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则 “农妇辱骂法官被罚” 的新闻，本是法治议题的讨论引子，却因 “农妇” 二字的反复出现，成了语言文明的争议焦点。《人民日报》客户端文中多处提及 “农妇杨某花”，字里行间似在客观陈述，实则像给当事人贴上了一枚醒目的身份标签，引得读者质疑：报道违法事件，何苦执

一则 “农妇辱骂法官被罚” 的新闻，本是法治议题的讨论引子，却因 “农妇” 二字的反复出现，成了语言文明的争议焦点。《人民日报》客户端文中多处提及 “农妇杨某花”，字里行间似在客观陈述，实则像给当事人贴上了一枚醒目的身份标签，引得读者质疑：报道违法事件，何苦执着于强调 “农妇” 身份？

事件现场

“农妇” 本是中性词，《现代汉语词典》明确定义为 “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与 “农夫” 对应，一如 “工人”“教师” 般标注职业属性。可在这则冲突性新闻里，这两个字却变了味。它不再是单纯的职业描述，反倒成了一种隐性的 “身份注解”—— 仿佛 “农妇” 的身份，天然与 “冲动”“无知”“不懂法” 挂钩，为辱骂法官的行为铺垫了 “情有可原” 的想象空间；又仿佛用这两个字，就能轻易划分出 “城乡之别”，暗示事件是 “弱势个体与公权力的对抗”，让公众的注意力从 “违法与否” 偏移到 “身份是否被歧视”，模糊了法治讨论的核心。

更耐人寻味的是，此前已有媒体用过 “农妇” 表述后，悄悄修改为 “妇女”“村民”，这一躲躲闪闪的调整，恰恰印证了 “农妇” 二字在冲突语境中的尴尬。若真是纯粹的中性词，何惧舆论质疑？若真心尊重职业身份，为何不敢坚持使用？说到底，是这两个字背后附着了太多城乡差异的社会意涵，在违法事件报道中贸然使用，极易触发刻板印象，既矮化了当事人的个体尊严，也偏离了新闻报道 “去标签化” 的客观原则。

有人说，古人尚且称农家女子为 “田舍女”“耕织女”，甚至以 “巾帼” 尊称，如今用 “农妇” 反倒显得粗鄙，是文明倒退。这话或许稍显激烈，却点出了关键：语言的文明，不在于复古，而在于是否贴合时代的平等理念。古代农耕社会，“田舍女” 与 “士大夫” 皆是职业分野，无高低之别；如今进入现代社会，“农” 字却渐渐被附加了 “落后”“弱势” 的隐性联想。

就是女人而已

媒体作为文明的传播者，本该警惕这种联想，用更中性的表述消解偏见，而非在违法事件中刻意强调，让 “农妇” 成为吸引眼球、制造对立的工具。 新闻报道的生命力，在于客观、公正、尊重。当我们讨论 “辱骂法官被罚” 事件时，核心应是 “法治社会中，维权与违法的边界何在”“司法纠错如何兼顾公平与温度”，而非纠结于当事人是否是 “农妇”。刻意强调 “农妇” 身份，既是对当事人的不尊重，也是对新闻专业精神的背离。

毕竟，在法律面前，只有违法者与守法者之分，没有 “农妇” 与 “市民” 之别；在文明语境里，只有平等的个体，没有被标签化的群体。

“农妇” 二字，本无过错，错的是在不合适的语境里，被赋予了不该有的偏见与暗示。

来源：淡泊九月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