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乾隆“御制济源盘谷考证”玉册丨中国嘉德2025春拍

摘要：乾隆时期，玉册的制作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乾隆皇帝的倡导，二则是因为随着回部的平定，清政府控制了和田玉的开采，为宫廷玉器制作提供了充足的玉源。乾隆朝所制作的玉册内容绝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御制诗文，体现出乾隆时期以帝王为中心的宫廷文事活动的昌盛，

关于乾隆“御制济源盘谷考证”玉册

文丨郭福祥

乾隆时期，玉册的制作进入前所未有的兴盛时期。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乾隆皇帝的倡导，二则是因为随着回部的平定，清政府控制了和田玉的开采，为宫廷玉器制作提供了充足的玉源。乾隆朝所制作的玉册内容绝大部分是他自己的御制诗文，体现出乾隆时期以帝王为中心的宫廷文事活动的昌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嘉德拍卖公司此次征集到的乾隆“御制济源盘谷考证”玉册就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乾隆御制诗文作品。

玉册共计四片，每片两面均刻有精雕填金的山水图像或文字。其中第一片正面刻盘谷寺图，背面刻《御制济源盘谷考证》正文，第二片和第三片两面均刻考证正文，第四片正面刻考证正文，山水亭桥图。四片玉册被装帧成书册形式。每片为一页，每片的一面和与其相对应的拓片墨本共同组成一开，玉片和拓片左右交错对应。每页先用厚纸板依玉片和拓片大小挖出中间部分，将玉片或拓片嵌入其中，然后，再用暗花黄绫将四边纸板裱糊。整个玉册的前后环衬也同样用暗花黄绫装裱。上下配刻有山水图案的紫檀木板，上板正面中心长方形边框内用银片镶嵌隶书“御制济源盘谷考证”八字。观察该玉册，为典型的宫廷玉册装帧形式。玉册上所刻《济源盘谷考证》一文，收录于乾隆《御制文二集》卷二十一中，是一篇地理考证文章。该玉册的所有图文都和这篇御制文密切相关，因此，厘清此文的写作背景对我们了解此件玉册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

乾隆《御制文二集》卷二十一《济源盘谷考证》

《济源盘谷考证》的写作与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两篇名作《送李愿归盘谷序》和《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有关。唐贞元十七年（801）韩愈因至京师求仕未进，闲居于洛阳，心情郁闷。恰值友人李愿游洛阳后欲归盘谷，韩愈因此作此文送别李愿。文中以生动的笔触，借李愿之口，抨击了达官贵人的骄奢淫欲，势利之徒的卑躬钻营，表达了对隐居之士洁身自好的赞赏向往，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激愤心情。该文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现实性获得了极高的评价，苏轼言其”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而已”。十年以后，韩愈收到虞部郎中卢云夫送李愿归盘谷的两首诗，于是又写下了《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的诗篇，描写向日追寻李愿盘谷之行，阅读卢诗之感受，以及志将归隐的心境。韩愈这一文一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作范例，传颂不绝。

清代对皇子教育十分重视，皇子年及六岁便开始读书生涯，所学内容广泛，古文诗赋则是必修课。乾隆皇帝也是如此，从儒家经典到名家名篇，莫不涉猎。唐代韩愈的著作也是他阅读学习、为文作赋的范本，其中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和《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更是“少小芸窗为日课，背诵章句熟行行”1，作为日课反复诵读。也使乾隆对韩愈奇峻的文笔，对李愿高逸的品格十分钦佩，深深嵌入其脑海之中。

1 [清]弘历：《御制诗三集》卷八十二。

乾隆七年（1742）秋，乾隆皇帝谒东陵，回銮时乘便游览了蓟州盘山，并写下《游盘山记》一文。文中乾隆皇帝考证了盘山的历史，及与盘山相关的名人事迹。他不仅认为此山即是汉代名士田畴隐居的田盘，同时亦怀疑这里也是前述韩愈诗文中提到的名士李愿避世的盘谷。因此讲到：“韩昌黎文所称太行之阳有盘谷者，无从考其非是，而其为隐者之所，盘旋则一也。山亦有盘谷寺。”2他之所以如此认为的原因，是因为将韩愈诗文中对盘谷的描述与盘山的自然环境进行对比，二者多有吻合之处。如太行之阳、隐者之所、深谷盘旋、燕川、方口等，关键是这里还有个盘谷寺，名称相同，更增加了李愿所居盘谷就在这里的可能性。因此，后来乾隆皇帝在咏盘山和盘谷寺的诗作中不时将其与李愿隐居挂钩，多次提到李愿，显然是将这里视作了李愿隐居的盘谷。

2 [清]弘历：《御制文初集》卷四。

乾隆十九年（1754）二月二十八日，乾隆驻跸盘山行宫，敕命蒋溥、汪由敦、董邦达等在康熙《盘山志》基础上重新纂修盘山新志，年底成书，第二年刊刻，定名《钦定盘山志》。其中《天章》部分收录了乾隆皇帝歌咏盘山的百余首御制诗文。新志卷四述及盘山名胜时，编纂诸臣虽然知道乾隆皇帝将盘山盘谷视为李愿隐居之盘谷的看法有误，但由于天章俱在，无法更改，为与乾隆御制诗文的观点保持一致，便在盘谷条下做了这样的记述：“盘谷在盘山中央，旧称唐李愿隐处”，并引录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于后。这更强化了乾隆自己对盘山盘谷即是李愿隐居之盘谷所作考证的自信心理。

玉册所刻济源盘谷寺景象

济源盘谷寺

直到乾隆三十四年（1769）三月，乾隆皇帝再次来到盘山，尽管此时已经知晓有志书记载李愿隐居处在河南济源县，但他仍坚信自己的考证，特作《盘谷寺咏韩愈李愿盘谷事》诗，并在诗注中做了更为详尽的论述：“李愿所居之盘谷，志乘属之河南济源县，盖因韩文‘太行之阳’语，向命蒋溥等辑《盘山志》已详辨之。或又以昌黎送盘谷子诗，更可为在洛阳之据。考其诗有‘燕川’‘方口’，注家谓皆盘谷附近地名。按古封域，盘山实在燕境，而济源乃晋地，不当蒙燕川之称。且田盘旧曰四正，以其形方若田，故名盘，则方口又何不可相属？然兹山著名，在汉以上，固不必数典。自唐而载籍淆讹，既不能起昌黎而问之，则亦无庸深较矣。”3

3 [清]弘历：《御制诗三集》卷八十。

虽然如此，乾隆皇帝毕竟还是心有所虑，为彻底厘清此事，不久之后他便命当时的河南巡抚阿思哈亲自到济源进行调查。很快就有了结果，阿思哈在济源果然找到了盘谷这个地方，以及盘谷寺、李愿祠、韩愈文章的石刻等，证实李愿隐居的盘谷果然在济源。阿思哈很快于五月初七日将情况呈报乾隆皇帝，并附上了详细绘制的盘谷、寺庙、李愿住处和韩愈石刻的图说。乾隆看后恍然大悟，确认“盘谷实在济源，而不在田盘”。经过了27年的误解之后，乾隆皇帝终于获得了李愿隐居之盘谷真实所在的正解。

乾隆皇帝不禁感慨万端，反思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不是读书不求甚解，就是盲从，值得警醒，于是写下了这篇《济源盘谷考证》文章，记述事情原委，进行自我剖析。文章最后讲到：“陶渊明之不求甚解，在彼则可，在他人则不可，而在为人君者益不可。”这既是对天下读书人的劝勉，也是对自己的规戒。不仅如此，他还亲笔御书此文，命人将其分别镌刻在济源和盘山的两处摩崖之上，引以为戒，昭示后人。

摩崖石刻所在位置

摩崖石刻所刻御笔《济源盘谷考证》

乾隆皇帝在撰写《济源盘谷考证》的同时，还作了一篇名为《用韩昌黎盘谷子诗韵，明向误，并志今考证也》4的诗作，表达了“多年疑案一旦决，逸兴顿觉因之昂。独是曩岂无知者，何不忠告胸中藏”的畅快心情。乾隆皇帝这一文一诗正好与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和《卢郎中云夫寄示送盘谷子诗两章，歌以和之》相对应，从而完成了这位文人皇帝向一千年前唐代文章巨公的致敬。

4 [清]弘历：《御制诗三集》卷八十二。

玉册中乾隆御制文的书写者蒋赐棨也是鉴赏此玉册时值得关注的一点。这位蒋赐棨正是乾隆十九年敕命编纂《盘山志》的主持者蒋溥的儿子。乾隆皇帝在《济源盘谷考证》中，隐晦地批评了十几年前负责《盘山志》编纂的大学士蒋溥等因“有所面从”，在明明知道盘谷真实地理位置的情况下，却没有明确指出。在乾隆看来，这完全是蒋溥等文臣碍于自己的情面，为尊者讳，而使自己一误再误，实不应该。乾隆皇帝作此文时，想必心中恨意难平，但蒋溥已经于八年前去世，无法当面问责泄愤。而蒋溥之子蒋赐棨当时正在仓场侍郎任上，于是在将此文的御笔书迹泐刻于济源、盘山两地摩崖之上的同时，乾隆皇帝又命蒋赐棨用蝇头小楷书写此考证文章，命造办处工匠摹刻于玉片上，制成玉册。是游艺？是诫勉？真是帝王心思深似海，不可测也。不知蒋赐当时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书写此文的，但正是因为这件玉册的制作，使蒋溥、蒋赐棨父子二人又同时和乾隆皇帝关联在一起，冥冥之中成就了一段君臣文坛趣话。

嘉德公司征集的这件“御制济源盘谷考证“玉册是乾隆皇帝对唐朝名士李愿隐居之地的盘谷，近三十年不断考证追索的成果呈现，其间又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之名作密切关联，可以说是一件颇具乾隆时代特色和相当历史价值的宫廷作品。

按照玉册的制作程序，根据乾隆帝的要求，书写者写好御制文，画画人绘好图像，由造办处如意馆选取玉材，然后将御制文写本、图像、玉材和制作要求一起发给承办人制作。制作完成后，承办人将御制文写本、图像原件和成品送交内廷呈览，同时还要附上一份清晰的拓片墨本，以便于比照验收。呈览验收合格后，由皇帝指定专人在懋勤殿给玉册文字填金。之后由裱作对御书原件、玉册和拓片进行装裱，有时特别要求将玉册和拓片墨本合裱在一起。再由木作制作雕刻前后夹板，交给镶嵌作镶嵌纹饰或用金、银片做题签。最后再进呈给皇帝。在这一制作过程中，每道程序都会留下相应的痕迹，成为玉册的一个元素。这些元素在此件“御制济源盘谷考证”玉册中都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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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御制济源盘谷考证“玉册用和田玉制作，十分小巧，整个玉册纵9.2厘米，宽7.2厘米，厚3.7厘米，手可盈握。而每片玉版的尺寸则更小，边长仅5.4厘米和4.4厘米。在如此小的面积上要刻下两幅山水图画和380余字的《济源盘谷考证》全文，每个字小如蝇头，不但要字口清晰，还要将书法风格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达到可以墨拓的程度，其难度可想而知。而且每片玉版的厚度十分轻薄，这也要求雕刻者在雕刻时力度要始终恰到好处，稍不留神，笔划走样或玉版碎裂，就会前功尽弃。此件“御制济源盘谷考证”玉册图像线条流畅，文字笔划精细到位，雕刻技艺精湛，体现出制作工匠极高的工艺水平。

仔细观摩此件玉册，发现第一片玉版正面和第四片玉版背面的山水图像、玉册紫檀木前后夹板雕刻的山水图像，描绘的都是济源盘谷的景象。其图像的直接来源可能就是河南巡抚阿思哈进呈的说贴图绘。这些图像与乾隆的御制文形成对照，并非随意为之，反映出乾隆时期的御制诗文玉册在设计、制作过程中都有周密的考量，十分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