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距离上一次“全民同情黄圣依被前夫拿捏”不过才过了几个月，最近，她又因一位更“狠”的角色——亲妈邓传理，再度引发网友大面积共鸣与叹息，而事情的起因是一档名为《是女儿是妈妈》的综艺节目。

距离上一次“全民同情黄圣依被前夫拿捏”不过才过了几个月，最近，她又因一位更“狠”的角色——亲妈邓传理，再度引发网友大面积共鸣与叹息，而事情的起因是一档名为《是女儿是妈妈》的综艺节目。

黄圣依带母亲一起上节目，本意或许是秀亲情，结果节目一出，观众们却个个血压飙升：镜头里的邓妈妈强势霸道，说一不二，满口“打压式教育”，全程听不进任何反驳。

就连黄圣依自己都在镜头外直言：“这是我录过最累的一档综艺，一天堪比十天。”

我们都知道综艺节目有剧本，这档也不例外。剪辑、滤镜、人设样样齐全。但再如何编排，人设终究也得有点“原型依据”。

不管是真性情还是节目效果，邓妈妈和黄圣依之间的相处方式，无疑向观众展示了一个现实中的育儿切面：高质量的家长，如果没有正确的育儿观，毁起孩子来更要命。

黄圣依的妈妈：

“决定权在我，她不接受也得接受”

节目里，黄圣衣和妈妈之间的矛盾之一是关于家里要不要请阿姨？

黄圣依回家后发现家里的地板很脏、冰箱里堆满了过期食品，妈妈还坚持要把有毒的染发剂放在冰箱，出于对妈妈身体健康的考虑，黄圣依和妈妈商量希望请一个保姆阿姨来照顾她的日常生活起居。

黄圣依认为妈妈一个人精力有限，请阿姨帮妈妈做家务，妈妈会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做她自己喜欢的事。

可妈妈态度强硬、坚决不请。她给出的理由是家里没什么活，她就做做饭、喝喝酒，而且她不喜欢别人动她的东西。

是否请阿姨这件事，站在母女俩不同的立场上，其实都能理解，也没有对错之分。

邓女士大概是那种从年轻时就一直非常骄傲、自主的人——能力强、性格也硬朗。到老了，忽然面对“自己不如从前”的现实，心里难免难以接受。她不习惯家里有个“外人”长期出入，甚至还会觉得“自己动动还能锻炼身体”，请阿姨反倒成了一种“认输”的信号。

女儿提议请阿姨帮忙，在她耳朵里听来，可能就是“你觉得我不行了”的委婉表达，于是她绕了一大圈，东扯西扯，说到底就是一个意思：我不需要，也不愿意请阿姨。

只是这场“辩论”并不在平心静气中表现，黄妈妈中英夹杂、沪普切换，一边翻书，一边用多语种“火力全开”。整段对话如同一场单方面的压制战，句句都不容反驳，让网友纷纷感叹窒息。

妈妈一句“你硬要搬回来跟我们一起住”让黄圣依落泪

其实节目里还有一个细节也耐人寻味：吃饭时，妈妈说自己饭量小，只吃两口。女儿照着做了，结果妈妈还要再把碗里的饭拨回去一点，一边动作一边强调：“我就吃这么点。” 看似微不足道的举动，却处处透着她对女儿安排的否定。

在幕后采访中，有段对话同样值得玩味。

工作人员问：圣依从小到大的决定都是你们做吗？

妈妈：大学以前都是。

工作人员问：你做的决定她都喜欢吗？

妈妈：兴趣是可以培养的。

工作人员问：她接受吗？

妈妈：不接受也得接受，决定权在我。

在节目中，母女的日常对话弥漫着硝烟，而只要一接收到妈妈抗拒沟通的信号，女儿只能用无言和沉默以对。

在黄圣依的感知中，妈妈一直是个强大、优秀，但控制欲很强的人，她的整个童年都处在这种控制之中。但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当黄妈妈说出“我觉得你需要”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无意识地控制。而这种心理可能是她从童年一直到成年习得的“控制”。

优秀的家世和自己

节目播出后，网友们给邓女士贴上的最多标签同样也是“强势”和“控制欲强”。那么，为什么这位母亲能如此“强硬”？答案也许藏在她自身的非凡经历中。

邓女士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职于《新民晚报》，是一位集作家、编辑、记者于一身的多栖人才。她曾赴美工作、采访，擅长钢琴、绘画、书法，并出版了多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与同龄人相比，她确实堪称优秀。

邓女士的履历

她出生于1951年，大学就读应在上世纪70年代初。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全国5亿多人口中有超过4亿是文盲，文盲率高达80%；初等教育的入学率不足0.4%。作为女性，能在那个时代接受高等教育，本身就是凤毛麟角。

建国初至2018年的入学率

表格源自《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不仅个人履历出众，邓女士的家世同样显赫。

在节目里，她曾自豪地说：“我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我叔叔是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的高材生，婶婶则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我姑妈是《新民晚报》的创办人之一。”

在许多同龄人可能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全的社会背景下，邓女士却自幼接触绘画、书法、钢琴，最终考入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大陆最早创刊且持续出版至今的《新民晚报》任职，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这样优秀经历背后所要付出的努力与自律同样可想而知。她的骄傲，对工作的一丝不苟，甚至因此延伸出的“强势”作风，也被带入到黄圣依的成长历程之中。

邓女士的代表作

在经济学和社会学里，有一个术语叫“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缩写作SES），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去综合衡量一个人的工作经验及个人或家庭对资源的经济获取和与他人相关的社会地位的综合衡量指标。

个人或家庭的社会经济情况可以被分成三类：高社会经济地位、中等社会经济地位、低社会经济地位。很明显，邓女士从原生家庭、到自己组建的家庭，都属于高社经地位（high SES）。

从朴素的逻辑出发，我们会想当然认为，拥有高社经地位的家长会在育儿方面越成功。但事实和研究证明，如果高社经地位的父母缺乏良好的育儿观念，他们对孩子的影响往往更深远、更具毁灭性。

高社经地位家庭的三大育儿陷阱

诚然，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家长往往拥有更优越的资源与条件，能够在育儿过程中投入更多。他们的子女往往享有更好的教育环境，更容易获得迈入社会的“捷径”与优势。

但正如一枚硬币有其正反两面，丰富的资源和强大的掌控力也可能成为双刃剑。因为拥有足够的能力“为孩子铺路”，他们更容易将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规划强加在孩子身上，却忽视了孩子本应是一个拥有独立意识和自主选择权的独立个体。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高社经地位的家长往往更容易陷入以下三大陷阱：

·成功哲学下的过度掌控

在高社经地位家庭中，父母往往拥有自己的“成功模板”，他们更容易将孩子的表现视为自身价值的延伸。

首先，值得称赞的一点是，高社经地位的父母在子女学校活动中的参与度也越高。在双亲家庭中，拥有研究生或专业学位的家长中有超过70%在子女学校中高度参与，而教育水平低于高中文凭的家长中，这一比例仅为31% 。也就是说，高教育水平的父母更有能力把育儿视作“全职事业”。

图片源自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但在他们更倾向于深度介入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的同时，也容易成为“直升机式育儿”的父母，会随时“盘旋”在孩子身边、干预每一次决定，以确保孩子的每一步都走对。结果就是，这些家长凭借自己一套成就观来塑造孩子，却也容易忽略了孩子独立成长的需要。

英剧《黑镜》第四季里就讲述了一个深入介入孩子成长、希望保护孩子、结果事与愿违的故事。一位母亲在经历了生育难产、女儿Sara三岁时险些走丢、从小生长的原生家庭对自己不闻不顾后，为了保护女儿，给女儿脑中植入了一枚芯片。通过“方舟天使”系统，妈妈能实时监控Sara的位置、生理状态，甚至眼前所见，并屏蔽一切暴力或压力画面。

起初一切看似平稳，但Sara被隔绝了负面情绪与真实世界。她因无法理解愤怒、痛苦，甚至用铅笔扎自己，只为看看“血”是什么。医生检测后，告知妈妈女儿情感认知严重滞后，妈妈于是关闭芯片。然而，到了青春期的Sara因为从小被“保护”的太好，毫无防备地接触性与毒品，妈妈再次偷偷重启监控。当Sara发现自己一直被监视，情绪失控，将平板砸向母亲头部。

故事的最后，Sara离家出走、搭上陌生人卡车，讽刺地走向了妈妈最想避免的危险。母爱的初衷是保护，结果却因控制过度，毁掉了亲子间的信任与安全感。

·更为隐形的情感操控

比起“都是为你好”“能不能懂事点”、“当初要不是因为你”、“父母容易吗”这些来自普通父母的PUA常用话术，高社经家庭的父母可能更擅长使用隐性的心理策略——例如，通过批评、过度期待或情感操纵来影响孩子、暗示让孩子“应该怎样想、怎样做”。

长期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孩子们容易缺乏批判性思维和自我意识，成年后仍可能因为难以分辨“真关心”与“控制欲”而深受困扰。

在一项对1145名中国青少年的调查中，父母心理控制与社交问题存在显著正相关，而且控制越隐蔽，孩子越难在事后意识到自己被操纵的程度。

这种“披着爱之名”的隐性控制，在高社经家庭中尤为隐蔽且普遍。家长不一定会大声训斥孩子“你怎么这么不争气”，而是用看似理性的语言、带有期待的眼神和轻描淡写的失望，完成一次次“情绪勒索”。

我认识的一对华人朋友，夫妻俩都是高知家庭出身，男方是大学教授，女方在一家药厂做研发。两口子温文尔雅、从不发火，对孩子也从没动过手。他们在别人眼里是“理性又温和”的父母典范。

但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和他们聚餐，他们的女儿前一天刚参加完某项竞赛，拿到第二名的好成绩。大家都在夸奖孩子优秀，妈妈却当着女儿的面淡淡地说了一句：“哦，我以为她会更好一点。” 没有责备，也没有生气，但足以打击孩子。接触久了才知道，他们家的氛围一直是那种 “你应该还能更棒” 的调调。从来不会明面上打压孩子，却惯常会把 “无声的高标准” 藏在每一次对孩子的点评中。

·父母自省缺失，致使反思盲区对孩子带来持续伤害

成功的家长可能因自己的成就而对育儿方式过度自信，认为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不易接受外界批评或反思自身行为，从而形成反思盲区。

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高社经家庭中的父母情感温暖度（emotional warmth）反而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呈负相关——这意味着，家境越好、掌控欲越强，父母越难感知并反省自己可能给孩子带来的负面影响。

2025年4月1日，年仅16岁的天才少年于行健在沈阳坠楼身亡。这个曾在全国信息学奥赛中斩获银牌的“别人家的孩子”，一路成绩耀眼，性格温和善良，却在未能晋级一次省队选拔赛后，选择了与世界告别。他早已被保送，没有升学压力，外人一时无法理解，大家无法理解他为何会走到这一步。（关于这起事件，精英说往期文章里有更为详细的分析：16岁信奥赛天才选手坠楼离世，殒命前呼救“妈妈好疼”：学科竞赛，究竟是捷径还是“劫数”？）

不久后，于行健的父亲发表了一封标题为《爸爸给孩子的信》，也许可以窥得孩子轻生的原因：

信中，于父将儿子描绘成“灵童”与“魔丸”的混合体。孩子年幼时乖巧听话，愿意接受父亲的学习辅导，那是父亲“最快乐的日子”；可一旦孩子渐渐有了主见，不再需要辅导，便被贴上“戾气”“我行我素”的标签。坦白说，读完于父的信，我内心有一种不适感。字里行间几乎没有一句真正的反思，反而更像是一场自我安慰的独白——仿佛孩子的离去，与父母毫无关系。

整封信几乎都在从家长的视角解释孩子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与家长无关。这封信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父母无法被挑战的权威姿态。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那些自身优秀的家长更有意愿和能力为下一代去筹划。只是，孩子先是他们自己，父母不能越俎代庖；而那些看上去“永远正确”的父母，也只会把孩子越推越远。

来源：墨问大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