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据曾任《大公报》总编的徐铸成日记中记载：发言讲到最后的广东名将吴奇伟竟然举手高喊了一声“中国国民党万岁”，这在当时无疑是一句反动口号，弄得会场的代表们议论纷纷，这人曾是国军中将啊。

在天安门前喊错口号的广东名将

1949年9月25日，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议正在召开，与会代表轮流发言。

据曾任《大公报》总编的徐铸成日记中记载：发言讲到最后的广东名将吴奇伟竟然举手高喊了一声“中国国民党万岁”，这在当时无疑是一句反动口号，弄得会场的代表们议论纷纷，这人曾是国军中将啊。

你说尴不尴尬？堂堂一位旧军中将，站在北平的大礼堂里，习惯性地把过去的口号带进了新的时代。台下有人皱眉，有人偷笑，更多的是面面相觑——谁能想到，他会走到这一步。

吴奇伟的路，是从广东大埔的青石街上走出来的。家里穷，他小时候给伯父的铺子打杂，搬货、记账、跟客人讨价还价，一天天地练出眼力劲和勤苦劲。伯父看他灵气重，又肯吃苦，便咬牙掏钱送他读书。他自己也争气，一路考进保定军校第六期。那时候的保定，算得上当时最硬的军校，出来的都是能打能扛的硬骨头——他后来也常拿这个说事，像给自己打底子似的。

从保定出来，他回了广东，进了粤军。起步就是第一师——孙中山亲手挑的精兵队伍，后来扩成第四军，北伐时名头响当当，被叫作“铁军”。吴奇伟走的是典型的北伐“打出来”的路线：汀泗桥、贺胜桥、武昌城，他都是冲在前头的那种人。枪弹眼前飞、命在肩上扛，战功一身一身往上堆，从团副干到师参谋长，再到师长。

人一升官，麻烦也跟着来。乱世里，站哪边，常常比怎么打更要命。南昌起义前夕，周士弟来劝他一起走革命路。他抬头看了看屋顶的梁木，摇头——张发奎对我有恩，我不能翻脸。一句“不能卖友”，就把他的命运往另一头推。后来他跟着张发奎南下广州，掀桌子、挤椅子，拥汪精卫，结果被桂系和粤系夹在墙角。张发奎一败涂地去了香港，队伍辗转托给谬培南、薛岳，再转投南京。

可到了南京，混合队伍就是“外人”，老蒋对杂牌军向来没有好脸色。先是丢给奉系去硬扛，随后名为整编，第四军砍成第四师，吴奇伟也从师长变成旅长。那段时间，第四军上下不服气的情绪像米汤一样翻滚，闻着就酸。

1929年，蒋桂开打。表面上调第四师去陇海路，私下却想趁他们路过武汉时动手收编。消息提前漏出来，第四师一声通电，扯旗反蒋，“第四军”的旧牌子又挂了起来。可是旗一扯，就又站到错误的一边——跟桂系联手，结局仍是败。中原大战又扑上去，在衡阳一场硬仗后元气尽失，只剩两个团，灰头土脸地退回广西。

人在广西，粤军算客军，处处都要看桂军的面子。张发奎和白崇禧又没对上脾气，张发奎后来回忆，那段时间他甚至想把积蓄拿出来分给兵，散伙算了。李宗仁一再拉住，这才没散。气闷难消、回广东无门，吴奇伟一咬牙，借着“去东北援马占山”的名头，率着第十二师北上出去透口气。这一步，给了他转弯的机会。

中央这边看的也准。陈诚安排罗卓英以同乡、朋友的名义去拉他，说白了就是“请你回来”。这次投靠比上一次顺滑得多——军费很快拨了下来，没多久他又穿回了第四军军长的军装。但跟老蒋的关系也就那样，说不上亲密，更多时候是听张发奎、薛岳的指挥，和中央军并肩，和红军对阵。

到了江西，他就真的和红军逮上了。第四次、第五次“围剿”，他都在前线。第五次打下来，红军转身长征，他就一路跟。这个人有一点：见识过中央军整师地被吃掉，心里明白对手不一般，所以追的时候小心得要命。有时候像送客一样，尾着走，不敢贸然扑过去。

直到遵义那一带，他自信上头了。之前湘江之战红军伤了筋骨，土城也没打顺，他觉得时机到了——兵精粮足，先动手就能把对方赶走。于是他把两个师从城南猛冲，红花岗、老鸦山一条线，拧上去想占住地盘。红军的侦查很灵，见他孤军往前探，立刻布了个口袋：红三军团挡住正面，红一军团从侧后切过去。

一开始是试探，九十三师两个营探头去红花岗，被十一团硬是拦住了。五个小时的对捏，终于把对方压下去，他又改了打法——拉上五十九师，主攻老鸦山。山头反复易手，拼得很狠。张宗逊、钟伟剑都在前线亲自扛着冲锋，钟伟剑倒在枪林里，张宗逊腿上中了弹。到傍晚，五十九师终于拿下主峰。

他还没喘匀气，林彪带着红一军团绕到他侧后，先把黔军一个团打散，然后往他的指挥部撕过去，圈层形成的那一刻，道上还在运动的队伍突然掉头往后跑。这是兵家常见的慌势——一处溃，处处乱。吴奇伟把主力压在山上，指挥部周围净空，他站在原地，大脑里反复盘算“后面到底有多少红军”。没底。最后，拿定主意，丢下了主力，带身边人先突围。

山上的部队远远看见指挥部撤了，也慌了，跟着往乌江方向跑。红一军团乘势追，第四军一路碎。这里插一句小八卦：林彪其实是他的老相识。北伐那会儿，他是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三团的团长，林彪在教导团见习排长。江湖太小，冤家总有一天会见面。

他抢到乌江北岸，打电话去找欧震的九十师援手。欧震很稳，他只在南岸设防，收容溃兵，不肯过江拼命。吴奇伟看着扑下来的一堆残部，心里一阵一阵地抽痛，重到拿刀自尽的念头都冒出来。后面红军又压过来，他让人架着自己往南岸撤，顺手下命令炸了浮桥。九十三师那一批没过江的，一千八百多人，大多成了俘虏；五十九师的散兵则朝打鼓新场乱跑。他带着两个师过乌江，回头一数，只剩下一个团完整。武器丢了一地，指挥部的文件也散了。薛岳护着他，压着伤亡数字，只记过一笔，算是保住了底线。

再追红军，他更不敢硬碰硬，只远远地跟着。倒是到了抗战，他像换了个人。

淞沪会战期间，他带着部队在大场那一片和日军贴身硬扛，三天三夜，靠着牙根上的那点狠劲，守住了阵地。媒体不吝夸赞，这是事实，很多人亲眼见过那段血火。

1938年，长江边上又紧了。九江被占，日军想往南压，捅到南昌，构个大包围。吴奇伟那时已经是第九集团军的头，接到命令往前顶。他把防线搭在沙河那一线，对面的第101师团被拖住，半个月过去，伤亡一半还不得进。那一战不上头条，但拖住了对手，让中国军队得以调兵布阵，后面的大胜，靠这口时间。

接着就是万家岭。日军先绕后，从岷山方向压下来，川军扛不住，岷山丢了，防线侧后告警。前线一度没人摸清对手意图，指挥上的摇晃让几次阻击失败。等把路线看清，守军逐步往第二道防线撤，七十四军也在军令压下去把岷山夺回，防线稳住。这时候日军又冒险深入白水街，反被包了口袋。冈村宁次慌神，调兵解围，又找到了一个看似“没人的缝”——南浔铁路和瑞武公路之间几公里的空挡，派了第106师团硬钻。

偏偏这一钻，被吴奇伟的第四军盯住了。他当机立断，收起防御转成进攻，一口气把对手拖在万家岭一带，给薛岳赢了时间。后方调动如潮水，十来万人陆续赶到，包围圈越收越小，把106师团压在十平方公里左右的山地项上。等到机会成熟，命令一下，群攻，歼灭过万，缴械成堆。这场大捷，很多人记在薛岳名下，也没错，他定了总方向；但具体的攻防布置、攻击时机，前线是吴奇伟拍板的。他自己也在最前线指挥，和欧震通电话时，日军飞机俯冲扫射，子弹在耳旁炸开，他没挪窝。直到电话机被打成废铁，他才放下听筒。一个人能不能扛事，很多时候就看这种瞬间。

后来他调去第六战区，管长江上游的防务，鄂西那场打赢了，挂上了青天白日勋章。看起来风光，可风向已变。抗战快结束时，他被叫去陆军大学上学，权力被抽走。之后短暂去做湖南省主席，又被免。这个人有个问题——他想干实事，但环境不让。派系争斗、贪腐蔓延，像一锅油腻的水，谁下去都要粘上一层，他心生厌倦，干脆称病，留在南京养着。

内战打响，炮声像旧病复发。他的老上司薛岳要他去当副手，打苏北的解放区。他去了不久，抬手递了辞呈。说白了，不想再打中国人。其实在这之前，地下的人已经在他身边铺了路。1938年，叶剑英托人把杨凡送到他身边工作，慢慢取得信任。吴奇伟和叶剑英旧识——当年第四军三十六团是他带，叶剑英在教导团当团长，两人打过交道。后来他的第九集团军里，陆续进来了不少地下的人，都是杨凡牵线。再往后，他在南京休养，宗兄弟吴启彦也一直在做思想工作。

1947年春天，他去香港，一次密谈改变了很多东西。他与华南分局的连贯见面，聊了几小时，出来时眼神跟之前不一样。第二年，李济深等人在香港成立了“民革”，他也跟上去。到1949年，南京一解放，南方起义的火候正好。五月，他牵头和广东的几位军政人员一起宣布脱离旧党，转身投向“人民”。梅州、惠州一部位先行解放，电报从北面飞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发来复电，说“欣慰”，说“欢迎”。那一刻，说他是伪善也好，说他是幡然悔悟也罢，结局就是他跨过了那条线。

于是，他就站进了北平的会场。以华南人民解放军代表的身份发言，说了半天，最后习惯作祟，脱口而出旧时代的尾巴。全场一静，他才反应过来，连忙解释：“过去开会总要喊一句，嘴不听使唤了。”人群里传出几声笑，紧张反倒消了。这事后来被做新闻的徐铸成记在日记里，成了新中国第一届政协上的一段小插曲。也能看出来，那会儿大家心态挺松，见怪不怪。

几天后，他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烟花、看新旗，像一个见过太多风浪的人，安静地站着。后来又在中南军政委员会、广东省人民政府、广州大学董事会里历任职务。老朋友遇见他，免不了要问一句：“你怎么变成这样？”他大概会笑笑，没多解释。

吴奇伟这一路，不是简单的黑白。他有忠于旧恩的一面——当年拒绝南昌起义，跟着张发奎走；也有打外敌的勇敢——淞沪、万家岭都是真打；还有在乌江那夜的惊慌失措，以及后来放下刀枪的疲惫。一个人的命运，很多时候不是“立场”两个字能概括的。会场上喊错口号，是笑话，也是痕迹——谁的身体里没有旧时代的影子呢？更难的是，影子还在，脚却迈进了新路。至于他到底是从善如流还是审时度势，我们不必急着给答案。历史有时候像夜路，走的人自己最清楚。

来源：历史那些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