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般说来，古人大都写自作诗文，或尺牍草稿，易使文辞、心意、笔墨三者相互激荡，以此成就妙书合作。以此观之，学问文章之介入书法，颇含至理。又，黄庭坚《书缯卷后》云：

(续上）

一般说来，古人大都写自作诗文，或尺牍草稿，易使文辞、心意、笔墨三者相互激荡，以此成就妙书合作。以此观之，学问文章之介入书法，颇含至理。又，黄庭坚《书缯卷后》云：

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

在黄庭坚看来，书法是君子之艺，兼具教化功能，故尔学书先学做人，复以圣哲经典之学开拓眼界胸次，陶冶性灵，使个人所善有所归依，如果似王著、周越之流唯重技法工夫，则人书并入俗格。又《跋与张载熙书卷后》云：

学字既成，且养于心中无俗气，然后可以作，示人为楷式。

何谓 “养于心中”？当以圣哲之学、学问文章为先，是为学养；次曰古法正宗，如锺、王、颜、杨之迹，观之既久，会心益深；三为个性新意，如东坡《记王平甫诗》所言之 “日锻月炼，非欲夸奇斗异，要当淘汰出合用字”，进入《书谱》“古不乖时，今不同弊” 之境，而后方可示人。这表明，传统大文艺观经苏、黄二家的推进阐发，业已深入到书法的方方面面，且具体可知可行，遂被世人接受。

绍圣以后，苏、黄累遭奸佞构陷，厄运连连，余生都是在流放中度过，所作诗文书画两次诏令禁毁，堪称浩劫。令人意外的是，由宋徽宗亲自主持编著的《宣和书谱》，每每以 “议者以为” 或直接录用而不著姓名的方式，称引苏、黄论书之语，对读书或学问文章与书法之关系，不仅频频采用，而且还有推进，殊令人不解。《宣和书谱》评论历代书家，或许是有意变化修辞，一样的问题采取了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正书》评薛道衡书云：

为文必杜门高卧，冥搜精思，故每一篇出则传播人口。然未闻以善书称者，岂以文掩之耶？盖文章、字画同出一道，特源同而派异耳。但要时以古今浇之，不尔则尘生其间，下笔作字处便同众人。观道衡《和南》正书一帖，亦非泯泯众人之笔也。

“文章、字画同出一道”，有两层意思。一曰基于《诗大序》，亦即传统大文艺观，在表达思想情感的功用方面完全一致；二曰文章有感而发，吟咏则有声无形，形之须借助文字，而文思与书意激荡相发，犹一枚铜钱的两面，故为是语。揆其义理，当为苏、黄观点的再度推进。又《正书》评元稹书法云：

其楷字，盖自有风流蕴藉，挟才子之气而动人眉睫也。要之诗中有笔，笔中有诗，而心画使之然耳。

这是典型的知人论书之法。元稹为诗人，与白居易合称 “元白”，其才华可知。诗人吟咏，妙在造语生动奇逸，境出诗外，才子风流尽显于诗，形之于翰墨，而其书法神行百变，余音绕梁，是诗如其人，书如其诗，“心画” 使之融合为一也。

心画，出杨雄《法言・问神》“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 语，谓用书面表达的文字，宋人始用以代指书法。明人唐顺之《跋自书康节诗送王龙溪后》云：“诗，心声也；字，心画也。字亦诗也，其亦有别传乎？” 正可与《宣和书谱》评元稹语互参。又《行书》评张籍云：

观夫字画凛然，其典雅斡旋处，当自与文章相表里，不必以书专得名也。

文章文采与书法相表里，则视文学为本源，书法所形亦即文章之美，与专攻于书法者有着本质上的差别，生动地诠释出东坡 “读书万卷始通神” 之所以然。《行书》又评杜牧《张好好诗》云：

作行草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大抵书法至唐，自欧虞柳薛振起衰陋，故一时词人墨客落笔便有佳处，况如杜牧等辈耶？

由斯言可见，“学问文章之气” 之所以能 “发于笔墨之间”，属于因果、表里的自然关系，勉强不得，也摹仿不来。又《草书》评沈约云：

作草字亦工。大抵胸中所养不凡，见之笔下皆超绝。故善论书者，以谓胸中有万卷书，下笔自无俗气。约其得之。

从讲论原理，到推及一般，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草书》又评贺知章（《唐贺知章孝经卷》）云：

忽有佳处，人谓其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盖胸中所养不凡，源远流长，自然之道。

积学既久，文采烂然，是谓之 “源远流长”，化为翰墨，适时便可 “与造化争衡”，洵属 “自然之道”，水到渠成者也。《草书》又评薛存贵云：

昔人学书未必不尽工，而罪在胸次。如存贵，端是学者之书，盖不必工字而字应佳耳。

既被称为“学者”，定然学富五车，学富则能涵养自身，涵养则胸次必然高远，写字即便不精巧，也必定有出色之处，此乃宋代书法审美的逻辑所在。这种道理正如苏东坡《跋汉杰画山》中所认为的那样，文人作画只需“获取其意气所达之处”，意到便止；画师所作即便精巧，也难以摆脱匠气。画作优劣，不在精巧粗拙，也不在物象的形态质地，而唯有根植于学养，下笔自然脱俗，格调韵味的高低自然就显现出来了。《草书》又评李建中云：

后之议者，又以谓唐末五代文章卑污，字画亦随之。若李建中书，犹有五代以来衰乱之气。

此评要点有二。其一为 “文章卑污”，书法亦随之如此，更为明确了文章与书法的主从因果关系；其二为 “衰乱之气” 的判断，源于《诗大序》“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之说；言五代战乱，政乖民怨，既失正统传承，又无奋发振作之举，李书与之相似。这种将书法审美与批评置于传统大文艺观背景之下的做法，对于主流文化群体而言，极易产生共鸣，并被广泛接受，大概是立场所致。又，《行书》评陈叔怀云：

大抵昔人为文肆笔，莫不因其感而发。既得于心，遂应于手，亦自不知其所以然也。

所谓 “昔人为文肆笔”，无不是因为心中有感而自然抒发，与《诗大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相符，其渊源清晰可见。再者，诗文创作，形诸文字，付诸草稿，借笔转心，方成自然妙迹。“不知其所以然” 之语，或许从戴叔伦“人人细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 （《张弼怀素上人草书歌》）句中化出。又，《正书》评李磎云：

其书见于楷法处，是宜皆有胜韵。大抵饱学宗儒，下笔无一点俗气而暗合书法，兹胸次使之然也。至于世之学者，其字非不尽工，而气韵病俗者，政坐胸次之罪，非乏规矩耳。如蹊破万卷之书，则其字岂可以重规叠矩之末，当以气韵得之也。

李磎楷书 “有胜韵”，原因在于博学 “破万卷之书”，不必拘泥于规规矩矩，即 “当以气韵得之”。对于 “饱学宗儒” 的书法而言，因其学识丰富、见识高远，下笔自然无 “俗气而暗合书法”，是因其胜在 “胸次”。此评的推衍使此理具有普遍性，也更易被接受。对于一般学书者来说，“其字非不尽工”，却病于俗韵，正是胸次低下的缘故。此判断结论尤其具有理论价值，影响颇为深远。《宣和书谱》类似的评述还有众多，足见当时之兴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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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大成国学堂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