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量子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曾提出一个颠覆性观点：世界可能是虚拟的，我们或许全是这个巨大程序里的NPC。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小时候，很多人就会有类似的困惑——我们身处的宇宙不过是浩瀚星海中小小的一角，别人眼中的世界会不会和自己看到的完全不同？他又怎么能知道我眼
#世界真实性 #模拟假说 #量子物理 #意识本质
简介
本文围绕“世界是否虚拟、我们是否是NPC”展开，结合哲学经典论证、科学最新研究、诺奖得主观点及神经科学发现，探讨人类对现实认知的边界与谜题。
量子物理学诺贝尔奖得主曾提出一个颠覆性观点：世界可能是虚拟的，我们或许全是这个巨大程序里的NPC。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小时候，很多人就会有类似的困惑——我们身处的宇宙不过是浩瀚星海中小小的一角，别人眼中的世界会不会和自己看到的完全不同？他又怎么能知道我眼中世界的模样？更让人疑惑的是，我们感知到的外部世界，不过是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嘴巴尝到、皮肤触碰到的信号，这些信号传递到大脑后形成的体验，可我们又该如何证明，这些体验对应的外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说不定，整个世界只有自己的大脑是真实的，其余一切都是虚幻。这样的想法越琢磨越烧脑，却始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来证实或推翻。
人类对世界真实性的质疑，就像一个古老又神秘的谜语，贯穿了整个哲学史。从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洞穴寓言”，到现代科技精英热议的“模拟假说”，从笛卡尔的“恶魔论证”，到量子物理学家发现的“观察者效应”，这个问题一直在挑战我们对现实的认知边界。当埃隆·马斯克宣称我们生活在“基础现实”的概率只有十亿分之一时，当量子实验开始直接测试“模拟假说”时，我们忍不住会问：我们真的可能只是这个巨大程序中的NPC吗？
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外部世界真实性的讨论，始于笛卡尔在一六四一年《第一哲学沉思录》中提出的“恶魔论证”。笛卡尔设想有一个极其狡猾的恶魔，用尽一切手段欺骗我们，让我们以为天、地、颜色、形状等都是真实的，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恶魔制造的假象。这种极端怀疑的目的并非否定一切，而是为了找到那些即使在恶魔欺骗下也无法被推翻的真理。笛卡尔最终发现，即使假设一切都是假的，“我在怀疑、在思考”这件事本身是无法否定的，从而得出了著名的“我思故我在”。值得注意的是，笛卡尔的怀疑方法有着独特的战略意义，他在通信中明确表达了对怀疑论者的蔑视，声称自己使用怀疑是为了“高尚的目的”，而非怀疑论者那样“怀疑一切”。这种区分很重要，因为笛卡尔并非真正的怀疑论者，而是通过怀疑来寻找确定性的基础。
到了十八世纪，贝克莱主教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他在一七一零年《人类知识原理》中系统阐述了“存在即被感知”的核心命题。贝克莱认为，物体的存在并不独立于感知者的意识，“物质”概念是多余的，因为一切存在都可以通过意识和感知来解释。他巧妙地利用词语变化，将“性质”与“观念”、“事物”与“观念的集合”混淆，从而取消了事物的客观存在。贝克莱的理论并非要否定外部世界的存在，而是认为不借助上帝就无法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
康德在一七八一年《纯粹理性批判》中发展了更为复杂的理论体系。他提出了“先验唯心主义”，区分了现象界（我们能认识的表象世界）和物自体（本体世界）。康德认为人类只能认识现象界，而对物自体一无所知，这就是哲学上的“不可知论”。在第二版《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在“驳斥唯心主义”部分提出了“内部感官对外部感官的物质依赖性”论证，这被认为是他最有力的反怀疑论论证，因为它预示了后来的心理内容外在主义。
进入二十世纪，分析哲学对外部世界怀疑论提出了新的回应。G.E.摩尔在一九三九年《外部世界的证明》中，通过著名的“举手法”试图反驳怀疑论：他举起自己的手说“这是一只手”，以此证明外部世界的存在。然而，当代学者Christopher Stratman在二零二一年指出，摩尔的论证存在一个根本性问题：结论是关于基本实在的本体论主张，而前提是认识论主张，结论超出了前提的范围，证明过度。
一九八一年，希拉里·普特南在《理性、真理与历史》中提出了著名的“缸中之脑”思想实验。设想一个人的大脑被邪恶科学家从身体上切下，放进盛有营养液的缸中，神经末梢连接到计算机上，计算机按照程序向大脑传送信息，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普特南基于因果指称理论进行反驳：描述时空对象的词语只有在与所指对象具有信息承载的因果关系时才有意义。如果“我是缸中之脑”这句话是真的，那么“脑”和“缸”这两个词就无法指称实际的脑和缸，因为按照定义，缸中之脑只能与计算机模拟互动，而这种互动不是信息承载的。因此，“我是缸中之脑”这句话要么是假的，要么是无意义的。普特南的论证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也面临批评。批评者指出，普特南的前提只暗示了元语言陈述“我说出‘我是缸中之脑’这句话是假的”，但怀疑论者要求的是对象语言陈述“我是缸中之脑”被证明为假。为了回应这一挑战，Anthony Brueckner等哲学家进行了重构，通过引入去引号原则来加强论证。
进入二十一世纪，哲学界对外部世界怀疑论的讨论呈现新的发展态势。析取主义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方向，它反对“最高共同要素”概念，认为真实知觉和相应的错觉不需要被视为具有共同的心理状态，即使它们在主观上无法区分。约翰·麦克道威尔是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他的析取主义基于对知觉经验的独特理解，强调知觉的开放性和与世界的直接接触。
语境主义提供了另一种解决方案。语境主义者主张，怀疑论语境和日常语境并不冲突，前者运用较高的知识标准，而后者运用较低的标准，因此可以既承认怀疑论结论又守住日常知识的可能性。这种方案依赖标准上升和标准下降两个机制：标准上升用于解释为什么从日常语境进入怀疑论语境后断言拥有知识的语句广泛为假，而标准下降用来解释为何离开怀疑论语境返回日常语境中就可以恢复日常知识。然而，语境主义面临一个严重问题：标准下降机制的处理并不令人满意，导致我们无法很好地消解怀疑论所带来的理智忧虑。这促使哲学家们继续寻找新的理论资源。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他认为激进怀疑论是一种幻觉，因为它误解了“基础”的本质。维特根斯坦主张一种“没有经验主义的实在论”，这是一种温和的实在论形式，避开了各种经验主义教条，如理由同一性论题（即在好的认知情况和坏的认知情况下，一个人的知觉理由是相同的，永远无法让人接触到事物的实际情况）。维特根斯坦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对世界的基本信念构成了一个“背景”或“河床”，它们不是通过理性论证获得的，而是我们进行一切理性思考和论证的前提。这个背景本身既不能被证明为真，也不能被证明为假，但这并不威胁我们的认知实践。这种观点为理解外部世界问题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二零零三年，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在《哲学季刊》上发表了开创性论文《你活在一个计算机模拟中吗？》，提出了著名的“模拟论证”。博斯特罗姆的论证基于一个关键观察：如果未来人类文明发展出了极其强大的计算能力，他们很可能会运行大量的“祖先模拟”——对过去人类历史的详细模拟。基于这一假设，博斯特罗姆提出了三个互斥的命题：几乎所有达到后人类阶段的文明都会在发展出模拟能力之前灭绝；几乎所有拥有模拟能力的后人类文明都不会对运行大量祖先模拟感兴趣；我们几乎肯定生活在一个计算机模拟中。博斯特罗姆论证说，这三个命题中至少有一个是真的。如果前两个命题都是假的，那么第三个命题就必然是真的。他的论证引发了广泛讨论，使“模拟假说”从纯粹的哲学思辨转变为一个可以从科学角度探讨的议题。
二零二二年，罗曼·扬波尔斯基正式提出了“模拟假说”，并撰写了《如何黑掉模拟系统，进入真实世界》一文。扬波尔斯基不仅从理论上深化了模拟假说，还提出了一个更具操作性的问题：如果我们真的生活在模拟中，我们是否有可能“黑进”这个系统，找到离开模拟的方法？
埃隆·马斯克是模拟假说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在二零一六年全球代码大会上，他宣称人类生活在“基础现实”的概率只有十亿分之一。马斯克的论证基于技术发展的指数级增长：四十年前我们只有Pong（两个矩形和一个点），现在我们有了数百万玩家同时在线的逼真3D模拟，而且每年都在变得更好。他认为，如果技术进步以任何合理的速度继续下去，游戏将变得与现实无法区分。马斯克进一步论证说，如果文明不停止进步，我们要么会创造出与现实无法区分的模拟，要么文明就会因某种灾难而灭绝。他认为这是仅有的两个选择，并希望我们真的生活在模拟中，因为否则的话，文明可能面临灾难性的终结。
然而，马斯克的观点遭到了强烈批评。《VICE》杂志发表文章直接反驳：“埃隆·马斯克错了。我们不是生活在模拟中。”批评者指出，马斯克的论证存在几个根本性问题：模拟是世界中的事物，模拟本身就是由物质构成的，它们并不存在于“基础现实”之外；大脑不是计算机，我们没有经验证据表明计算过程能产生意识体验；心灵需要世界，没有物理世界的心灵是一个神话，而模拟世界本身就是一个神话。批评者认为，马斯克混淆了“模拟”和“现实”的概念。一个模拟的苹果不能养活任何人，无论有多少像素描绘它。我们在比较真实苹果和模拟苹果时，总是忽略那些无法模拟的属性。
二零二四年，模拟假说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科学家开始在量子实验室中直接测试这一假说。前NASA物理学家托马斯·坎贝尔设计了一系列量子实验，旨在验证我们的物理世界是否是一个虚拟现实模拟。这些实验是双缝实验和延迟选择量子擦除实验的变体，探索量子对象从概率波函数“坍缩”为确定粒子的条件。坎贝尔的模拟假说版本与博斯特罗姆的“祖先模拟”有重要区别。坎贝尔认为，意识不是模拟的产物，而是现实的基础。他将意识置于模拟假说的中心，认为宇宙就像一个视频游戏，根据观察者的需要生成内容，而不是独立于观察而存在。坎贝尔设计了五个关键实验，如果全部成功，将挑战我们对现实的传统理解，揭示意识与宇宙之间的深刻联系。第一个实验目前正在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和一所匿名的加拿大顶尖大学同时进行，由法尔博德·霍什努德博士领导。这一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因为它标志着模拟假说从纯粹的理论思辨转向了可实证检验的科学假说。如果这些实验证实了模拟假说，将彻底改变我们对现实、意识和宇宙本质的理解。
麻省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家里兹万·维尔克在《模拟假说》一书中，从计算机科学角度探讨了这一理论。他指出，现代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量子力学，表明宇宙更多是关于信息和计算，而不是固体物质。这与模拟假说一致，后者认为我们的现实在结构上像一个计算机模拟，在量子层面持续相互作用。维尔克的观点得到了其他科学家的支持。宇宙学家发现，从亚原子量子行为到神经和遗传过程，再到宇宙演化，现实在各个尺度上都表现出计算性质，暗示着一个类似矩阵的程序化现实。这种“信息转向”为模拟假说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量子力学的一些奇特现象，如量子纠缠、波粒二象性、不确定性原理等，在模拟假说框架下可能得到更自然的解释。如果宇宙是一个模拟系统，那么这些“漏洞”可能正是系统设计的必然结果。
科学界对模拟假说存在明显分歧。支持者主要基于以下理由：计算能力的指数增长，技术发展的轨迹表明，我们正在接近能够模拟整个宇宙的计算能力；量子力学的信息诠释，宇宙表现出的信息和计算特性与模拟假说一致；进化的必然性，如果一个文明能够发展出模拟技术，它很可能会出于科学、娱乐或其他目的而使用它。反对者则提出了以下批评：意识的不可还原性，我们没有证据表明计算过程能够产生主观意识体验；资源限制，模拟一个完整的宇宙需要的计算资源可能是天文数字；热力学问题，模拟一个与我们宇宙规模相当的系统会产生巨大的热量，可能导致系统崩溃。这种分歧反映了模拟假说作为一个跨学科议题的复杂性，它不仅涉及物理学和计算机科学，还涉及哲学、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等多个领域。
二零二零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罗杰·彭罗斯是对人工智能和意识本质最有发言权的科学家之一。彭罗斯基于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提出了一个惊人观点：人类意识具有非算法性，因此无法被传统的图灵机类型的数字计算机建模。哥德尔不完备定理表明，任何一致的数学系统都存在无法被证明的真命题。彭罗斯认为，人类意识能够“看到”这些无法被证明的真理，而算法系统则不能。这意味着，即使是最强大的人工智能，也无法拥有真正的意识和理解能力。
彭罗斯与麻醉学家斯图尔特·哈梅罗夫在一九九零年代提出了“协调客观还原”理论，将意识起源与量子世界联系起来。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意识基于神经元内部微管中进行的非计算量子处理；微管中的量子叠加态通过彭罗斯的“客观还原”坍缩；每次客观还原产生一个“意识时刻”，频率约为四十赫兹，与大脑的γ波同步；意识时刻与基本时空几何的涟漪相关联。彭罗斯的理论引发了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新研究确实发现彭罗斯提出的关键分子表现出大规模量子活动。麻醉学的发现特别支持Orch-OR的预测，即“意识依赖于生物协调的量子态还原”。然而，批评者指出，如果彭罗斯的结论正确，将意味着当前基于经典计算的人工智能系统从根本上无法实现类似人类的意识或理解能力。这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前景提出了根本性挑战。
二零零六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乔治·斯穆特是另一位对模拟假说持开放态度的科学家。作为宇宙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斯穆特因发现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黑体形式和各向异性而获奖。他提出了一些令人信服的论点，解释为什么他认为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模拟的世界里。斯穆特的论证主要基于以下观察：宇宙的精密调节，宇宙的物理常数似乎被“精细调节”到恰好允许生命存在，这种精确度在统计学上几乎不可能是偶然的；计算的普遍性，从亚原子到宇宙尺度，现实都表现出计算性质；技术发展的轨迹，我们已经能够创建复杂的虚拟环境，更高级的文明很可能能够创建我们整个宇宙的模拟。斯穆特特别指出，大脑如果仅仅停留在计算机中会非常无聊，所以我们需要创造一个虚拟现实世界。他强调，我们非常接近人工智能可以制造出也能运行模拟的阶段。
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模拟假说，但其他一些诺贝尔奖得主的工作对这一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二零二二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兰·阿斯佩、约翰·克劳泽和安东·蔡林格因量子纠缠实验获奖。他们的工作证实了量子力学的非局域性，这一特性在模拟假说框架下可能得到自然解释——如果宇宙是一个模拟系统，那么“纠缠”的粒子可能只是被分配了相同的“随机种子”。弗朗西斯·克里克（一九六二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虽然没有直接讨论模拟假说，但他在《惊人的假说》中提出“你，你的快乐和悲伤，你的记忆和野心，你的个人身份和自由意志，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一大群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集体行为”。这一观点为意识的物理主义解释提供了基础，也为模拟意识的可能性留下了空间。默里·盖尔曼（一九六九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工作涉及量子色动力学和复杂系统理论。他提出的“夸克”概念和对复杂性的研究，为理解宇宙的层次性结构提供了洞见，这与模拟系统的分层架构有相似之处。
除了诺贝尔奖得主，一些科技界领袖也对模拟假说表达了看法。尼尔·德格拉斯·泰森是著名天体物理学家和科学传播者，他对模拟假说持谨慎态度，认为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目前没有确凿证据支持它，更倾向于将其视为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埃隆·马斯克如前所述，是模拟假说最著名的支持者之一，认为我们生活在基础现实的概率只有十亿分之一。史蒂夫·沃兹尼亚克是苹果公司联合创始人，他最初支持模拟假说，但后来改变了看法，认为虽然模拟是可能的，但我们更可能生活在一个“基础现实”中，因为创建一个完全真实的模拟需要解决太多技术难题。雷·库兹韦尔是未来学家和发明家，他相信技术奇点的到来，认为我们将在二零四五年左右实现与人工智能的融合，虽然没有直接支持模拟假说，但他的工作暗示了意识上传和虚拟世界的可能性。
一些著名哲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也加入了讨论。大卫·查默斯是澳大利亚哲学家，因对意识难题的研究而闻名，他认为即使我们生活在模拟中，这也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现实的体验，提出了“矩阵作为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模拟可能只是现实的另一种形式。丹尼尔·丹尼特是美国哲学家，意识研究领域的重要
来源：悠闲的治水大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