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想到多年前我因译事与他的通信往复以及中间的一个小插曲，心有所感。我觉得应该对此有所交代，既向读者提供一则柯文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表达我个人对他的纪念。
美国历史学家保罗·柯文（1934-2025）。
这几天在媒体看到柯文去世的消息，想到多年前我因译事与他的通信往复以及中间的一个小插曲，心有所感。我觉得应该对此有所交代，既向读者提供一则柯文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表达我个人对他的纪念。
2014年夏，我接受了某出版公司的邀请，主编“海外中国思想史前沿译丛”。2015年的时候，我在杭州遇到了昔日在北大的师弟董铁柱。他得知我正负责主编这套译丛，便和我说起了柯文的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我阅后当即决定应将此书收入译丛，并将译事委托给了铁柱。铁柱北大硕士毕业后负笈北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系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正是研究记载勾践事迹的关键文本《吴越春秋》，由他来承担译事，再合适不过。于是，就有了《与历史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这本柯文在中文世界出版的第四种中译本。不过，这本书最终却是直到2021年才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未能收入“海外中国思想史前沿译丛”。
2016年2月初，正值新年之际，我与柯文就此书中译一事进行了顺利的沟通。他对此书的中译非常有兴趣，并表示乐意就此书的版权事提供帮助。无论是中文版权还是具体翻译，都进行得十分顺利。柯文亲自联系了原著版权所在的加州大学出版社，他在2月24日给我的邮件中，不仅转来了负责版权事务的Randy Heyman先生的信息，同时也向对方提供了我的联系方式。8月4日，当我收到出版公司负责此套译丛的编辑发来的邮件，得知柯文此书以及其他两书的版权事已经落实，便立刻将此事告知了柯文。而柯文几乎是立刻给我回复了邮件，除了表示高兴之外，他还特意向我提到，他之前在香港跟铁柱已经见过一面。对于我将译事委托铁柱，他说“You know him much better than I. If you have confidence in him, I am happy to rely on your judgment and have him do it.”这自然是对我的尊重与信任。不过，我想他自己当时已经对铁柱的翻译颇有信心了。因为除了这句话之外，他在邮件中也向我提及铁柱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的博士论文便是以《吴越春秋》为题的。果然，后来阅读了完整的译稿之后，柯文对于铁柱的译笔表示了高度的肯定。这一点，他在为中译本撰写的“致谢”最后部分专门提到。
就在译事顺利进行之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次年（2017）10月11日，我突然收到浙大传媒学院外聘教师张圭阳的邮件，说是受浙大传媒学院吴飞和韦路两位教授的委托，邀请柯文下周至浙大担任“浙大东方论坛”的主讲。而他之所以给我邮件，是柯文特意告诉他，希望我也能出席10月16日晚传媒学院在孤山路楼外楼为柯文而设的欢迎晚宴。我的邮箱就是柯文提供给他的。大概是怕我未必轻信陌生人的邮件，张先生还特意另外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附上了他与柯文的合影。
张先生邮件写得很明确，即便没有附上他与柯文的合影，我也不会有疑。但可惜的是，当时我适逢外访，不在浙大。所以，尽管10月中是杭州最宜人的季节，那次我也只能与柯文失之交臂了。对于柯文的雅意，我当然要表示感谢。同时，对于我无法赴会的缘由和遗憾，我也需要向柯文说明。而柯文在收到我告诉他无法赴会的邮件之后，立刻给我回了邮件，除了也表示很遗憾无法见面，同时还告诉我，希望将来能有相见之机。
柯文与《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译者林同奇。
这个插曲之后，译事在2018年完成。本以为很快便可出版面世，不料却出了问题。记得铁柱告诉我，柯文书中第三章讨论蒋介石败退台湾之后如何一度利用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被出版公司要求删除。而柯文则无法接受这一要求。既然蒋介石曾经利用过勾践的故事，那么，作为“二十世纪中国越王勾践的故事”这一主题的题中应有之义，柯文在书中对此有所讨论，是自然不过的。并且，作为历史学家的柯文，在书中对此故事只是进行了历史的描述，并无价值判断，更没有为国民党背书之意。如果出版界对此有明确的规定，自然无话可说，但如果出版公司要求删除这一部分是过于谨小慎微，就未免令人遗憾了。
因此之故，该书中译本未能在译事结束之后及时出版。由于两年的版权期已过而中文版未能出版，根据合约，中文版权自动回归加州大学出版社。在这种情况下，柯文自己联系了香港中华书局，此书于2021年在香港出版了繁体字版。虽然中文版最终面世，但对于更为广大的内地读者来说，香港的繁体字版毕竟在内地流通不广，不易获得。如今想起此事，我仍然和当初一样，觉得这绝不是柯文的损失，而实在是读者的损失。
同样作为学者，我非常理解柯文的立场。因此，得知译事生变之初，我即向柯文表示，愿意另外替他联系其他出版社。当然，优秀的著作以及优秀的译笔，是不用担心出版的。所以，在我向柯文表示愿意替他另寻出版社之后不久，就收到了他的信息，告知我已经与香港中华书局取得了联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当初不清楚版权如何回归，使得柯文可以自行处理，便向柯文询问。结果他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不仅按照时间线详细列出了事情的经过，同时也清楚地告诉了我版权回归的依据。令我感慨的是，即便在这件事情的说明上，他也展示了一位优秀史学家的良好素养，尤其是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我不知道柯文生前是否向人提及这一故事。假如不曾有过的话，在其离世之际，如果我不将其笔之于书，这一故事恐怕就湮没了。也正是因此，我才觉得有必要将其记录下来，算是为柯文的生平事迹，尽可能多做一些保存。
柯文不愿删去他认为书中应有的内容，这一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件“历史的事实”，更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史学家对于“求真”这一史学基本原则的坚持。如今国内各种媒体纷纷转发有关柯文的文章，无疑是为了纪念这位以研究中国历史为毕生志业的美国学者。既然如此，如果要追问这位史学家值得我们纪念的究竟是什么？我想，对于“求真”这一史学基本原则的坚持，恐怕不能不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当然，柯文更为国人津津乐道的，多半是其“在中国发现历史”，尤其是其“中国中心观”的说法。不过，对于不少人来说，如果要问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中国中心观”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未必每个人都能清楚地指出其涵义。如果对柯文的纪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其“在中国发现历史”和“中国中心观”给我们带来的某种鼓舞，那么，我们就更应该准确地理解其涵义。
首先，柯文所谓的“中国中心观”，并非对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的替换。易言之，柯文并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认为“中国”构成世界的中心。他所谓的“中国中心观”，是特指在西方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对于各种历史变动的解释，应该注重从中国内部寻找原因，而不是将那些变动简单地视为对于西方刺激的被动反应。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其实与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中心观”涵义是一致的。
其次，也正是由于这一主张和看法，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中国中心观”，往往被视为是对其业师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挑战—回应”模式的颠覆。对于费正清来说，近代中国发生的种种历史变动，往往需要从应对西方的挑战而做出的回应这一角度，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然而，如果说费正清并不是将近代中国历史的所有变动都简单视为西方挑战之下的回应，那么，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和“中国中心观”，也并非另一个极端，即将解释近代中国历史变动的所有因素都归于中国自身和内部。事实上，柯文和费正清只是在“内”和“外”这两个方面各有侧重。作为同样优秀的历史学家，他们都不会只抓住“内”与“外”的一个方面而无视另一个方面。就此而言，对于费正清的“挑战—回应”来说，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和“中国中心观”，与其说是颠覆，不如说是补充。
古今中外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往往都不是单一原因的结果，而都是“里应外合”“双管（甚至多管）齐下”的产物。即便专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而言，也是一样。这一点，无论是强调外部挑战因素的费正清，还是注重中国内部自生因素的柯文，恐怕都是无需多言的常识。不同的历史学家可以对不同的方面有所强调，但在有的方面被放大而其他方面受到忽视时，优秀的历史学家就应当有所校正，提醒大家注意那些被忽视的方面。较之费正清，柯文的工作正当作如是观。
对于任何一位学者，尤其历史学家，最好的纪念和敬意都应当基于对其学术思想的准确理解。今天我们纪念柯文，同样如此。在准确理解基础上向他表示的纪念和敬意，才是一位以“求真”为基本原则的史学家所愿意接受的。柯文泉下有知，我想一定会颔首微笑。
2025年9月21
责编 刘小磊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