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9月23日，台风“桦加沙”引发的堰塞湖溃堤，使得花莲县光复乡遭受灭顶之灾，至少15人遇难、数十人失踪的惨剧背后，是一场持续65天的“决策空转”。而就在两个月前，贵州榕江县在三次超级洪峰的冲击下，成功转移4.16万群众，在创造零死亡救援奇迹的同时，以极快的效率完
2025年夏秋两季，台湾省花莲县与贵州省榕江县遭遇的两场特大洪灾，形成了一组极具启示意义的灾害治理对比样本。
9月23日，台风“桦加沙”引发的堰塞湖溃堤，使得花莲县光复乡遭受灭顶之灾，至少15人遇难、数十人失踪的惨剧背后，是一场持续65天的“决策空转”。而就在两个月前，贵州榕江县在三次超级洪峰的冲击下，成功转移4.16万群众，在创造零死亡救援奇迹的同时，以极快的效率完成了灾后的恢复与重建。
这两场自然灾害的应对成效差异，折射出“选票式民主”与“全过程人民民主”两种政治范式在价值取向、制度效能和治理逻辑上的区别。
在灾害防治领域，预警机制的有效性直接决定着防灾减灾的成败。花莲与榕江的实践呈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预防模式，暴露出选票式民主与全过程民主在风险防控能力上的显著差距。
花莲：被忽视的“灰犀牛”预警
花莲马太鞍溪堰塞湖实际上是一场早有预兆的灾难。早在2025年7月20日第六号台风“韦帕”过境时，山体滑坡就已形成这座“悬湖”，台湾林业部门通过航拍确认其库容达9100万吨，相当于3.6万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
此后的65天内，相关部门召开3次专家会议、进行17次航拍监测，却始终未能制定有效处置方案。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国民党在立法机构提议拨款处理时，台农业部门负责人陈骏季以“没有立即溃堤危险”为由否决提案，声称“无法在1年内清掉”。
在关键决策期，民进党当局将精力投入“大罢免”等政治活动，防灾工作陷入“垂直管理漏洞”：中央部门（林保署）垄断决策权却无现场处置能力，地方政府（花莲县）有行动需求却无资源调度权。这种科层割裂导致防灾窗口期被白白浪费。
直到9月22日，即堰塞湖溃堤前24小时，相关部门才启动1800户居民疏散计划，但光复乡西部社区实际撤离率不足60%。最终在9月23日14:50，相当于2.7万个泳池水量的6800万吨洪水冲破坝体，10分钟内淹没整个光复乡。
榕江：防灾网络的人民防线
贵州榕江的灾害应对，展示出全过程民主的动员效能。面对2025年6月底的都柳江洪峰，当地就建立了三级联动防御机制：
省自然资源厅组织2万余名群测群防员对风险斜坡开展动态排查；水利部门逐小时滚动发布洪水预报。榕江县提前发布7条撤离路线，8000余名党员干部组成“敲门小组”，包干到户落实转移责任。
当防洪警报升至Ⅰ级应急响应，社区干部手持撤离路线图逐户动员，广播、短信、微信等全渠道高频推送预警。针对独居老人、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建立“一对一帮扶台账”，如车民街道党员干部彻夜巡查，确保“只有党员钉在现场，群众心里才能踏实”。这种强大的动员力量使4.16万人在第三次洪峰前安全转移，创造了“人员零死亡”的防灾奇迹。
灾害救援是检验政治价值的试金石。在花莲与榕江的救灾现场，选票民主与全过程民主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价值排序：前者陷入政治表演的漩涡，后者则构筑起生命至上的铜墙铁壁。
花莲：政治博弈中的救援困境
花莲灾后的混乱局面暴露了选票民主的深层缺陷：
当洪水尚未退去，民进党当局的“危机公关”已然启动。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视察灾区时，竟将悲剧归咎于“地方撤离计划瑕疵”，面对质疑仅回应“时间有限”便扬长而去。更令人心寒的是，绿营网军同步发起政治攻击：民进党民代王定宇指示“透过媒体释放具杀伤力消息”，在社交平台大量散布“花莲县府太扯”的抹黑图文。
救援力量各自为政：官方救援队在灾后8小时才抵达，此前全靠民间橡皮艇转移群众。台9线桥梁冲毁后，救援队伍绕行台11丙线耗时2.5小时。尤为痛心的是，15名遇难者中多为行动不便的一楼老人——他们既无法及时接收手机预警，也缺乏专项转移预案。这暴露出选票民主的残酷逻辑：当政治资源向选举利益倾斜，花莲近五年防灾预算年均递减7%，2025年人均经费仅为高雄的60%。
榕江：人民至上的共同体行动
榕江的救灾实践诠释了全过程民主的本质内核：
洪水袭来之际，黔东南州指挥部发出“今晚榕江不睡”的动员令，党员干部、救援队、志愿者全员化身“抗洪战士”。国家隧道应急救援队党员王兴邦在断网断电中驾驶冲锋艇搜寻被困老人，被铁丝划伤仍坚持作战；90后党员董清卓涉水攀爬四楼，将瘫痪老人背至安全区域。这种先锋带头作用形成强大凝聚力，连刚休护理假的军人滚闹略也主动请缨，告别产后妻儿奔赴救灾一线。
在省级统筹下，专业力量高效整合：省军区疏散2541人，武警总队千余名官兵转为“救援员”，交通运输厅调集200人抢修队携49台设备开进灾区。当丹寨县岔河村因道路塌方成为“孤岛”，党员王珍荣等4人用麻袋背物资，镰刀开路徒步3小时送达食物。三都供电局党员突击队穿越40处塌方区，重新点亮都江镇的“生命之光”。这种系统化救援网络确保“路断人不断、断电情不断”，彰显全过程民主整合资源的制度优势。
透过水灾治理的棱镜，两种民主范式的本质差异愈发清晰：
台湾的民主实践陷入美国学者福山所指的“政治衰败”困境——民主形式脱离治理效能。花莲防灾预算分配不公，暴露资源分配受选举政治绑架；蓝绿在灾后互相指责“啃人血馒头”，显示政治竞争异化为零和博弈；赖清德笑容满面视察灾区的违和场景，印证西方学者吉列尔莫·奥唐奈的批判：“选举民主沦为政治精英的表演艺术”。当民主简化为四年一次的投票仪式，民生自然让位于政治算计。
而中国大陆的政治实践，重新定义民主内核——民主的本质不是政党轮替，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实现程度。民主贯穿“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全链条：民法典编纂征集102万条民众意见，体现立法民主；榕江8000党员“敲门行动”展现政策执行中的强大执行力；两会代表建议直通国务院办公厅形成“民意输入-政策输出”闭环。这种将民主嵌入治理全过程的制度设计，使“人民至上”从价值宣言转化为“4.16万人安全转移”的治理实效。
诚然，“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样存在许多脆弱的地方，面临着滑向腐败、威权的风险。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可持续性，取决于能否破解人民“参与不足”与外部“监督乏力”的悖论，从而在防范权力异化中真正激活人民主体性。
花莲与榕江的水灾治理实践，构成审视民主本质的样本。当花莲民众在洪水中紧抱电线杆求生时，榕江的党员干部正蹚过急流背出老人；当蓝绿在台立法机构为救灾预算争执不休时，贵州的党员突击队已在暴雨中点亮万家灯火。这些画面共同指向一个政治哲学命题：民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选举舞台的聚光灯，而在于灾难来袭时能否守护最脆弱的生命。
台湾学者曾反思：“民主不能当饭吃，更不能当救生圈”。花莲的悲剧印证了选票民主的致命缺陷：民主简化为政治表演，民意代表沉迷于权力游戏，防灾预算便让位于军演开支，科学理性便会屈从于政治投机。而贵州的实践则证明，全过程民主通过三级联动机制、党员先锋作用、群众路线践行，将制度优势转化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治理效能。
从人类政治文明视野看，两场水灾治理的对比启示我们：民主绝非福山所断言的“历史终点”，而是需要根据文明土壤不断探索的治理范式。当西方民主陷入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困境时，中国大陆的全过程民主正在通过“民有所呼、政有所应”的治理实践，为人类政治文明探索新的范式。
来源：星空区块链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