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的内容理论思想其实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个人长期社会观察以及对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思想归纳——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还是以后到目前，特色新保守主义一直存在但没有人系统总结和深入研究，仅仅只是在一些政策或理论文件文献中稍微批评。但是，目前中国发展阶段，特色新
（注：本文的内容理论思想其实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个人长期社会观察以及对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思想归纳——无论是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还是以后到目前，特色新保守主义一直存在但没有人系统总结和深入研究，仅仅只是在一些政策或理论文件文献中稍微批评。但是，目前中国发展阶段，特色新保守主义越发成为阻碍改革发展的力量，所以必须进行专门的批判，必须重视研究起来，这便是写作本文的初衷。）
在当代中国思想光谱的纷繁图景中，一股潜流正以惊人的韧性蔓延滋长，它身着华丽时代外衣，内里却承载着截然相反的历史冲动——这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保守主义。它巧妙地缝合了“封建复古主义”的怀旧乡愁与“全盘西化”的激进渴望，构成了一个思想上的奇特复合体。这个复合体犹如古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雅努斯，一面深情凝望逝去的王朝旧梦，另一面急切眺望西方的资本灯塔，二者共享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背离与对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消解。尽管其表现形式或显“传统”或显“现代”，但其本质皆是从历史传统的保守主义仓库中寻得武器，意图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引入歧途。透析这一思潮的生成逻辑、表现形态及其潜在危害，不仅是思想清理的必要工作，更是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现实课题。
一、 中国特色新保守主义——一个思想怪胎的生成与谱系
中国特色新保守主义并非凭空出世，它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多种社会力量与思想资源复杂互动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经历了剧烈变迁，在释放巨大生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利益分化、价值多元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诸多新挑战。一部分在改革进程中率先积累起经济、文化资本的群体，产生了巩固并扩大其既得利益的强烈需求，寻求为其地位进行辩护和合法化的意识形态。于是，一种杂糅了东西方保守主义元素的“特色”思潮便应运而生。
从其思想构成来看，它主要呈现为两种看似对立、实则同源的基本取向：
其一，是以封建复古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保守倾向。这种倾向试图从中国古代，特别是儒家思想（或其所理解的“儒家思想”）中寻找解决现代性危机的方案。它并非真正致力于“古为今用”的创造性转化，而是常常陷入对传统中等级秩序、宗法观念、人治思想的非理性迷恋与美化。例如，近年来社会上一度沉渣泛起的盲目推崇《弟子规》等蒙学读物、不加辨析地宣扬“二十四孝”等具有封建烙印的伦理故事、甚至个别领域出现的对“三纲五常”等核心价值观的暧昧态度，均是此种倾向的体现。它本质上是一种“向后看”的历史观，幻想在一个高度复杂化的现代社会中，简单恢复某种想象中的“纯净”传统秩序，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对现代平等观念、法治精神和人民民主的抗拒。
其二，是以全盘西化教条为圭臬的保守倾向。这种倾向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视为普世真理和历史终点，主张中国应毫无保留地与之“接轨”。他们膜拜市场原教旨主义，鼓吹私有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无视中国具体国情和历史路径，更刻意忽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的深刻矛盾及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巨大不公。这种“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思维定势，同样是一种思想上的懒惰与保守，它放弃了独立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勇气与责任，本质上是将民族的命运交付给一种异己的、由资本逻辑主导的外部力量。
颇具迷惑性的是，这两种内在取向迥异的思潮，在当代中国的特定语境下，却常常共享着“民族主义”和“支持改革”的装饰性外衣。它们都可能以“爱国”自居，或以“深化改革”为号召，但其最终指向，要么是退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要么是滑入依附性资本主义的邪路。然而，在维护私有化、巩固私有制、构建服务于特定利益集团的门阀体系方面，它们却达成了高度一致，并共同构成了对以公有制为主体、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价值的根本性挑战。
二、 封建复古主义——桃花源迷梦与等级秩序的重构
封建复古主义思潮的回潮，往往打着“文化自信”、“复兴国学”的旗号，具有相当的迷惑性。诚然，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民族复兴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复古主义与之有着本质区别。它并非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批判性继承，而是倾向于全盘肯定历史传统，尤其是其中与现代社会文明准则格格不入的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和愚民政策。
这种思潮在社会实践中的表现值得警惕。例如，在教育领域，曾一度出现将儒家经典教育简单化、形式化甚至宗教化的倾向，有的民办机构以“国学”之名，行违背现代教育规律之事，剥夺学生接受全面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在文化传播领域，一些影视作品、网络文学热衷于美化帝王将相，歌颂宫廷权谋，将血腥的封建压迫史演绎成浪漫的权力游戏，潜移默化中消解着公众对民主、平等、法治的认同。在社会治理层面，个别地方也曾出现过试图用乡规民约完全替代国家法律，或者过度强调“人情”而忽视法理精神的苗头，这实质上是人治思维对法治进程的侵蚀。
复古主义的理想图景，是一个建立在虚幻“和谐”之上的、等级森严的静态社会。它向往的是《周礼》所描绘的秩序井然的乌托邦，或是儒家士大夫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安其位的伦理世界。这种秩序观，与现代性所倡导的个体自由、社会流动、权利平等和持续创新精神背道而驰。它试图用对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取代对真理的自由探讨；用固定的身份等级，禁锢社会活力的迸发；用虚幻的集体名义，压抑个体合理的利益与价值诉求。当这种思潮与市场环境中滋生的资本力量结合时，便极易催生出一种“儒家资本主义”的怪胎，即经济上的垄断与政治文化上的威权相结合，形成盘踞一方的门阀式利益集团，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的严重背叛。
历史早已证明，试图通过“回到古代”来解决现代性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中国现代化的道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立足当代中国的鲜活实践，以面向未来的姿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的扬弃，而非沉溺于对逝去时代的桃花源式迷梦。任何开历史倒车的企图，最终都只会将民族引入停滞和落后的黑暗深渊。
三、 全盘西化论——资本神话与依附性发展的陷阱
与封建复古主义的“向后看”相反，全盘西化论者则表现出一种“向外看”的狂热。他们将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欧的模式奉为不容置疑的典范，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彻底复制其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价值观。这种思潮在学术研究、经济政策讨论和公共舆论中均有一定市场。
在经济领域，全盘西化论的核心教条是“市场万能论”和“私有化神话”。他们极力夸大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主张政府应全面退出经济领域，将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和公共产品，都彻底交由私人资本掌控。他们无视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更选择性失明于新自由主义在拉美、东欧等地造成的经济崩溃、社会撕裂的惨痛教训。例如，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正是美国等推崇金融自由化的国家陷入了深度衰退，而中国凭借有效的宏观调控避免了最严重的冲击，这一铁的事实足以警醒世人。然而，全盘西化论者依然固执地将中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所谓的“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偏见可见一斑。
在政治领域，他们鼓吹西方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是“普世价值”的唯一体现，无视其背后深刻的阶级实质和在不同文化土壤中的适应性困境。他们试图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现代化、民主化对立起来，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这种论调，不仅脱离了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超大规模国家的复杂国情，更致命的在于，它会使中国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过程中，丧失独立自主制定发展战略的能力，最终沦为西方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经济附庸和政治跟班，重蹈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依附性发展”陷阱的覆辙。
全盘西化论者描绘的“未来”，是一个被资本逻辑彻底支配、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公平让位于“效率”（实质是资本增值的效率），正义屈从于“自由”（实质是资本流动的自由），公共利益被私人利润所蚕食。这与社会主义追求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完全相悖。如果依循这条道路，中国的改革成果必将被少数国内外资本集团所攫取，而广大劳动人民将重新承受被剥削和压迫的命运，社会分裂和动荡将难以避免。
四、 特色新保守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与反社会主义共同本质
尽管封建复古主义与全盘西化论在表面上针锋相对——一个要回到“东方传统”，一个要奔向“西方现代”——但深入剖析其内核，便会发现它们在根本立场上惊人地一致，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新保守主义的一体两面。
首先，二者在哲学基础上都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相对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封建复古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唯心史观，它将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观念（如儒家伦理）绝对化、永恒化，视为超历史的救世良方。全盘西化论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它否认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依据，将中国现代化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外部模式的移植。两者都否定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中国社会内部矛盾运动的特殊性。
其次，二者在经济主张上都致力于瓦解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封建复古主义所向往的“井田制”也好，“皇权下的土地私有”也罢，其经济基础都是私有制。它所维护的宗法秩序和等级特权，正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和人身依附关系之上。全盘西化论则更是不加掩饰地鼓吹全面私有化，视公有制为“万恶之源”。两者在否定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维护私有制永恒性方面，可谓殊途同归。它们的实践后果，都将是导致财富的极端集中和社会阶层的固化，催生新的官僚买办资本或封建式门阀集团，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根本对立的。
再次，二者在政治取向上都排斥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法治。封建复古主义天然导向精英统治和贤人政治，强调“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骨子里是对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蔑视。全盘西化论所推销的西式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是“钱袋的民主”，广大劳动人民在其中并无实质性的权力。两者都反对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都试图用一种新的剥削阶级的专政来代替它。
最后，二者在价值追求上都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背道而驰。封建复古主义宣扬的是等级服从、家族本位、压抑个性的价值观。全盘西化论灌输的是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前者让人成为家族的附庸，后者让人成为资本的奴隶，两者都扭曲和异化了人的本质，阻碍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社会主义最高价值的实现。
因此，无论其外表是“民族”的还是“世界”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中国特色新保守主义的这两种主要形态，在维护私有制、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点上，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军。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要扭转中国改革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使其要么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要么滑入资本主义的邪路。
五、破除迷信，在两条战线上进行坚决的思想斗争
面对中国特色新保守主义这一复杂而顽固的思想潮流，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旗帜鲜明而又富有说服力的批判与斗争。这项工作关乎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关乎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关乎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命运。
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武器进行剖析。要深刻揭示新保守主义各种变体背后的阶级实质和历史唯心主义本质。对于封建复古主义，要区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封建性的糟粕，大力弘扬前者中包含的民族精神、哲学智慧和道德精华，同时坚决批判和剔除后者中维护等级压迫、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内容。对于全盘西化论，要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必须坚决抵制其腐朽的价值观和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模式。关键在于，要立足中国实际，坚持独立自主，推动理论创新，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
其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在实践中批驳各种错误论调。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个根本性质不能动摇。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做大做优做强国有经济，保障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要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问题，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要通过扎扎实实的发展成就，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用事实粉碎“复古倒退”和“全盘西化”两种迷思。例如，中国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展现出的强大动员能力和制度优势，都是对这两种错误思潮最有力的回击。
再次，必须加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牢牢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平台，特别是新兴网络媒体，生动鲜活地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文化。对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错误思潮和模糊认识，要敢于亮剑、善于辨析、及时引导。要改进话语体系，增强理论宣传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使其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对于那种认为“新保守主义才是中国未来”的糊涂观念和错误言论，要进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和严肃的批评斗争，防止其混淆视听、误导公众。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特色新保守主义，无论其穿着怎样华丽的外衣，打着怎样动听的旗号，其试图扭转历史车轮、将中国引向邪路歧途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它那个希望历史回退的复古梦想，和那个渴望激进资本主义化的西化幻想，都不过是脱离了中国大地与现实人民的空中楼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唯有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才能在纷繁复杂的思想迷雾中保持定力，迎来中华民族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关乎中国命运的思想斗争，特色社会主义与封建复古主义及全盘西化资本主义的矛盾斗争远未结束，每一位有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与公民，都应挺身而出，以笔为戈，以理为盾，共同守护这条来之不易的康庄大道。只要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主动积极地同形形色色的新保守主义作斗争才能减少改革发展走向歪路邪路的可能性，改革开放事业不会变质，中国社会发展才不会掉入历史旧循环陷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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