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们都知道曾国藩是个十分严谨的人，却不一定清楚他这辈子受过的处分中，至少有两次与公文泄密有关。其中一次虽是好心办了坏事，得处分有点冤枉，但正如他本人所言，此事毕竟是自己的保密意识淡薄造成的：“敝处去岁预筹换约一疏，当时曾密咨李相、郭帅，并行知丁、应、蔡三处，以
作者：眭达明
人们都知道曾国藩是个十分严谨的人，却不一定清楚他这辈子受过的处分中，至少有两次与公文泄密有关。其中一次虽是好心办了坏事，得处分有点冤枉，但正如他本人所言，此事毕竟是自己的保密意识淡薄造成的：“敝处去岁预筹换约一疏，当时曾密咨李相、郭帅，并行知丁、应、蔡三处，以数君熟习夷务，必能慎密。而筱泉及舍弟处曾由信函内密抄一份，不致泄漏，不识洋人竟从何处抄得此稿。尚幸此疏所陈，无甚阴谋秘计。然几事不密，究属疏虞。前经总署函询，业已自请议处，不欲深追漏言之人。”
这是同治七年（1868）九月初十曾国藩《复何璟》信中的一段话。何璟是李鸿章和郭嵩焘等人同科进士，也做过曾国藩幕僚，时任湖北布政使、代理巡抚。曾国藩泄密受处分后，何璟来信关心和慰问，曾国藩因而有上述回复。这段话虽然非常好懂，也说清了事情前因后果，但由于信息含量特别大，牵扯的人也不少，不写篇文章介绍相关情况，对于隐藏在其中的故事，读者朋友很难完全了解。
曾国藩好心办了坏事
所谓“去岁预筹换约一疏”，是指同治六年（1867）九月二十三日晚上，曾国藩“接奉廷寄，言明年各国换和约，令各省预筹具奏”，以及于当年十一月十五日呈上的《遵旨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密陈愚见以备采择折》。
原来咸丰八年（1858）与外国订立的条约中，有的明年即将到期，续签之前必须重新修订，朝廷为此通知“滨海沿江通商口岸地方将军、督抚大臣各抒所见，以期共理而济时艰”，并要求当年十一月底之前将修订意见上报。当时收到这一通知的，共有十八个与外国有通商业务关系的地方军政领导人，分别是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广总督李鸿章、陕甘总督左宗棠、盛京将军都兴阿、代理闽浙总督英桂、直隶总督刘长佑、闽浙总督吴棠、两广总督瑞麟、江苏巡抚代理湖广总督李瀚章、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广西巡抚代理江苏巡抚郭柏荫、江西巡抚刘坤一、福建巡抚李福泰、浙江巡抚马新贻、山东巡抚丁宝桢、湖北巡抚曾国荃、广东巡抚蒋益澧，以及前任江西巡抚沈葆桢。
收到这一通知后，其他领导人是否认真对待，最终是否拿出了高质量的修订意见供朝廷参考，笔者未考证，因而不敢置喙，但向来办事认真的曾国藩，从一开始就对这件事情极为重视，除了广泛征求幕僚意见，还专门给李鸿章、郭柏荫以及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上海道道员应宝时、常镇道道员蔡世俊等人写信，请他们积极进言献策，尽力帮助自己圆满完成朝廷交办的这一光荣而重大任务。
曾国藩之所以向上述诸人征求意见，是因为他们都非常熟悉洋务，自己的外事经验却有所欠缺，因而很想以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同时他又相信，这些人不仅长期与外国人打交道，而且都是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地方领导人，有的还是自己的直接下属，所以绝对相信他们不会泄密。至于后来又将答复朝廷的奏折文本抄寄给曾国荃和李瀚章，是因为他俩既是朝廷征求意见的对象，又与自己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和交情，给他们提供样本作参考，就能让他们少费许多脑子多省不少心，何乐而不为呢？当然他也怕曾国荃到时乱说一气，不如给他提供一份范文做样本保险些。他俩当然也不会泄密，这一点曾国藩是放得了一万个心的。
由于自始至终都投入了极大热情，所以最后上呈朝廷的稿子曾国藩不仅非常满意，而且事后分别给郭嵩焘和吴坤修等人写信时，还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喜滋滋地为自己表功。如十二月二十日《复郭嵩焘》信里，他就这样写道：“敝处有复奏预筹换约一疏，抄呈台览。此案应奏者至十八人之多，拙卷可与三等前五名否？”
曾国藩的高兴、得意和自诩劲儿，可谓跃然纸上。
曾国藩认为自己的奏折可以进入三等前五名，按理说这个排名并不靠前，他为什么还如此得意呢？是表示谦虚吗？当然不是。原来古代皇帝举办的制科考试，一、二等都是虚设，从没有人得过，三等实为一等。比如嘉祐六年（1061）八月，宋仁宗亲临崇德殿，主持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考试，结果苏轼第三等、王介第四等、苏辙第四等稍次。就是这个三等，在宋朝据说之前也只有吴育一个人得到过。所以曾国藩把自己列为三等，不仅是一等的意思，而且是极难得到的，他当然欣喜不已了。
然而不久就有一大瓢冷水从他的头顶泼到脚下：曾国藩的建议文本内容，不仅早被外国人获悉，而且主要观点已翻译刊登在同治七年闰四月二十三日（公历为六月十三日）上海出版的英文报纸《字林星期周刊》（TheNorth-ChinaHerald，前译《北华捷报》）上，同时逐条加以评论和批驳！笔者确认这个时间的依据是当天出版的英文报纸原件，而恭亲王奕䜣等人当时打给朝廷的报告中，则称刊登在同治七年闰四月中旬出版的新闻纸上：“顷缘五月间，接阅上海闰四月中旬新闻纸，于督臣曾国藩密陈筹议修约事宜折内，应准应驳各节，历举无遗。”
更让曾国藩无比震惊的是：本月中旬他就在上海考察工作！另外十二日上午结束上海机器局的活动后，中午他还会见了英、法两国领事，十三日午初，曾国藩又去法、英租界，分别回拜了法国领事白来尼和英国领事温思达，均受到热情款待。曾国藩离开上海不几天，外国人就给他上演了这么一出“好戏”，由此不能不佩服这些人真会找时机惹事生非。后来总理衙门追究下来，却由于涉事人员太多，要查明泄密源已经非常困难，曾国藩只好打落牙齿和血吞，打报告向朝廷自请处分，并在复函中表明态度：自认倒霉，不追究其他人员的责任。
此事实实在在伤害了龚橙
曾国藩的自请处分报告是当年七月二十二日寄出的，全文如下：“窃臣接准总理衙门函称，臣前次密折一件，现经有人抄录，并已载入新闻纸，嘱臣查明，因何泄漏等语。查密封陈奏之事，臣未能格外慎密，以致被人传抄，疏忽之咎，实无可辞。除将详细情形函复总理衙门外，相应奏明请旨将臣交部议处，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除了把责任全往自己身上揽，曾国藩还特别提到一点，就是接到总理衙门来函，要他查明泄密根源时，才知道去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呈的《遵旨预筹与外国修约事宜密陈愚见以备采择折》，已经被人抄发到报纸上。这一点曾国藩说的显然不是实情。事实上在上海考察期间，他不仅知道了这件事，而且此事实实在在伤害了龚自珍的长子龚橙。
这又怎么回事呢？
原来陪同曾国藩考察期间，赵烈文在上海不仅与老朋友龚橙见了面，而且特意向曾国藩推荐了他，希望曾国藩能够见见龚橙，然后留他在幕府做事。咸丰五年（1855）冬天，龚橙与赵烈文同在曾国藩幕府待过一段时间，后因曾国藩对赵烈文的言行有所误解，两人才一起离去。咸丰十一年（1861）赵烈文第二次进入曾国藩幕府之前，龚橙做了英国人威妥玛（曾任驻华大使）的秘书，再后来便失业在家。因为有这种特殊关系，所以曾国藩爽快地答应了赵烈文的请求。
然而，历来看不惯龚橙为人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向曾国藩进谗言说：“中堂答复朝廷预修和约的密折，英国人之所以能够详细了解其中内容，就是龚橙将其卖了。”曾国藩一听，非常恼怒。
赵烈文只得一面向曾国藩做解释工作，说答复朝廷预修和约的奏稿许多人都见过，英国人耳目又多，哪里需要凭借龚橙的告密才知道其中内容？一面安慰龚橙说：我已向曾中堂解释清楚了，他不会责怪你，所以还是力劝龚橙来见曾国藩一面。
龚橙
龚橙并非和约泄密涉事人员，经赵烈文解释后，一时气愤的曾国藩当即消了气，这是很好理解的。至于赵烈文说此稿许多人都见过，说明此案涉事人员并不仅仅是曾国藩信中提到的那些人，这就怪不得他不想追查泄密人。看来曾国藩确实过于轻信别人，而没有从一开始就绷紧保密这根弦。
龚橙此时虽想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他骨子里有股天生的傲气，又是天生的叛逆性格，如今又闹出这一不愉快插曲，于是最终放弃了面见曾国藩的机会，赵烈文自然非常遗憾。
考察结束后，曾国藩走水路回金陵，赵烈文走陆路去了一趟常熟家中，五月初三日才回单位上班。第二天见到曾国藩，他再次为龚橙辩诬，然后说：“二月份我在苏州见到江苏巡抚丁日昌（江苏巡抚衙门驻苏州），他亲口对我说打算聘用龚橙；闰四月我在上海向老师推荐龚橙，他却在老师面前告龚橙黑状，其言语之反复，一至于此！前几天我再次路过苏州时，丁日昌说：‘都是应宝时与龚橙矛盾很深，才特意在老师面前说了龚橙一通坏话。’”赵烈文于是问曾国藩：“事实果真如此吗？”
曾国藩说：“龚橙出卖自己奏稿的话，是丁日昌说的，不是应宝时。”
赵烈文摇头叹息说：“其诬罔又如此。噫，以封疆大吏而所为一婢妾之伎俩，吁，可危矣哉！”
曾国藩虽然主动承担了泄密责任，但对龚橙造成的伤害，既是无辜的，又是实实在在的。龚橙虽做过威妥玛秘书，但两人早已脱离了关系，他又完全是局外人，怎么可能出卖曾国藩的奏稿？笔者因此怀疑丁日昌故意把脏水往龚橙身上泼，以达到转移怀疑目标和打击对象，最终为自己撇清责任之目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他才是泄密嫌疑最大的那个人，此举可谓欲盖弥彰。丁日昌历来两面三刀、口是心非，为了讨好外国人，是非常有可能做这种龌龊事的。遗憾的是曾国藩偏爱丁日昌，没有怀疑到他头上，如果紧紧盯住他不放，然后一查到底，说不定真能查出谁是可耻的泄密者呢！
在上海考察期间，曾国藩虽知道自己的奏稿内容泄露给了英国人，却没有引起应有重视，数月之后，总理衙门来函追查泄密原因，他才迫不得已做了一篇官样文章加以应付。以曾国藩的地位和威望，朝廷当然不会为难他，加之公开追究怕引起负面影响，于是顺坡下驴，只给了曾国藩一个记过处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办理中外交涉事件，关系重大，请饬格外慎密一折。西洋各国自入内地以来，办理诸多棘手。凡遇中外交涉事件有关系大局者，自宜慎密将事，不得稍有泄漏。乃曾国藩于密陈筹议修约事宜折件，不能慎密，致被人传抄，业经交部议处。此事若再追究，诚恐欲盖弥彰，转于大局无益。”
曾国藩的良好动机和愿望
跟外国续签条约之前，先在内部征求意见，达成一致并形成正式修订文本后，才能拿出来跟外国谈判，这是多么机密的事情啊！如果还没有谈判，自己的方案就被对方侦知，岂不等于将自己的底牌完全交给了对方？接下来还怎么谈判？正如恭亲王奕䜣等人当时打给朝廷的报告说的那样，“中外交涉事件，……若不京外一律慎密，我未谋定，彼亦预防，恐转肆其诡谋，为先发制人之计，种种衅隙，从此而生。所谓机事不密则害成，其患有不堪设想者”。所以其中的利害关系，曾国藩不可能不清楚。虽然他提出的方案不一定就是中国方案，但以当时两江的分量和曾国藩本人的地位及威望，总理衙门肯定会大部分采纳和吸收他的意见和建议。然而当初广泛征求修订意见时，曾国藩居然没有提出任何防泄密要求，保密观念这根弦，在他脑子里确实松软得非常严重了，让他经此教训，也是件好事情。
在此不禁要问：历来沉得住气的曾国藩，在这件事情上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激动和浮躁？难道真如他所说，是为了在“十八人”之中力争进入“三等前五名？”自然不是。那是他的幽默之言。在好友之间，他是很会开玩笑的。
哪又为什么呢？
原来就在三个月前的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曾国藩与赵烈文有过一次非同寻常的谈话，正是在这次谈话中，赵烈文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不出五十年清朝必亡！曾国藩听后，内心虽然不完全认同，此后两个多月里，也多次找赵烈文交换过意见，希望他能收回自己的观点，即使不完全收回，也希望从他口里听到自己所希望的“预想结果”，这样心里就会得到一丝宽慰，至少不再那么焦虑不安。然而让曾国藩意想不到的是，早已形成思维定势的赵烈文，不仅不顾及曾国藩的看法，而且对老师提出的每一个观点都断然否定。到最后，曾国藩只好在疑虑重重中默认了赵烈文的看法。
然而，当九月二十三日晚上收到军机处密封寄来的文件，要地方上十八个高级军政领导人，对即将到期的外交条约畅所欲言地发表意见和看法，然后形成正式修订建议文本上报朝廷参考，尤其是看到文件开诚布公，既不讳言以往的过失，用语又非常坦率和诚恳，对于咸丰十年（此为北京换约时间，订约则为咸丰八年即1858年，地点在天津）与外国仓猝签订的条约以及历年办理情形，实事求是地做了回顾和检讨，对于今后如何杜绝洋人要挟，以及条约中哪些条款应该保留和批准，哪些应该驳回和修改，全都虚心征询意见，颇有中央与地方情同一家的气象，曾国藩不仅深受感动，而且就像打了一针兴奋剂，当即喜形于色地将文件拿给赵烈文看，然后情不自禁地发表了一大段有关国运长短的感言：“这份文件至关重要。面对困难局面，掌握国家大政的人能够虚心听取地方意见，认真调整和把握对外关系，国家中兴不就有希望吗？”接着他又进一步发挥说：“国运长短，不在于国家的强与弱，惟有当权者能够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国家即使处于困境也不会灭亡。如金国主完颜亮南下侵宋，就像到本国国土上放牧一样，宋朝社稷岌岌可危，虞允文指挥的采石保卫战取得的胜利虽然算不了什么，但宋孝宗为人和善忠厚，平易近人，他的德行足以保全自己和国家。上天随后就使金国发生内乱，完颜亮被杀，赵氏宗庙得以保全。但金朝还没有到马上崩溃的时候，所以上天又安排金世宗休养生息。事情就有这么神奇，这也是圣人动不动就拿天命说事的原因所在啊。”
曾国藩是笃信天命之说的。在他看来，上天如果不让一个国家灭亡，一时即使遭遇再大困境，这个国家也有保全的希望。他的言外之意是：从军机处发出的这份文件看，朝中并不是没人，既然如此，上天或许不会让清朝灭亡，“中兴”局面或许有可能出现呢！
为了让赵烈文收回自己的观点，也为了让他为之竭诚服务的清政府长治久安，曾国藩这番寄希望于天命，寄希望于侥幸，甚至寄希望于幻想的言论，虽让人觉得幼稚、可怜和可笑，但他不愿意看到清朝灭亡，希望有所谓“中兴”局面出现的愿望，还是非常真诚的。正因如此，所以接下来他的所有表现，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最大努力，为朝廷提供一份既切合实际，又能维护国家和民族权益的建议文本。谁想结果却是好心办坏事，以至于发生了不该发生也不允许发生的泄密事件呢？朝廷最后对他给予宽容和理解，就在情理之中了。
曾国藩真不长记性
曾国藩另一次与公文泄密有关的处分，发生在同治元年（1862）上半年。当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受处分情况：“接廷寄二件、谕旨一件，系因余行文户部，误将三月廿七日廷寄录去，中有交涉外国事须秘密者。奉旨将余交部议处。”
从日记所写内容看，这次曾国藩受处分，不仅仍是公文泄密所致，而且还是在涉外事务上摔跟头。在同一件事情上，居然前后两次受同样的处分，曾国藩真是不长记性，也说明他的保密意识这根弦确实很松。根据雍正朝建立的奏折制度，廷寄内容是不能引用在臣子的报告中的，曾国藩不仅引用了，而且引用的内容居然是“交涉外国事须秘密者”，受处分当然是咎由自取。所幸清政府对他仍然很宽容，只是“交部议处”，算是最轻的处分了。此事说来真的十分有趣。因篇幅关系，所以只能点到为止，恕不多述。
来源：各界杂志2025年第8期
来源：各界导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