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曹鹏伟是甘肃的“80后”作家，甘肃省第四届“小说八骏”之一，主攻小说创作，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因我们是鲁院同学，我对其人相知较多，对其文也颇多熟悉。他的小说创作总体上给我的感觉是基本功扎实，在读与写上都是下过笨功夫的，背靠着自己的日常生活
作者：王佐红，宁夏固原人，现居银川。
文章来源：《南风》2025年第4期 “新作播报”栏目。
曹鹏伟是甘肃的“80后”作家，甘肃省第四届“小说八骏”之一，主攻小说创作，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因我们是鲁院同学，我对其人相知较多，对其文也颇多熟悉。他的小说创作总体上给我的感觉是基本功扎实，在读与写上都是下过笨功夫的，背靠着自己的日常生活与现实经验，特别留心并敏感多情于一些生活细节。他是生活也是小说上的有心人与细心人，但在一些小说的叙事谋篇上也偶有相对本分老实的感觉。
这次读《蓝纹折肩罐》，我发现他的小说技艺又长进了不少，故事情节的设计更精巧了一些，叙述路线上更丝滑了一些，意蕴展开上更通顺了一些，意义指示上更混沌深刻了一些。初定稿的结尾有些显豁直接，鹏伟接受了我的建议进行了修改，有了一点“脱实向虚”的意味。
小说并不长，一万余字，短篇小说的黄金字数。让人赞叹的是，这篇小说在比较有限的篇幅内，满满地都是有效的好细节，由细节而深度，由深度而有了动人的力量。
细节即深度。小说作为“小”的艺术，是需要细节来成立与成活的，需要从细节处“举重若轻”的，设若角度大了，音量大了，眼神高了，把手粗了，则必然会捉拿不力，会走向文学相反的方向，是实现不了文学的意义的。细节与深度是这篇小说最过硬的地方，充满暗示性与秘密性地体现在许多地方：比如描述亓嘉康居室的场景，“这个房子里什么都是单数的。一厅一居室，一厨一卫，即便是床，也是单人。枕头倒有两个，亓嘉康解释说，因为他睡觉不踏实，翻来覆去时容易丢了枕头。”
暗示了亓嘉康单人的孤独生活，与最后和余兰可能会在一起而常有“两个枕头之习惯”的隐秘有必然的关联。比如余兰对着封在玻璃罩子里的蓝纹折肩罐说，“漂亮有什么用？被你们圈起来，像个犯人。”还有亓嘉康与她交流蓝纹折肩罐时说的，“就算被绳子固定、被玻璃罩困住，它的内部还是在不停地响动？是啊，跟人闹肚子一样。”隐喻着二人各自的年华命运之困与内在生命情欲的不息。
比如亓嘉康与余兰在从孟和镇回来时，“回程的时候，车前方的路上跑着一只兔子，它在车灯的光圈里迷了路，为了让它走脱，我们就停了车。”“就是那个时候，一只兔子闯入了远光灯的光束里。我和他同时看见了兔子。白色的兔子没有跑直线，而是沿着折线在灯光前窜动，犹如浮动着一枚大朵的雪花。”隐喻了余兰残障孩子的存在，表现了亓嘉康的善良与他俩最后结合的可能性。比如描写余兰的办公室外面，“窗户外面是一行高大的法桐，一些叶子落了，一些叶子薄脆的悬挂、抖索，叶间藏着干枯的荔枝大小的毛蛋子。”同样也隐喻了余兰被残障孩子所困的干枯生活与萧条人生。
深度即力度。短篇小说获得尊严可凭借的因素不多，深度就成为了核心的选项，决定着小说能否无限，一定程度上就成为一篇短篇小说能否成立进而能沿着历史与时间行走下去的关键。作为此篇小说标题的“蓝纹折肩罐”，本身就是一个古董，距今4000年左右的齐家文化的遗存，是一个富有历史与文化意蕴的东西，其历史深度本具自足，不言自明。
从历史遗迹来看，人都是生活在文化里的，文化是人与人之间共同关联构成的，是人与社会成立的基础。小说中三个主人公通过“蓝纹折肩罐”这一有文化深度的按钮关联在一起，指示着多元的深度意蕴。作家用之作为小说标题，并且作为小说情节中起关键支撑作用的“微电影”的标题，题目套题目形成层套结构，作为叙述的主动因，作为叙述逻辑，作为小说主旨音韵的密码，是深透借用了它的历史与文化深度的。
小说中只有三个人物：“我”与亓嘉康及余兰，都因“蓝纹折肩罐”而有了较深关联，发生了一些故事。这个罐是小说的文眼，是小说跳动的心脏，更是指向小说深层内里的核心标识。小说叙述中的深度是所在多有的，比如余兰在爱的含糊中，竟然与亓嘉康在一起时看到儿子栗子，“看见了他却不敢认他，甚至害怕亓嘉康知道栗子的存在，知道那个被他骂作神经病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竟然以我的孩子为耻……”含有真实而疼痛的人性深度、裂度、复杂度，从而让小说有了尖锐的人性刺激力。
比如亓嘉康与余兰聊天中谈到的艳遇，“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不做会想，做了呢又后悔。”深触人类情感的本真规律，表达着得失在人心中永远难以平衡恰当的人之疑难。比如亓嘉康所述“我参加工作到笠城博物馆，看见端立在展柜中的这把蓝纹折肩罐，我想，原来人的一生是被设计好了的，我来这里，好像就是来找它的。”探讨了人之命运中神秘性的某种可能与显现。比如内向封闭的亓嘉康谈到古董时，“亓嘉康开始讲他的专业，对这些东西，我是带听不带听的，但我看到他眼里有光。只有热爱才能让他发光，是的，说起文物，他瞬间容光焕发起来”，专业的深度也是人性的深度之一，是亓嘉康会突破常规而要拍微电影寻找余兰，与其再会的小说故事能成立的深挚原因与潜隐依据。
比如小说结尾处的亓嘉康与余兰最后可能的在一起，“那一刻，我略为疲惫的眼神被斜射的阳光刺激了下，恍惚却又确凿地看到，一个男人正步履匆匆地从远处走来，那走姿与三年前和我失去联系的亓嘉康几乎一模一样。”如此书写，深度地表达出了难以清晰却又应该是清晰无比的事实，从而让“事实”更深刻，这一深度是提升这一小说意蕴的关键力度之一，携着小说沉重的主题轻盈了起来。
总之，这篇小说并没有要承担重大历史与时代主题的野心，并不以具有鲜明的社会现实意义能见度为追求，而是从生活中个体的幽微处着手，让这些人生细节与生活深度融合在一起，绽放出瑰丽和璀璨，实现对当代人之深度、宽度、密度的精妙探析与成功抵达，此亦是小说能傲然成立的关键品质。如许多细节与深度的存在并不造成小说“超负荷”的感觉，而是“聚合”起来，“团结”起来，“协作”起来，让这篇作品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共同协奏着这篇小说的综合意蕴。
小说的深度其实也是作家自我的深度，是社会、历史、现实与人生的深度，是读者阅读中体验、理解与想象的深度，此中深度是不可度量的，永无止境。鹏伟深于其中，求有所得，值得肯定。但关于深度，是不应该用最、特、极等绝对化的词语形容的，深是无止境的，当然深无止境可以就是好无止境，妙无止境，远无止境，是文学作品永远需要多向求之的。没有最深，只有更深，可以再深，从而更好。
至少，短篇小说《蓝纹折肩罐》是这样成立，这样表明，并这样启示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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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风杂志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