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界万花筒.第59期：女人・细胞・时代——海拉细胞全史（上）

摘要：生命总会消逝，如流星划过夜空，转瞬即逝的光芒曾照亮一方天地，旋即重归于宇宙的沉寂。然而，在二十世纪中叶，一位普通黑人女性的生命之火熄灭后，却以一种无人预料的方式，点燃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科学革命，其光芒非但未曾黯淡，反而愈发炽烈，至今仍照耀着人类探索自身的漫长征途

生命总会消逝，如流星划过夜空，转瞬即逝的光芒曾照亮一方天地，旋即重归于宇宙的沉寂。然而，在二十世纪中叶，一位普通黑人女性的生命之火熄灭后，却以一种无人预料的方式，点燃了一场席卷全球的科学革命，其光芒非但未曾黯淡，反而愈发炽烈，至今仍照耀着人类探索自身的漫长征途。她的名字曾湮没于尘土，她的细胞却获得了近乎永恒的生命，在无数实验室的培养瓶中生生不息。这不仅是一段关于沉默、发现、贡献与争议的传奇，更是一面棱镜，折射出科学、伦理、种族与阶级交织的复杂光谱。它迫使我们不断追问：科学的边界何在？当追求知识的脚步跨越个体尊严的门槛，进步是否仍能被称为辉煌？生命的尊严，究竟应以何种方式，在集体福祉与个人权利的天平上存续？

1951年10月4日，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与绝望的气息，这种气味对于居住在特纳街贫困社区的非裔美国人而言，往往预示着不幸的降临。在一间专为“有色人种”设置的简陋病房里，31岁的海瑞塔·拉克斯停止了呼吸。她的身体在经历了宫颈癌晚期的极度痛苦后，终于获得了平静。死亡证明上，死因是晚期宫颈癌并发症。

没有隆重的告别仪式，没有显赫的墓志铭，这位生于烟草田、卒于隔离病房的黑人农妇，似乎即将被那个飞速前进的时代彻底遗忘，如同无数在贫困与歧视中挣扎一生的个体一样。彼时，聚集在病房外悲痛欲绝的家人，以及医院里行色匆匆的医护人员，无人能够预料，在她那已被疾病摧残得羸弱不堪的身体里，正悄然孕育着一场即将颠覆现代医学根基的奇迹——或者说，一场延续至今、拷问着科学灵魂的伦理风暴。

1920年8月1日，海瑞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1920年8月18日至1951年10月4日）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罗阿诺克一个世代务农的黑人家庭。她的童年，深深植根于美国南方种植园的艰辛土壤之中，并被种族隔离的严酷阴影所笼罩。那个时代，“吉姆·克劳法”像一张无形却坚韧的巨网，笼罩着黑人从出生到死亡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隔离的学校、公交车、饮水器、厕所，以及社会上无处不在的、或明或暗的歧视目光。对于海瑞塔这样的孩子来说，“平等”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生存本身已是每日需要面对的挑战。

四岁时的海瑞塔·拉克斯

海瑞塔就是在这座木屋里长大的

童年的海瑞塔

家庭的温暖也过早地被命运剥夺。海瑞塔很小的时候便失去了母亲，此后在祖父位于弗吉尼亚州克拉弗的烟草农场中，由亲戚们接济长大。克拉弗这个地方，几乎完全由拉克斯家族的非裔后代组成，他们世代耕种着这片土地，既是家园，也是无形的藩篱。艰辛的农活从童年便开始磨砺着海瑞塔，她需要参与烟草的种植、收割和晾晒，这些劳动塑造了她沉默寡言却异常坚韧的性格。她的教育在有限的隔离学校里断断续续地进行，很早就戛然而止，如同当时许多贫困的黑人儿童一样，为了生计，她必须早早投身于体力劳动。

海瑞塔·拉克斯最著名的照片

像无数寻求更好出路的黑人青年一样，年轻的她与表兄大卫·拉克斯（David Lacks）结合（当时南方农村表亲联姻并不罕见），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北方的工业需求，加入了著名的“大迁徙”浪潮，迁往马里兰州巴尔的摩的工业区寻求生机。

特纳街的新家，位于一个典型的非裔移民社区，这里聚集着从南方各州涌来的黑人，梦想着摆脱佃农的贫困，却在北方城市中遭遇新的形式的隔离与贫困。大卫在雀点湾的钢铁厂里挥汗如雨，从事着繁重且危险的工作，海瑞塔则在家中操持家务，抚养接连出生的五个孩子。他们的生活依然困顿，住所是狭窄的排屋，但海瑞塔以她的勤劳和爱，努力为家人营造温暖。

这是海瑞塔和她的丈夫大卫・拉克斯

海瑞塔和她的丈夫大卫・拉克斯

邻居们回忆，她是个安静、善良的女人，总是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窗台上总摆放着生机勃勃的盆栽，孩子们的衣服虽旧却浆洗得干干净净。她脸上常带着温和的微笑，会在邻居遇到困难时默默伸出援手。她对“美好生活”的全部想象，朴素而真实：或许只是看着孩子们健康长大，家人能吃饱穿暖，拥有一个免受风雨侵袭的安稳屋檐。这份对生活的热爱与坚韧，与她后来细胞的“永生”特性，形成了一种poignant的对比。

1950年底，在生下第五个孩子约瑟夫（后改名扎卡里亚）后不久，海瑞塔觉察到身体的异样：非月经期的异常出血和持续不断的、难以忍受的腹部绞痛。在当时的黑人社区，尤其是在相对保守的南方文化背景下，妇女的妇科疾病常被与羞耻、不洁甚至不道德行为联系在一起，甚至被误认为是性病的征兆。这种污名化使得许多女性宁愿默默忍受痛苦，也不愿寻求医疗帮助。海瑞塔起初也选择了沉默和忍耐，但持续的疼痛和出血最终迫使她必须面对现实。对于这个贫困的家庭来说，看病意味着可能无法承担的费用和未知的麻烦。最终，在亲戚的劝说下，她走向了巴尔的摩地区唯一一家承诺为贫困的黑人患者提供治疗的医院——声誉卓著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

这家以慈善闻名的医院，虽是少数愿意接收黑人患者的顶尖机构，但种族隔离的阴影依然浓厚地笼罩着其运作的每一个环节。黑人患者需要在指定的“有色人种”区域候诊，常常忍受比白人患者更漫长的等待，以及部分白人医护人员若有若无的冷漠、甚至是不经意间流露出的优越感。这种制度性的歧视，无形中加重了患者的心理负担。

为海瑞塔做检查的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医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妇科医生。他在海瑞塔的宫颈处发现了一个异常的组织，约一英寸大小，质地坚硬，颜色呈独特的紫红色，触之极易出血。琼斯医生的临床经验告诉他，这极有可能是一个恶性肿瘤。他立即安排了活检（组织切片检查）。几天后，活检结果证实了最坏的猜测：侵袭性宫颈癌，晚期。

海瑞塔的主治医生霍华德·琼斯（Howard Jones）

治疗方案是当时标准的镭放射治疗。镭是一种放射性元素，被封装在细小的试管或胶囊中，植入肿瘤附近，利用其释放的射线杀死癌细胞。然而，贫困再次成为拦路虎。虽然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免费医疗，但像镭疗这样昂贵的治疗费用，对于拉克斯家这样的贫困家庭而言，仍是天文数字。最终，在医院的“贫困患者补助”项目下，治疗才得以进行。治疗过程本身痛苦不堪，放射性元素被植入体内，持续灼烧着癌细胞，同时也无情地摧残着周围的健康组织，带来恶心、呕吐、烧伤般的皮肤反应和极度的疲惫。

然而，更不为人知、也更具历史决定性的一幕，发生在海瑞塔第一次接受镭疗手术的当天。主刀医生理查德·特林德在实施治疗的同时，在未向海瑞塔做任何说明、也未征得她任何形式同意的情况下，从她的癌变组织和邻近的相对健康宫颈组织上，各取走了一小块样本。这一行为，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医疗惯例下，并不被视为异常。

普遍的观点认为，从患者身上切除的、尤其是手术废弃的组织，可用于医学研究，这属于“默示同意”或根本无需同意的范畴，尤其是当患者是弱势的、教育程度不高的贫困黑人时，这种“借用”更是几乎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特林德医生将这些组织样本标记上患者编号，然后送到了医院地下室乔治·盖伊博士的细胞培养实验室。这看似微不足道的几毫米组织，即将脱离海瑞塔·拉克斯这个即将消亡的个体，开启一段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科学史诗。

尽管接受了积极的镭疗，凶猛的癌魔仍在海瑞塔体内无情地扩散。肿瘤转移至全身多个器官，她的病情急转直下，被剧痛、严重黄疸和全身性浮肿所折磨。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她几乎无法离开病床，身体极度虚弱，但对家人的未来，尤其是五个年幼孩子的未来，充满了深深的忧虑。她曾对表妹悲伤地说：“恐怕我没办法看着孩子们长大了。”1951年10月4日凌晨，海瑞塔·拉克斯永远合上了双眼，年仅31岁。

海瑞塔的死亡证明

海瑞塔的家人在她的墓碑前

她的葬礼简朴至极，在一个小型家族墓地举行，出席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亲友。由于家境贫寒，她甚至没有一块像样的墓碑，她的安息之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难以辨认。她的丈夫大卫和孩子们沉浸在巨大的、无声的悲痛中，他们失去了一位妻子、一位母亲，一个家庭的温暖核心。他们对发生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实验室里的那些事一无所知，对即将发生的、以他们挚爱亲人的细胞为基础的科学革命，毫无概念。

与此同时，那两份取自海瑞塔宫颈、标记着“HeLa”（取自患者姓名Henrietta Lacks的首字母缩写）编号的组织样本，被小心翼翼地送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组织培养组的负责人乔治·盖伊（George Gey）的地下室那间简陋的实验室。

乔治·盖伊（George Gey）

盖伊博士毕生的梦想，就是能够在体外成功培养出可以无限增殖的人类细胞，为医学研究提供一个稳定、可靠、可重复的实验平台，从而摆脱对昂贵且伦理敏感的动物组织或短寿的原代人类细胞的依赖。在此之前，无数尝试都失败了，人类细胞在培养皿中往往分裂几十次后便会进入衰老状态，停止分裂并最终死亡，这一现象后来被伦纳德·海弗利克明确阐述，即著名的“海弗利克极限”。培养细胞被污染（如细菌或真菌污染）也是家常便饭。

盖伊领导的培养出海拉细胞的实验室

盖伊博士的助手玛丽·库比切克，一位细心而坚韧的技术员，像对待之前的许多样本一样，小心翼翼地将“HeLa”组织切成更小的碎块，放入几个盛有自制的、成分相对简单的营养液（通常含有鸡血浆、胎牛血清等）的培养瓶中，然后置于实验室自制的、靠普通灯泡加热的木质恒温培养箱里。日复一日，她例行公事地在显微镜下观察这些培养瓶，并未对这份新样本抱持特别的希望，因为失败实在是太多了。

然而，奇迹在几天后悄然发生。在显微镜的目镜之下，玛丽看到了令她难以置信的一幕：在其他细胞样本纷纷凋零、污染或停止生长的时候，唯独“HeLa”细胞（henrietta lacks cell）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近乎狂暴的生命力。这些细胞紧密地贴附在玻璃瓶壁上，形态饱满，边界清晰，以大约每24小时数量就翻一番的惊人速度疯狂分裂、生长，很快便形成了一层丰厚、旺盛的、如同铺路石般紧密排列的生命薄膜。它们似乎完全无视了那个困扰着所有正常细胞的“海弗利克极限”，展现出一种近乎“永生”的特性！

列奥那多·海佛烈克（Leonard Hayflick）

备注：“海弗利克极限”论由美国微生物学家列奥那多·海佛烈克（Leonard Hayflick）发表于1965年，该理论指出人类体内细胞在分裂56次后即因自产毒素而消亡，临床医学倾向于认定这便是导致我们的身体衰老、死亡的原因，即“56次”为人类细胞自行分裂、维系身体新陈代谢周期的极限。

在实验室条件下培养并经过染色的HeLa细胞，蓝色的是细胞核

分裂中的海拉细胞

乔治·盖伊博士闻讯赶来，当他亲自通过目镜确认这一现象时，内心的激动难以言表。他意识到，他追求了二十多年的梦想——建立第一个“永生”的人类细胞系——很可能就在眼前实现了。

这种细胞不仅生命力极其顽强，对培养环境的要求也相对不高，增殖速度快得超乎想象。为了验证其“永生”潜力，他们开始进行“传代”培养：当细胞长满瓶底时，加入特定的酶（如胰蛋白酶）使其脱落，然后分装到新的、含有新鲜营养液的培养瓶中。一次又一次，“HeLa”细胞都迅速适应并继续以旺盛的势头分裂，仿佛其内在的增殖时钟被重置，并且取消了倒计时。

HeLa细胞的三维图像

海拉细胞比正常细胞有更多的染色体

扫描细胞凋亡海拉细胞的电子显微照片

一个源自海瑞塔·拉克斯身体的微小细胞“王国”，正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昏暗的地下实验室里悄然崛起，它将很快冲出这间地下室，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随风飘散，扎根于全球各地的实验室，深刻地改变人类医学的进程。而这一切的起点，都与它那位早已长眠于弗吉尼亚家族墓地下的来源者——海瑞塔·拉克斯——的姓名、她的意愿以及她家人的知情权，隔着一道深沉而未被跨越的伦理鸿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