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十卷文集里翻不到一部百万字长篇，却被当成现代文学的“祖师爷”——鲁迅的书架上，到底藏着多少被“篇幅论”漏看的文章？

二十卷文集里翻不到一部百万字长篇，却被当成现代文学的“祖师爷”——鲁迅的书架上，到底藏着多少被“篇幅论”漏看的文章？

王朔前些年在访谈里直戳戳地问：“没写过长篇，算哪门子文学家？”

这话像根刺，扎在不少人心里——文学圈好像真有这么个不成文的规矩：写长篇的瞧不上写短篇的，写短篇的又觉得写杂文的不算正经创作，一层压一层，都拿篇幅当尺子量高低。

可翻开鲁迅的书，《呐喊》里的《阿Q正传》才两万多字，《彷徨》里最长的《祝福》也没撑过三万，字里行间却像藏着把快刀，割开旧中国的脓疮——这刀是短了，可哪下没戳到痛处？

鲁迅不是不想写长篇，他案头的草稿纸里，藏过三次没发芽的构思。

最早是《杨贵妃》，受《长恨歌》勾着，琢磨了十几年——他觉得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早破了，“在天愿作比翼鸟”那是下辈子的念想，可笔尖在纸上划了又划，终究没落下正文。

后来又想写红军长征，写知识分子的挣扎，都只在日记里记了几笔“拟写”，再没下文。

鲁迅

1927年有人推荐他评诺贝尔文学奖，他回信道“没有本领”写长篇，说不是没时间，是长篇得像盖房子，得搭梁架、算结构，这活儿他干不来，手里的笔更像手术刀，适合剜小疮，撑不起大架子。

钱钟书说鲁迅只合写“短气”文章，《阿Q正传》就显得长了，该删删改改。

可这“长”文里的“精神胜利法”，写透了国民性——挨了打说是“儿子打老子”，输了钱心里骂“妈妈的”，现在街头巷尾，不还能看见活的阿Q？

再看《野草》，那才是真“短刃”，每篇千把字，读着像啃带刺的梨，得一字字嚼，听里面的节奏。

“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这些句子哪是文字？是手术刀，划开皮囊见骨头。

这薄薄一本，说是中国最好的白话文，一点不假——方寸里的字，能压得住千斤重的思想。

钱钟书那句“《阿Q正传》应修剪”，其实点破了鲁迅的真本事——他的笔就适合短平快，长了反倒失了锋利。

钱钟书

当年白话文刚起步，大家还在学怎么把话说顺，鲁迅已经在《野草》里玩起了新花样：句子短的像劈柴，“于无所希望中得救”七个字能扎得人半夜醒；长的又能绕三个弯，“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大欢喜”，读着像听人喘气，急的地方噎着，缓的地方又能咂出味儿。

他自己说“没有本领”写长篇，不是谦虚，是真明白自己的笔更适合做切片——不用搭大房子，一片薄薄的切片，照样能看见骨头缝里的病。

后来人写白话文，总绕不开《野草》的影子，可谁也学不来那种劲儿，像把生铁淬成了钢，硬邦邦的，却带着寒光。

鲁迅晚年翻译荷兰作家望·蔼覃的长篇儿童小说《小约翰》，译完却在序里写“惭愧”——他觉得自己连本像样的长篇都拿不出，不如这个写童话的外国人。

可翻开《小约翰》，满篇都是象征意义堆砌，语言拖沓得像裹脚布，哪有《呐喊》里“吃人”两个字来得扎心？

那会儿文学圈风气怪，好像没写过长篇就矮一截，连鲁迅自己都被这念头绕进去，对着本不算顶尖的作品犯起莫名的“自卑”。

其实哪是他不行？是当时的秤砣歪了——把篇幅当重量，把页数当高度，反倒忘了文字里最该有的那股子戳穿人心的劲儿。

王朔

王朔近年那四卷本长篇，近两百万字，码起来能当枕头，可翻开《彷徨》，薄薄一本，纸页都泛黄了，却压得人喘不过气。

两百万字写了什么？商战、情变、名人秘辛，热闹是热闹，可合上书，能记住的句子有几句？

《彷徨》里祥林嫂问“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涓生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些话过了百年，还在往人心里钻。

书里那些人：被婆婆卖掉的祥林嫂、被礼教逼死的子君、在歧路徘徊的吕纬甫，现在街头巷尾，不还能看见他们的影子？

文学的秤砣哪在页数？在这些字能不能砸进人心，能不能过了十年二十年，还有人指着书说“这写的不就是我么”。

鲁迅

现在书店里摆着各种百万字长篇，可年轻人还是会买本《呐喊》放进背包，不是因为字数多，是想看看那个写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人，怎么把人心看透的。

文学高度从来不是比谁写得长，是比谁的文字能活得久、扎得深。

鲁迅那些短篇和杂文，加起来还没一本长篇厚，可里面藏着的国民性，像面镜子，现在照依旧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他用文字搭起的精神坐标系，不用靠篇幅撑着，照样让后来者绕不开。

所以说，看文学高度别拿尺子量页数，得看那些字能不能钻进人的骨头里，能不能过了几十年还有人琢磨。

鲁迅没写过长篇，可谁也不能说他的笔没分量，这种分量，才是真的文学高度。

来源：仍然自由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