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娘真是个犟脾气，一个女人家，当个民办教师有什么出息？月月拿着几十块钱，还不够买两袋化肥的！＂村口的老柳树下，王大爷咂着烟袋锅子，对我爹直摇头。

乡村讲台上的坚守

＂你娘真是个犟脾气，一个女人家，当个民办教师有什么出息？月月拿着几十块钱，还不够买两袋化肥的！＂村口的老柳树下，王大爷咂着烟袋锅子，对我爹直摇头。

那是1982年的夏天，我刚上小学二年级，母亲已经在大河村小学教了五年书。

这年头谁不想去城里找个好工作？大队里的年轻人都往县城里的纺织厂、砖厂跑，一个月能挣五六十块钱呢，比种地强多了。

记得那年暑假，我跟在母亲后面去学校领工资，等了大半天，簿薄的牛皮纸信封里装着三十八块钱。

回家路上，母亲却在供销社停了下来，花了三块五毛钱买了两本练习册和一盒粉笔。

＂这是给谁的？＂我拉着母亲的衣角好奇地问。

母亲摸摸我的头，笑了笑：＂给李家那个小闺女的，她爹去年摔断了腿，家里困难，种不了多少地，可孩子聪明着呢，就是缺本子写字。＂

这样的事在我家常有发生。

母亲李秀芝，大河村人，初中毕业就留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

那个年代，农村里的姑娘能念到初中已经不容易，更别说去考师范了。

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月，村里人不理解母亲的选择，背地里叫她＂傻秀芝＂，说她书呆子脑袋，不识时务。

六月的田野里，麦浪翻滚，知了在树上叫个不停。

母亲每天早早起床，简单吃上一碗稀粥，就匆匆往学校赶，校舍离家有三里地，她走得鞋底都磨薄了。

我家是土坯房，三间正屋一个厢房，墙上挂着一块小黑板，那是爹专门给母亲钉上的。

晚上母亲就在煤油灯下备课、批改作业，那盏老式的玻璃罩煤油灯，陪伴了她二十多年，灯罩上都熏黑了一圈。

＂又熬夜？眼睛都熬坏了，值当吗？＂爹常这样念叨。

爹是生产队里的拖拉机手，在村里算是有技术的人，对母亲当老师这事，说不上支持，也没强烈反对。

只是有时会抱怨：＂你看看隔壁张寡妇的闺女，比你小三岁，在县城砖厂上班，一个月六十多块钱，星期天还能回来，提着罐头、饼干，多气派！你呢？把青春都耗在这穷山沟里了，一年到头买件新衣裳都舍不得。＂

母亲只是笑笑：＂咱不图这个，我教的孩子将来有出息，我比谁都富。＂

那时候乡村学校条件差，一个教室四五十个孩子，大小不一，有的还穿着开裆裤。

教室是泥地面，窗户纸糊着，一下雨就漏，冬天北风呼呼地灌进来，冷得直打哆嗦。

母亲有时候会从家里带来一小包红糖，奖励给背会课文或者算术做得好的孩子。

＂甜甜嘴，长长智慧。＂她总是这么说。

记得有一次，村里的刘大柱家孩子不想上学了，说是要去县城跟着亲戚学开拖拉机。

母亲披着星光，踩着泥泞的小路去家访，那天晚上下着小雨，她回来时衣服都湿透了，裤腿上沾满了泥巴。

＂怎么样？＂爹问。

母亲脸上却是欣喜的：＂刘大柱答应让孩子再上一年学了，他家孩子脑瓜聪明，要是就这么辍学多可惜。＂

＂你这人啊，就是心太软，操那么多闲心干啥？人家不上学是人家的事，你当老师把书教好就完事了，何必自找麻烦？＂爹嘬着旱烟袋，不以为然。

母亲叹了口气：＂咱们村里的孩子，要是不读书，一辈子就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了。＂

一双黑布鞋，一件蓝色粗布衣裳，就是母亲的全部＂行头＂。

村里办红白喜事，别人家的媳妇都穿得花枝招展，梳着时髦的卷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母亲却总是那一身朴素。

大队部广播站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响起，喇叭里播放着《东方红》和各种通知。

那个年代，除了收音机，就是广播站是村里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邻居李婶有次拎着刚从公社供销社买回来的塑料脸盆，看见母亲在院子里洗衣服，便倚着矮墙说：＂秀芝啊，你这教书能教到何时？人家知青都回城了，你的工作连个铁饭碗都算不上。＂

母亲搓着衣服，笑了笑没说话。

李婶又说：＂听说你们那民办教师工资都不稳当，说停就停，你也该为自己打算打算了。＂

＂我不怕，教书不为钱。＂母亲搓洗的手都红了，却仍然笑着回答。

1986年，李婶家买了村里第一台十四寸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院子里都坐满了人。

大家席地而坐，看《西游记》、《霍元甲》，津津有味。

那个夏天，院子里搭着凉棚，男人们光着膀子，女人们摇着蒲扇，孩子们围坐在前面，空气中弥漫着汗水和泥土的味道。

电视里的世界让村里人大开眼界，也让更多人觉得，要往外闯，才能过上好日子。

＂秀芝，你那工作也太辛苦了，看人家电视里的女同志，穿得多鲜亮，在办公室里坐着，多体面。＂李婶边看电视边对母亲说。

母亲只是笑笑：＂各人有各人的活法。＂

1989年，我考上了镇上的初中，是母亲亲自送我去报到的。

那天，她难得穿了一件新衣服，是深蓝色的确良料子，在太阳下泛着光。

＂娘，你今天真好看。＂我由衷地说。

母亲脸一红：＂胡说什么，快跟老师报到去。＂

那时候，镇上的中学已经比村小好多了，有水泥地面，有操场，还有专门的实验室。

报到那天，我看到不少当年母亲教过的学生，有的已经在县中读高中了，他们见了母亲都恭恭敬敬地喊一声：＂李老师好！＂

母亲每次都笑着回应：＂好好，你们都长高了，学习怎么样？＂

走在回家的路上，母亲难得地有些感慨：＂看到他们，我就知道这些年没白教。＂

1992年，全国开始教育改革，小学合并的消息传来，母亲可能面临下岗。

同时，县城一家新开的服装厂来招工，月薪一百二十元，还包吃住，这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

村里的妇女们都羡慕不已，几个和母亲同龄的女人都去报了名。

＂秀芝，你去不去？趁现在还不算太老，工厂还要人。＂李婶问。

＂不去。＂母亲摇头，＂我的学生还等着上课呢。＂

＂你这人真是死脑筋！那学校马上就要合并了，到时候你这民办教师可怎么办？＂李婶不解地问。

母亲笑着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再说了，我这辈子就喜欢教书，去工厂我可不习惯。＂

那个夏天，村里一片麦香，知了在树上不停地叫着，阳光灼热。

母亲把家里的旧收音机拿到学校去，让学生们每天下午听一会儿新闻联播，说是要开阔眼界。

爹笑她：＂收音机放学校，万一让人顺手牵了羊呢？＂

母亲说：＂没事，咱们村的娃娃都懂事着呢。＂

果然，那台老收音机在学校用了好几年，直到坏掉，也没人动过它。

当年秋天，学校果然合并了，大河村小学并入了镇中心小学。

但出乎意料的是，母亲被留了下来，还转为了正式教师，这在当时可是一个铁饭碗。

原来，县教育局的一位副局长曾是母亲的学生，他记得母亲当年如何鼓励他继续读书，如何在他家困难时偷偷塞给他学费。

＂李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我不能忘本。＂这位副局长在会上这样说。

消息传来，全村人都为母亲高兴。

＂秀芝啊，你这是熬出头了！＂王大爷在村口遇到母亲，竖起大拇指。

＂什么熬出头，我就是喜欢教书。＂母亲笑着说。

那晚，爹破天荒地买了两斤猪肉，还打了半斤白酒回来，脸上乐开了花：＂我就说你这辈子没选错行吧！＂

母亲却说：＂当老师就是当老师，别管是民办还是公办，教书育人是一样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我上了中学，又考上了师范学院，母亲高兴得直抹眼泪：＂好，好啊！咱们家总算出了个大学生了！＂

那时候农村里能考上大学的还不多，我是全村第三个。

村里人见了母亲都说：＂秀芝，你儿子真争气，这不就是遗传你的聪明劲儿吗？＂

母亲总是谦虚地摆摆手：＂哪里哪里，孩子自己努力。＂

2003年夏天，我大学毕业回乡。

那时候农村已经大变样了，很多家庭盖起了砖房，有的甚至是小洋楼，村口还修了水泥路。

我一进院子，就看到一群人围着母亲说话。

走近一看，竟是当年那些嘲笑母亲的村民们，他们有的拎着水果，有的带着点心，眼神里满是希冀。

＂秀芝啊，我家那小子初中没毕业，现在在家闲着，你能不能教教他写个求职信啊？现在到处都要文化人，他连个表都填不好。＂

＂我闺女去年回来了，说是厂里不景气，下岗了，可找工作处处碰壁，说是文化程度低，你看能不能开个夜校？＂

＂秀芝老师，您看我家小孙子该不该去城里读书？听说现在不识字寸步难行啊！＂

原来，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不少村民外出打工，才发现文化的重要性。

那些当年不愿上学的，现在都后悔了；那些嘲笑读书无用的，现在都焦急地求助于母亲。

母亲没有拒绝任何人。

那个夏天，我们家的堂屋变成了＂夜校＂，煤油灯换成了电灯，黑板上写满了就业指导的内容。

每天晚上，十几个年轻人挤在我家的堂屋里，听母亲讲解简历怎么写，面试该注意什么，如何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有时候，天气热，母亲就把小板凳搬到院子里，在枣树下授课，蝉鸣声和读书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村庄夏夜的独特旋律。

＂知识改变命运啊！＂王大爷坐在院墙外，看着这一幕，感慨道，＂当年要是听了秀芝的话，让我儿子好好念书，现在也不至于在砖厂干力气活。＂

母亲笑着说：＂现在懂得也不晚，您儿子不是还有孙子吗？从娃娃抓起！＂

那些年，大河村的年轻人纷纷回城务工，不少人因为文化程度低而碰壁。

而母亲的学生们，有人考上了大学，有人在县城找到了稳定工作，还有人成了村里的乡镇干部。

每当听说自己的学生有了成就，母亲比谁都高兴，常说：＂看，我这一辈子教书，值了！＂

开学前夕，我做了一个决定——接过母亲的教鞭，回到村小任教。

学校已经不是当年那个破旧的校舍了，而是崭新的教学楼，有电脑，有多媒体教室。

＂你不去县城教书？＂母亲惊讶地看着我，＂你不是可以分配到县城吗？那边条件好，工资也高。＂

我笑着摇头：＂您不是常说，教育是点亮乡村的灯吗？我想接着把这盏灯举得更高些。＂

母亲眼睛湿润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娘，我记得小时候您说过，最大的成就不是自己有多大本事，而是教出来的学生有多大本事。＂我接着说，＂我想试试，看能不能比您教得更好。＂

母亲笑了：＂傻孩子，超过为娘是应该的。＂

当天晚上，母亲从箱底翻出一个旧皮箱，里面装满了她这么多年来收到的学生来信。

有的泛黄了，有的已经模糊不清，但每一封都被母亲小心地保存着。

＂这是我的宝贝。＂母亲说，＂比金子还贵重。＂

我翻开信件，看到一封封真挚的文字：

＂李老师，我考上大学了，谢谢您当年的鼓励！＂

＂李老师，我在县医院当了护士，每当我照顾病人时，就想起您教我们要有爱心的样子。＂

＂李老师，我现在是村里的会计，您教给我的诚实守信，我一直记在心里。＂

那一刻，我明白了母亲为何甘愿一辈子留在乡村讲台上。

那不仅是对教育的热爱，更是一种责任和使命，是对乡村未来的希望和寄托。

2004年，乡村教育改革，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高乡村教师待遇，母亲的工资翻了一番。

＂现在好了，咱们教书匠也能抬头挺胸了。＂母亲笑着说。

她把涨的工资大部分都用来资助家境困难的学生，给他们买书本、文具，甚至衣服和鞋子。

村里人都说：＂秀芝这辈子就是个傻人，有钱不知道享受，尽帮别人。＂

母亲却说：＂我享受啊，看着孩子们一个个有出息，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2008年，母亲年满55岁，到了退休的年龄，可她舍不得离开讲台，申请继续教书。

校长考虑到她的贡献和经验，特批她延迟退休，继续担任低年级语文老师。

母亲高兴得像个孩子，又能在讲台上站几年，对她来说是最大的幸福。

我常回村里看她，每次都能看到她忙碌的身影：批改作业、备课、家访、辅导落后生...

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皱纹，染白了她的头发，却磨不掉她眼中的那份执着和热情。

2022年，母亲终于退休了，那年她已经69岁，是学校最年长的老师。

退休仪式上，校长送给她一块金色的奖牌，上面刻着＂四十年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

县教育局的领导也来了，还特意准备了一束鲜花和一本纪念册，里面是历届学生的留言和照片。

母亲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一遍遍抚摸着那本纪念册，好像在抚摸她的整个教书生涯。

去年冬天，母亲获评＂优秀乡村教师＂，县里来人颁奖。

颁奖礼在村委会大院举行，全村人都来了，就连那些已经在外地工作的村民，听说这个消息也特意请假回来。

王大爷也来了，那个曾经说母亲＂犟脾气＂的老人，如今已是满头白发，颤巍巍地站在人群中鼓掌。

＂我当年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王大爷感慨道，＂幸亏秀芝没听我的胡说八道，要不然，咱们村得少出多少人才啊！＂

颁奖台上，母亲朴素得像一棵老松树，挺直的腰板支撑着近四十年的教书生涯。

她的讲话很短：＂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教书是我的使命，也是我的幸福。＂

台下掌声如雷。

我站在人群中，看着母亲饱经风霜的脸庞，仿佛看到了无数个清晨，她踩着露水去学校。

无数个黄昏，她提着煤油灯去家访。

无数个夜晚，她在昏暗的灯光下备课改作业的身影。

那些曾经的嘲笑，如今都变成了尊敬的目光。

在这偏远的乡村，母亲用她朴实的坚守，证明了教育的力量，点亮了一盏又一盏希望的灯。

回家的路上，雪花开始飘落。

母亲的黑发中夹杂的白丝在路灯下闪闪发光，如同她教过的每一个孩子心中那盏永不熄灭的灯。

＂娘，冷不冷？我们快点走。＂我搀扶着她。

母亲摇摇头：＂不冷，我心里暖着呢。＂

她顿了顿，又说：＂你知道吗，教了这么多年书，我最骄傲的不是获奖，而是看到我的学生一个个都有了出息。＂

＂您是最好的老师。＂我由衷地说。

母亲笑了：＂不，是乡村需要好老师，是孩子们需要人引路。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

雪越下越大，我们的脚印一深一浅地印在雪地上，向家的方向延伸。

在这个普通的乡村，一位普通的女教师，用她平凡而伟大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坚守，什么是奉献。

而这，或许就是最朴实的乡村教育故事，也是最动人的人生传奇。

来源：快乐钢笔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