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听说过一个小女孩，她能单手举起一匹马，背着猴子出门打架，有花不完的金币，可以吃糖果吃到打嗝吗？她叫皮皮·长袜子，是全世界最不像“乖孩子”的小女孩。
你听说过一个小女孩，她能单手举起一匹马，背着猴子出门打架，有花不完的金币，可以吃糖果吃到打嗝吗？她叫皮皮·长袜子，是全世界最不像“乖孩子”的小女孩。
她的头发像两根横着飞的胡萝卜，她不上学、不写作业、不听大人的话，她的朋友是流浪马、调皮猴和所有爱胡思乱想的小孩。
《长袜子皮皮》，插画师：英格丽·万·尼曼（Ingrid Vang Nyman）
从瑞典小镇出发，皮皮走进了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孩子的童年，也让她的创造者——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从一个哄女儿睡觉时顺口编故事的普通妈妈，变成了被全球孩子喜爱的“童话外婆”。从田园少女到单亲妈妈1907年，林格伦出生于瑞典南部维梅尔比镇附近的诺赫特庄园（Näs），在这里，她度过了非常幸福的童年，她曾多次提到：“如果我没有在诺赫特庄园长大，我可能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童话作家。”
林格伦在家里排行第二，有哥哥、妹妹和弟弟，父亲和母亲是农场主，她的父亲虽然是农夫出身，但非常喜欢读书，经常一边干农活，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或者唱民谣。母亲也富有幽默感，喜欢给孩子们讲民间传说，常在孩子们睡前讲“很久以前，在一个黑漆漆的森林里……”
阿斯特丽德·林格伦，图片来源 / Sharing Sweden
在父母的农场里，林格伦和她的兄弟姐妹不但每天玩耍，还帮家里的女佣和工人们一起干活。她喜欢听大人们一边干活一边聊天，特别是村里的老人们讲一些奇闻轶事，这些富有想象力的闲谈不仅激发了她对书本的喜爱，也在无形中变成了她写作启蒙的土壤。林格伦曾回忆：“我的童年非常幸福，它为我后来的写作打下了全部基础。皮皮的自由精神，其实就是我小时候在树林里奔跑时感受到的那种快乐。维拉·维伦古拉（皮皮的家）可能就是诺赫特庄园的再造。”
虽然林格伦在学校一直成绩不错，但在老师眼中，她却是个非常”难管教“的学生。她从不愿意像别的女孩子一样，穿“淑女的长裙”，更喜欢便于行动的裤装、宽大的毛衣和方便骑马、爬树的靴子。
林格伦（上图和下图最右）是小镇上第一位剪了短发的女性。这在小镇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她走在街上，人们都会让她摘下帽子，盯着她看。“当我终于回到家，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时，大家都沉默了。没有人说话，只是围着我转来转去，一句话也不说。”
16岁那年，一则当地报纸上的短讯《诺赫特庄园的小姑娘竟然剪了短发》让林格伦成为街头巷尾的“热点人物”，因为她做了一个在当时被视为“不可思议”的举动——剪了一个“男孩头”。在一个保守的小镇上，这样过于大胆的行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连老师都公开批评她的行为“不适合一个少女的形象”。但林格伦并不在乎外界的目光，她在后来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只是剪了个头发而已，但他们仿佛觉得我犯了法。可是那个夏天我骑车、跳舞、写诗、想写小说，头发越短，我的脑子越自由。”
而日后，林格伦笔下那些像是皮皮一样的“反叛传统”的女孩，身上都带着林格伦16岁那年夏天的影子。对于林格伦看来，“皮皮是我心里那个没有恐惧、没有羞耻感、对权威毫无兴趣的小小的自己。”
中学毕业后，林格伦进入当地一家报社，成为了速记员和助理编辑。1926年，19岁的林格伦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她的已婚上司。在那个并不包容的年代，一个未婚女孩怀孕几乎意味着“社会性死亡”，面对突如其来的命运转折，虽然孩子的父亲事后提出结婚，但林格伦没有选择仓促结婚，她选择成为一位单身母亲，离开闲言碎语满天飞的家乡，前往首都斯德哥尔摩寻求出路。
在一位热心于妇女权益的律师帮助下，林格伦在哥本哈根生下儿子拉尔斯（Lars），并在当地为儿子找到了一户寄养家庭。
林格伦和儿子拉尔斯
回到斯德哥尔摩，林格伦的生活极其艰难，她找到一份打字员的工作，微薄的薪水不仅要维持生活，还要省吃俭用攒出探望儿子的路费。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不得不陷入“一个充满愧疚的母亲”的角色，她把几乎所有的工资和情感都投向了一个无法常常见面的孩子，而孩子的童年记忆里却几乎没有她的影子。她独自一个人频繁往返于两座城市，在最有限的条件下尽力维持母爱。她后来回忆：“我那时候只想着怎么活下去，但在每一个夜晚，我都想着他会不会忘了我。”
当时，拉尔斯已经三、四岁了，长时间的分别让“妈妈”这个角色几乎等同于一个陌生人。林格伦也从未试图粉饰这段关系的”裂痕“，她在一次访谈中说：“我当时没有勇气告诉他我是谁，我只是每天在他面前，像个朋友一样坐着、听他说话......直到有一天他突然搂住我，叫我‘妈妈’，那一刻我哭了。”
林格伦真正开始创作《长袜子皮皮》，是因为女儿卡琳。
1941年春天，林格伦7岁的女儿卡琳因为肺炎住进医院，为了安抚生病的女儿，林格伦每天都会给卡琳讲故事，有一天她实在不知道该讲什么了，问女儿：“你想听什么故事？”卡琳随口回答：“长袜子皮皮”。
这个荒诞又奇妙的名字，完全是孩子的自由联想——虽然林格伦并不知道长袜子皮皮是谁，但她顺着女儿给出的这个奇怪的名字开始编故事：
《长袜子皮皮》一经出版，立刻在瑞典引发了轰动。孩子们迅速爱上了皮皮，一些父母和老师却感到不安，认为“皮皮是一个坏榜样，她没有接受过教育，书中的语言草率而低俗，整部作品非常不道德。”
在质疑面前，林格伦回应：“我不想写一个听话的女孩，我想写一个孩子心里希望成为的自己。“皮皮不是榜样，是愿望。她说出了孩子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皮皮诞生的年代，正值战后欧洲社会思想转型期，她的故事不仅引发了关于儿童教育的讨论，也向当时的社会投下一枚“性别炸弹”。与那个年代主流推崇的乖巧、安静、勤劳的淑女形象完全不同。皮皮力大无穷、财务独立、敢怼警察、嘲笑大人，这些设定在当时无疑都是颠覆性的。
有男评论家嘲讽：”她不像个小姑娘，更像个怪物。”也有女校长在教育杂志中写道：“我们不应该给女孩树立这种‘男性化’的楷模。”
面对这些评论，林格伦在一次公开访谈中回应：”如果一个强壮、自由、会笑的女孩让你感到威胁，那问题不在她，而在你自己。”
尽管成年人对“坏女孩”皮皮批评不断，孩子们却疯狂喜欢上了这个大人眼中的“野孩子”。这种不需要大人讲解、翻译的儿童形象，正是孩子心中的理想朋友。
林格伦一度每周收到几百封信，其中不少信中还夹带着糖果或者孩子送给皮皮的画，她认真看待每一封孩子的来信，有时由出版社帮她整理，但大多数她都会亲自回信，有时甚至会用皮皮的口吻回复。
林格伦在给出版社的信中曾说：“我写书是为了孩子们，也要听孩子们说。我不想做高高在上的作家，我希望成为他们秘密世界的邮差。“后来，有几位成为作家的瑞典人在采访中说，他们小时候曾给林格伦写信，收到回信后仿佛得到“人生的许可”，相信了自己能写作、能幻想、甚至可以不按常理长大，他们都把林格伦的回信珍藏了一辈子。
林格伦的信集《亲爱的孩子们》记录了很多她给孩子们的回信，他们中有想成为皮皮的小女孩，有害怕上学的男孩，也有刚失去母亲的女孩。有的时候，林格伦还会以皮皮的口吻和孩子对话。
亲爱的玛格丽塔：你说你想像皮皮那样从床上跳下来，不刷牙，不做功课，还拥有一匹马和一只会说话的猴子。
这听起来很棒，但你知道吗？皮皮每天晚上也会悄悄想念她妈妈，虽然她从来不承认。
如果你哪天决定不想当皮皮了，也没有关系。做玛格丽塔就已经很厉害了。
——林格伦，1953年
亲爱的尤恩：
你说学校像一座监狱。皮皮说她去过监狱，还教狱警跳舞，大家都很开心。
所以，你要不要也试着教老师跳舞？当然，我是说在脑子里跳。
你坐在教室的椅子上，脑子里却可以在南海的船上、月亮上、或者维拉·维伦古拉的屋顶上。如果你想，我今晚可以让皮皮去你梦里，带一块煎饼。
——林格伦，1961年
亲爱的莉娜：
我读完你的信后，心里好像下了一场很大的雪。你说你妈妈现在在天上了。
皮皮的妈妈也在天上，她常常坐在一朵云上给皮皮打招呼。
我希望你的妈妈现在正在看你写给我的信，并对你笑呢。
如果你很想她，就试着对着窗户说话——风也许会把话带过去。
——林格伦，1972年
亲爱的海伦：
我听说你也想养一只猴子。太好了！但请记得给它穿裤子，猴子没有裤子就乱跑，乱跑就会踢翻果酱罐！
我这儿刚把房顶修好，不然它又要跳上来了。
如果你学会用脚写字，请告诉我，我一直想试试。
祝你今天至少吃三个煎饼！
——皮皮·维多利亚·鲁尔加迪娜·克鲁斯蒙塔那·长袜子
《长袜子皮皮》首次印刷上市后，仅仅数周就全部售罄，多次加印后，成为瑞典有史以来最畅销的童书。如今，皮皮系列童书已经被翻译超过100种语言，全系列销量超过7000万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在林格伦的作品基础上，皮皮还被改编为连环画、广播剧、电影、电视剧、动画、舞台剧等等不同的版本，皮皮不仅仅是瑞典的畅销童书，也成为了瑞典的国家文化符号。瑞典不仅有以皮皮命名的街道、学校，还有专门的皮皮主题乐园，瑞典每年的新生女婴中，“皮皮”都是最常见的昵称之一。
在插画师英格丽·万·尼曼（Ingrid Vang Nyman）的笔下，红头发辫子，满脸雀斑，穿着一长一短袜子的皮皮形象也诞生了。林格伦对尼曼“创造”的皮皮非常满意，她曾表示：“如果没有英格丽的画，皮皮可能不会走得这么远。”
1969年的电视剧版《长袜子皮皮》是至今最被广泛认可的影视剧版本，与其他影视剧版皮皮不同的是，这部电视剧由林格伦亲自编剧，人物性格和形象都更忠于原著。当时主演皮皮的女演员Inger Nilsson只有10岁，她的红发皮皮形象至今仍是全球最被熟知的版本，也是许多70-80年代小朋友的童年回忆。
《长袜子皮皮》里的柠檬汁树，位于瑞典小镇Näs的维拉·维伦古拉花园里，是镇上现存的古老榆树之一。这棵树的树干是空心的，在故事中，皮皮、汤米和安妮卡在里面发现了柠檬汁。
林格伦曾在 Näs 庄园（Näs Gård）度过许多时光，这里也是她创作灵感的来源之一。
从“坏榜样”到文化符号皮皮的热潮迅速扩散到整个北欧乃至全球，每到一个新国家，皮皮几乎都会引发类似的反应：孩子们爱不释手，大人们却感到担心。
面对批评与争议，林格伦用温和、坚定的方式回应：“皮皮有点奇怪，但她永远不会欺负弱小；她从不服从愚蠢的命令，但她对朋友忠诚。”“我相信孩子应该看到一种可能性：你可以做你自己，而不只是被塑造成‘别人想要的孩子’。”
她的这种姿态，赢得了很多家长和教育者的认同。
1983年，为了回应中国孩子们对她作品的喜爱，林格伦通过出版社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我从遥远的北方瑞典，给你们写这封信。这里有一位瑞典姑娘，想和你们成为好朋友。她的名字叫长袜子皮皮。皮皮是一个不寻常的姑娘，她最不寻常之处是她非常强壮，全世界没有一个警察有她那么强壮，他能用手举起一匹大马。尽管她那么强壮，但她并不盛气凌人、高人一等，相反，她非常友善......”很多70-80后的孩子都曾在《长袜子皮皮》的书页上读到过这封信，不少人至今还记得：“每个孩子心里，都有一个皮皮在成长。”
随着社会的发展，到了1950年代末，人们对皮皮的观感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皮皮被看作是“孩子拥有独立人格”的象征，她的形象开始进入教科书、邮票，甚至被国家儿童心理研究机构引用。而到了1970年代，瑞典儿童保护法修改时，还引用了林格伦“尊重儿童权利”的理念。
1971年，林格伦被授予瑞典学院金奖，瑞典文学院的这一决定在当时极具突破性，因为这是瑞典文学界第一次以最庄严的形式，承认儿童文学拥有和严肃文学一样的高度。
瑞典文学院院士阿托尔·隆德克维斯特在颁奖仪式的致辞中说：“阿斯特丽德·林格伦的文字并非为了哄孩子安静，而是为了唤醒他们的世界。”“林格伦让我们意识到，童年不是‘长大前的等待’，而是一个完整的人生阶段，值得被尊重。”
2002年，94岁的林格伦在斯德哥尔摩去世，瑞典为她举行了国葬，为了纪念她，瑞典政府专门设立了林格伦纪念奖（Astrid Lindgren Memorial Award）。
不同于传统奖项通常颁给“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林格伦纪念奖表彰的是“终身贡献”和“儿童文化推动力”。它不只是一个文学奖，更像一种“林格伦式价值”的传递。
从1945年诞生到今天，《长袜子皮皮》一直没有“过时”，她依然活跃在包括儿童教育、性别平等、文学研究、大众文化等多个领域，每一代小读者都能从皮皮的故事中找到共鸣和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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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Le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