不能种田,工人不能做工外,也使你们这些年纪轻轻的小娃娃失了学,不能读书深造。”老首长接着又说:“我们抗日部队,革命军队就是一所大学校,在这里可以边抗日边学习。作勤务员的事情不多,可以挤出很多时间来学习,跟天天要吃饭一样,人天天也要学习。当革命战士要学革命理论、学军事、学科学技术,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们现在年纪小,只能做点具体工作。长大了要为党为人民做更大的事更重要的工作,更需要打好文化这个根底。古语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小娃娃不要贪玩,不要荒废光阴。”

我听出来旅长后面这两句话是有所指的,是不点名的批评。前几天的一个上午,在搞完室内和环境卫生后,我和四科勤务员邵振礼等几个“小鬼”在半城镇从南到北那条石铺街道上闲溜达,被外出公干的张旅长碰到了。我们几个想躲,但还是没躲过旅长锐利的目光。张旅长回来可能给司令部的指导员邓永清说了,对各科的这些“小鬼”文化学习要抓紧,别让他们胡乱跑。邓指导员马上召集我们“小鬼”班开会,要求我们要每天做完勤务工作后,就坐下来学文化,不要到处乱跑。最后,他还吓唬大家说,今后哪个不好好学习文化,到处乱跑，就开他的斗争会。“小鬼”们一听说要开斗争会,都吓坏了,从此都老实坐下来学习文化了。

老首长60多年前的这次教诲,指引我走上了一条好学上进的正确道路。当时由于少年无知,天真单纯,无忧无虑,没有事就贪玩,根本不考虑未来的前途。老首长的这次谈话,使我认识了“少小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的道理。从此以后,我每天干完勤务工作就在王科长办公室外面,坐下来识字和写字。王科长出来进去经常指导我的学习,司令部指导员和旅直属队女协理员蔡德琪同志常来检查我的学习。老首长张旅长在百忙中也过问我的学习。

作者（中）和张爱萍夫妇合影

当时,三支队司令部驻在淮北半城(属今江苏省泗洪县)。半城东边紧临洪泽湖。东半边没有城墙,西半边有一道土城墙围护着小镇,这也许就是半城名称的来由。在半城,参谋处和首长同在一个大院里办公和生活,我们和首长朝朝可以碰面,首长也经常到参谋处各科交待和检查工作。有一次,老首长来找王景坤谈工作,见到我坐在那里学习写字,走到我跟前就问:“小胡,你学的怎样了,拿过来我看看。”我很快就把学习课本和作业都递给老首长。老首长看了后说:"小胡,学习的不错嘛,你的识字问题基本解决了,往后可以练习写日记和学写应用文。”按照老首长的指示,从此以后,我天天记日记和学写一些应用文,开始学习一些用词造句的常识,文化水平有一些提高。但是,在初学应用文时也闹出过一些笑话。

1940年上半年,参谋处一科新来两个参谋,李参谋李扶中同志平易近人,对上级尊重,对下级关心爱护,大家反映很好。另一个戴参谋,出身剥削家庭,思想意识差劲,对上级阳奉阴违,和同级关系紧张,对下级军阀作风严重,参谋处人员上上下下都反映这个人不好。果真这个人后来当了革命部队的逃兵,开了小差。这个人工作上不争气,却在生活上争高低。

按照分工,我的任务是负责一科室内室外的卫生,照顾一科科长王景坤的生活和送送信件。科里别的参谋都一面工作一面照顾自己的生活,很少使用勤务员。唯独这个戴参谋官气十足,比科长使用勤务员还要频繁,而且要求很高,有些事在当年那种困难条件下是无法办到的,于是稍不满意,他就吹胡子瞪眼，大动肝火,拍桌子打板凳。我被他许多次无理熊骂,感到委屈急了,就动手给首长写了一份反映戴参谋军阀作风严重的报告,交给参谋处技术书记杨新亚帮我转上去。也不知道杨新亚帮我转给哪位首长了,后来我只知道戴参谋受了上面批评,张旅长也知道了这件事。

张爱萍为作者的题字

有一天,张爱萍旅长在大院里见到我,不像往常那样大声叫“小胡”,而是叫"兹有本人胡奇坤"过来!原来张旅长也看过我写的那个报告。这是我头一次向上写报告。抗战初期,学文化只有识字课本,没有语文基础这方面的学习材料,学写作也没有什么范文,我也不知道报告的起首语怎么写法,经常看到参谋处文书给下面单位开介绍信,开头总是这样写道:“兹有本部xxx同志前往你处……”字样。所以我就乱用这种写法在自己的报告中,开头就写了“兹有本人胡奇坤”字样。杨新亚看了当作笑话到处讲。张旅长知道了这件事,却一面鼓励我学文化后,学以致用很好,一面又指出我用词不当。旅长叫我过去后,握着我的小手说:“小胡,我祝贺你,你已经会写文章了。”

我听了旅长的话,感到很惊讶,小时候把写文章看成是高不可攀很深奥的事。旅长接着说:“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常碰到些激动人心的事,或是耳闻目睹些周围的人和事,用口头的方式讲给别人听叫做白话,若把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形成文字,语言通顺,层次清楚,就是一篇白话文。记日记、写笔记、介绍信、证明信、报告书、保证书都是应用文。书信写法一般是先写称呼、再就是正文,再就是结尾,在结尾时写上自己的名字就行了,就不要在开头写上‘兹有本人胡奇坤’字样的用词了。”正当我初学写作的那篇报告传出去,被一些人当作笑话取笑,我感到了压力,学与不学心情很矛盾的时候,张旅长这番话,既鼓励又指出用词不当的缺点,再教给我学习方法的谈话,坚定了我自学前进的信心,又像一场春风化雨点滴入土那样,滋润着我这颗正在成长中的幼苗。

作者

在旅长的鼓励下,我与往常一样坚持记日记,练习写作文。我写的日记曾受到宣传科赵易亚科长在旅直属队干部大会上表扬过,在半城期间还曾被评为学习模范一次。后来,旅长和王景坤同志商量,王科长另找一个勤务员,把我送到旅政治部宣传队(奋斗剧团)工作,使我得到了进一步学习提高的机会。我从一个来部队时识字不多、文法不通、滥用词句的小鬼,到后来被调到各级报社工作,完全靠当初老首长的开导、培养、指教。张爱萍同志既是我尊敬的老首长,又是我的启蒙老师。可以这么说,没有老首长的栽培,就没有我的今天。

从这以后,老首长和我这个小勤务员结下了忘年交,在抗日战争那个极端艰苦的年代,他经常关心我学习、生活和工作。1941年,老首长叫王科长另找一个勤务员,送我到旅宣传队去培养,让我这一生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1941年底,张爱萍从九旅旅长升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从淮北到苏北去了,我们分别了一年多时间,我非常想念老首长。

1944年9月,他又从三师回到了四师,接替在抗日前线牺牲了的彭雪枫,任四师师长兼九旅旅长。我们在淮北又重逢了,我和老首长都非常高兴。老首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小胡,你又长高了。”但在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张爱萍到华中军区当副司令员,我们九旅奉调北上山东作战,我和老首长又分开了。

打过长江以后,二十一军解放杭州,在浙东南剿匪反霸、守卫海防,老首长奉命到华野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当司令员,我们二十一军又在老首长领导下战斗、工作了多年。我与老首长之间真是有缘分,1952年2月,老首长和我一前一后都调南京工作。张爱萍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华东军区参谋长。我被华东军区政治部从二十一军拂晓报社调到《人民前线》报社当编辑。

作者

1952年,正是全军开展轰轰烈烈文化学习运动的一年，当时粟裕副司令员上调总参谋部工作,陈毅司令员当上海市长又回不来,张爱萍上任后,陈毅要他主持华东军区工作。所以他上任后,5月即与唐亮等领导商量,以军区首长的名义向华东部队发布了开展文化教育的动员令。6月,又主持军区党委会,研究作出了加强干部文化教育的决定。他还亲自参加和主持了一些有助于文化教育开展的活动,把全军区的文化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

我到《人民前线》报社,被分配在中心工作组工作,当年的中心工作即文化教育,这样我和老首长的接触又多起来了。7月16日,军区直属速成文化中学开学,张爱萍亲自出席祝贺、讲话,他号召工农出身的同志努力学习文化,成为一个新型的、无产阶级的、人民解放军的知识分子。8月5日,他主持了军区第三次文化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检查了前一阶段文化教育工作情况,对下一步完成初小语文、算术和高小语文的教学任务作了具体部署。

1954年8月,张爱萍又接受了新的任务,中央军委任命他为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指挥一次陆海空三军渡海登陆作战,解放大陈列岛。1954年下半年，我又带《人民前线》记者组来浙东前线,报道这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在工作中我们经常得到老首长的指示,使我们记者组在解放一江山岛的战斗中,能够较好地完成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报道任务。

1955年二三月,我与老首长又一前一后调到北京工作。这年1月18日,我跟二十军部队登上一江山岛,刚打完仗就接到通知,要我赶快到北京去报到,参加创办全军性的报纸《解放军报》的筹备工作。我2月间到北京报了到。1954年10月,张爱萍已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副总参谋长,直到他指挥打完了一江山岛作战,1955年3月才到总参报到。到了北京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有时我们去看望老首长,偶尔的老首长有事找我。

作者夫妇

最使我难忘的是1962年我因车祸受伤住进杭州第33疗养院,老首长看我时,还亲笔题字,送我一本柳公权字帖,封面上写着:“送小胡习字用，张爱萍。”非常可惜,这本最有纪念意义的字帖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以“查户口”为名到我家翻箱倒柜时拿走了。他们说:“到今天你还敢保存反党分子送的东西。”

我说:“他是我的老首长,不是反党分子。”

“你还敢狡辩,没收!”就这样,字帖被他们强词夺理地拿走了。

“WG”中,老首长遭受迫害,被关押了五六年,很长时间我不知道老首长的音讯。后来听熟人说,在关押期间,老首长左股颈骨折,化名住进301医院动手术。我找到了当时301医院王雁冰副院长,走后门躲过了看押他的一班士兵的检查,看望了多年未见的老首长。我一见到老首长就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因为在我面前的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军容严整、雄赳赳气昂昂、威武雄壮的人了,而是一个拄着双拐、一瘸一瘸挪动行走的老人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和老首长之间关系更亲密了,有时交我办事情,有时我带领老部队的干部、如六十三师师长王方兴、政治部主任李广友等同志去登门求教,有时老首长给我打电话或写信、题词勉励我。

1982年9月,他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1月,又被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后,他的电话号码更改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和老首长联系不上。有次我们见面,他责问我:“你为什么好长时间不来我家又不来电话呢?”我说:“你家新的电话号码我不知道了。”老首长当即亲笔写了他的直拨电话号码交给我。老首长给我题写过好几幅字或词。我在工作岗位上时,送我一幅“龙虎腾飞”勉励我;我离休后,还题了一首唐诗送给我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