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是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是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著名的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位于遗址中部。河泊所遗址于1958年发现，2014年开始进行系统勘探和发掘，发现了先滇文化、滇文

今年4月24日，国家文物局揭晓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结果，云南晋宁河泊所遗址凭借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重要学术价值成功入选。

河泊所遗址位于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河泊所村，是商周至汉晋时期云南规模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大型中心聚落遗址，是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著名的出土“滇王之印”的石寨山古墓群位于遗址中部。河泊所遗址于1958年发现，2014年开始进行系统勘探和发掘，发现了先滇文化、滇文化及汉代益州郡时期的建筑、灰坑、水井等遗迹。出土有“滇国相印”封泥、“益州太守章”封泥、简牍等重要遗物。可复原滇池盆地3000多年的人类定居史、2000多年的建城史。

“滇王相印”封泥。

“益州太守章”封泥。

河泊所遗址的考古成果填补了西南边疆历史研究的空白，见证了边疆与中原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揭示了西南边疆从多元文化到国家一体的发展历程，实证了西南边疆自古以来的国家认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历史叙事的成功典范。

“滇王之印”等的出土轰动考古界

4月29日，记者首先来到晋宁河泊所遗址考古发掘现场采访。

一场春雨过后，天空显得格外高远明净，空气也分外清新潮润。考古发掘现场仍沉浸在河泊所遗址获评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喜悦中，在现场矗立着的“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几个红色大字下，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各司其职地忙碌着。

工作人员正在拓印“云纹”瓦当。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蒋志龙身着写有“云南考古”字样的红色马甲，微笑着对记者说：“此次入选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当中，包括河泊所遗址在内，共有两项涉及到边疆考古，也是秦汉以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考古学见证。河泊所遗址考古历经几代考古学者的努力，终于取得了重大收获。”

工作人员用毛刷仔细清理出土的简牍。

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出土的简牍。

“在我看来，谈到河泊所，首先无法回避的概念是‘滇’。”随着蒋志龙的侃侃而谈，一条河泊所遗址考古的轨迹清晰地浮现出来。

“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古滇国的这段记载，道出了这样的史实：汉武帝开拓西南，滇王降附，汉朝在此设置益州郡，并赐滇王之印。

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大量的文物修复工作。

长久以来，人们对于古滇国的认识，主要来自《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这段记录，历史学家围绕典籍也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史料缺乏，这个神秘王国始终显得扑朔迷离。

“直到1956年，石寨山6号墓中出土‘滇王之印’金印，历史文献才有了确凿的实物印证。史料记载的‘滇’得到确认，以铜鼓为代表的大批遗物终于明确了它们的主人。”蒋志龙说。

记者查阅了相关资料，当时的情景是：当一枚金印被从第六号墓底的漆器粉末中清理出来时，考古队员们难掩激动之情，全都欢呼雀跃起来。小心翼翼地剔除金印上的填土，四个典型的汉篆“滇王之印”扑入眼帘。金印背上蟠着一条蛇，回首逼视，两眼熠熠放光；印身四边完整无损，光彩夺目。

地层中出土的完整螺壳。

工作人员正在清理出土的简牍。

这枚“滇王之印”的出土轰动了考古界。文献史料与出土文物实现双重互证，古滇国的神秘面纱被揭开，其传说完全被证实。滇文化由此被世人所知。现在，“滇王之印”原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藏有复制品。

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云南省关于古滇国及滇文化的考古工作持续开展。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滇池东岸调查发现了包括河泊所遗址在内的十余处贝丘遗址。河泊所遗址在这次调查中发现的遗物主要是一些同心圆纹红陶盘，当时发现者将河泊所遗址定为滇池区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

检署以及与周边交流的简牍“滇池以亭行”。

这以后的整个二十世纪，云南考古的工作重心主要是围绕墓葬开展工作。1996年，在对石寨山墓地开展第五次发掘时，勘探发现石寨山墓地还存在大量未清理的墓葬。大量墓葬的发现和未被发现的遗址之间形成巨大反差，随之而来的是对既往工作的反思。

2008年至2010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美国密歇根大学合作，对滇池盆地的聚落遗址展开了区域系统调查，确认河泊所遗址为青铜时代遗址，并且是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2014年，“石寨山古墓群考古工作计划”获批实施，围绕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持续开展考古工作。此次，以石寨山墓地为核心，连同周边同一文化性质的“滇文化”分布区被纳入“石寨山古墓群大遗址考古”项目。经过两年的调查勘探，2016年确认河泊所遗址原始地貌为“台地—水域”相间分布的模式，汉代大部分水域被填平，聚落范围扩大。至此，滇池盆地的考古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工作人员封装清理好的简牍。

2016年至2017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西王庙遗址进行发掘，发现的商周至汉代的聚落遗存，是首次在滇池东南岸的冲积平原地区发现汉文化和“滇文化”的聚落遗址，为平原地区寻找石寨山文化的聚落遗址指明了方向。

2021年至2024年，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河泊所遗址东部上蒜第一小学附近连续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现。截至目前，河泊所遗址出土封泥2000余枚，包括“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益州刺史”“益州太守章”“广汉太守章”“蜀郡太守章”等与滇国、益州郡、益州郡下辖县、益州郡周边郡治有关的官印封泥，是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南边疆进行长期有效行政管辖的直接证据，证实了《史记》《汉书》中“西汉置益州郡，领二十四县”的记载。同时，“滇国相印”“滇王相印”等官印封泥的发现，说明汉王朝在古滇国故地设立益州郡后，仍保留滇国滇王称号及统治，并以“相”相辅进行地方治理的双重行政管理模式，体现了中央政权边疆治理策略的灵活性。

“益州”铭文瓦当。

“益州”铭文瓦当与拓印好的纹样图纸。

此外，河泊所遗址出土简牍5万余枚，其中有字简牍14000余枚，内容涉及文告、官方往来文书、司法文书、户版、名籍、邮传、物资出入、家庭财产申报、书信、典籍等，是研究汉代边疆政区建制、职官制度、赋役制度、司法制度、民族关系、交通状况等问题的“档案库”。这批简牍文书是西南地区迄今考古发现的最大一批汉代文字资料，对研究秦汉之际的边疆治理及国家化进程具有突出重大价值。

让文物“开口”讲述云南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程

现在，已实施20余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对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形成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如今，每一项考古新发现，都在不断填补历史链条上的缺环，拓展形成新的历史知识。

图像简牍。

古滇国时期，石寨山古墓群出土的青铜器遗存生动再现了滇文化独特的文化面貌与社会结构，印证了《史记》中“滇王受印 ”历史事件的真实性，突显了西南边疆多元的文化特质。汉代益州郡的设立标志着中央王朝开启了对云南的正式管辖，而益州郡郡治与古滇国都邑比邻，双重行政制度并行的格局则体现了西汉中央政府“因俗而治 ”“柔性羁縻”的政治智慧，推动西南边疆稳步融入统一多民族国家体系。

获评2024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后，河泊所遗址该如何保护利用，古滇历史文明该如何焕发生机等问题，成为社会和群众关注的话题。

2025年5月1日，《昆明市石寨山大遗址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作为昆明市首部专项文化遗产保护地方性法规，《条例》明确石寨山大遗址由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及其保护区划内相关历史文化遗存共同组成。有关专家认为，《条例》的制定实施将更好地挖掘和阐释石寨山古墓群及河泊所遗址的历史文化核心价值，提升大遗址文物保护、科学研究、价值阐释、展示传播及宣传教育水平，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人民群众。

修复好的陶质瓮棺葬具。

早在2019年8月，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昆明市文化和旅游局就组织编制了《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概念性规划》，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183.9万平方米，主要建设考古工作站、石寨山博物馆、标本库房、滇王墓群展示区、汉益州郡治展示区、考古体验中心等。

工作人员正在修复出土的陶器。

工作人员正在测量、绘制出土的陶器。

2020年开始，晋宁区先后组织编制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和河泊所遗址保护规划》和《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河泊所遗址作为滇文化的核心居址区，也是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核心，在2022年就入选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记者了解到，目前，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已列入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已完成石寨山古墓群环境整治，建成石寨山考古工作站及沉浸式展厅，正在推进石寨山古墓群保护展示利用项目、滇王墓群文物保护展示设施建设项目、石寨山大遗址考古标本库房项目建设。

“石寨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能让石寨山大遗址及其出土文物‘活起来’，让埋藏千年的文物‘开口’讲述云南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程，赋能昆明环滇池农文旅融合发展。”结束采访时，蒋志龙说。

来源：云南网信办代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