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没有身份证，怎么证明“我是我”？

摘要：然而，守卫并不轻易相信他的话，因为在当时，没有现代的身份证、照片或指纹等技术手段来验证一个人的身份。人们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的呢？官府又是如何确认某人不是冒名顶替的逃犯、流民或者是敌国间谍的呢？他们需要更可靠的方法来确认一个人的身份和背景。

在唐朝时期，有位书生进京赶考，当他走到城门口时，守卫拦住了他，询问他的身份信息。

“你是谁？从哪儿来？”守卫问道。

书生回答：“我叫李白，是从蜀地来的，前来参加考试。”

然而，守卫并不轻易相信他的话，因为在当时，没有现代的身份证、照片或指纹等技术手段来验证一个人的身份。人们是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份的呢？官府又是如何确认某人不是冒名顶替的逃犯、流民或者是敌国间谍的呢？他们需要更可靠的方法来确认一个人的身份和背景。

于是，守卫提出了质疑：“空口无凭，怎么证明你就是李白呢？”

这确实是个问题。在古代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有了类似户籍的制度雏形，但真正形成系统的户籍制度是在战国时期。秦献公十年（前375年）首创“户籍相伍”，到商鞅变法时发展为“编户齐民”——不仅登记人口，还记录土地、爵位等信息。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显示，当时的“封诊式”甚至要求官吏详细记录嫌疑人的痣、疤等体貌特征。

汉承秦制，百姓出行需携带“传”或“验”（记载姓名、籍贯的简牍），而军事上使用的“符”（如虎符）则是另一套系统。到了唐朝，户籍管理更加精细，不仅登记人口，还标注土地、赋税情况，并定期进行貌阅核对相貌。值得注意的是，明朝的“黄册”侧重赋役登记（十年一造），日常户籍管理则依靠“白册”。

但问题来了：如果一个人远离家乡，如何证明自己不是黑户？这就需要路引与符节这样的古代通行证了。在古代，普通人出远门必须携带官府开具的路引（或称“过所”）。这张文书详细写明持有人的姓名、籍贯、出行事由、目的地，甚至体貌特征。汉唐时期，商旅过关卡时，守卫会严格核对路引与本人是否相符。历史上著名的玄奘西行，就因未获官府批准，只能隐匿身份“私度关塞”。明朝对此更为严格，《大明律》规定：“凡无文引私度关津者，杖八十。”换句话说，没路引就乱跑，先打八十大板。

路引

符节

官员和使者则使用更高级的凭证——符节。比如苏武持汉节出使匈奴，即便被扣留十九年，仍“杖汉节牧羊”，因为那节杖就是他的身份象征。唐朝官员还使用“鱼符”（五品以上）或“木契”（五品以下）作为身份证明。

鱼符

除了官府的登记和管理外，古人还发明了保甲制来加强邻里之间的互相监督。商鞅变法时就推行“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十家为一组，一人犯法，全组受罚。这种制度使得邻里之间互相担保，谁也不敢轻易收留来历不明的人。

宋朝的“保甲法”更加细致，要求每户登记人口，并由邻里作保。如果村里突然出现陌生面孔，保长立即就会盘问：“你是谁家的？有无人作保？”没有担保人很可能会被当作流民处置。

光绪18年山西盂县“保甲门牌”

在没有照相技术的年代，官府如何防止冒名顶替？答案是——靠记忆和细节描述。唐代科举考试前，考生需提交“状貌册”，详细描述自己的外貌特征，考官会对照验明正身，防止替考。明清时期，官员赴任前，吏部会记录其“年貌”（年龄、相貌），到任后地方官需核对，防止假冒。

更绝的是，古人还会利用笔迹和口音辨人。明代小说《醒世恒言》里就有骗子因字迹不符而被识破的故事。而口音更是难以伪装，古代官员异地任职，常因口音不同被当地人一眼认出是“外乡人”。

古人的私人印章（印信）比签字更具法律效力。官员上任，先验印信；商人订契约，必须盖印；甚至普通人写信，也会按手印或画押。秦汉时期的“封泥”就是典型——公文捆扎后，在绳结处糊上黏土，盖上官印，收件人验印无误后才敢拆阅。伪造官印？《唐律》规定：“伪写官文书印者，流二千里。”不过，在紧急情况下仿制官印可能获得减刑。

封泥

出土的封泥

文人雅士还会使用信物证明身份。比如唐朝的“鱼符”（五品以上官员使用）、明清的“腰牌”（刻有职位和姓名），都相当于古代的工作证。

对于僧侣、商人和女性来说，身份认证的方式又有所不同。僧侣依靠“度牒”（官府颁发的出家证明）行走天下。宋朝的度牒甚至能当货币使用，苏轼救灾时就曾卖度牒换钱。商人则依赖“行会”担保。明清时期的晋商、徽商外出经商，必须由商会出具凭证，否则寸步难行。女性的身份证明更为特殊。她们出行常需男性亲属“状保”，婚书、族谱记载也是重要凭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