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管理创新助推现代化进程，以使命担当引领高质量发展。2024年11月29日，由MBAChina和经理人杂志联合主办的“2024年度中国商学院发展论坛暨教育盛典”在北京召开。本次盛典以“现代化进程中的管理智慧与担当”为主题，三百余位专家学者现场参会，分享最新教育
以管理创新助推现代化进程，以使命担当引领高质量发展。2024年11月29日，由MBAChina和经理人杂志联合主办的“2024年度中国商学院发展论坛暨教育盛典”在北京召开。本次盛典以“现代化进程中的管理智慧与担当”为主题，三百余位专家学者现场参会，分享最新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共同研讨中国商科教育的未来发展。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作为主题分享嘉宾出席本次会议，并发表题为“创新驱动型增长”的主题演讲，讲述了新发展模式下，商学教育转型的重要见解与前瞻思考。
以下为主题演讲全文：
各位同仁，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此次盛典，也非常荣幸在这样一场商学教育的盛会中与各位院长、教授一起交流探讨。借此机会，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平时较为关注的话题。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由传统的要素投入型增长正逐步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因此，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重大转变对我国商学教育体系带来的深远影响及启示。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呈现出一种相对疲软的状态。虽然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表现尚可，但到了第二季度，经济增长的步伐有所放缓。尽管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提振经济，但到了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的增速再次出现下滑。这种现象的出现，我认为可能有多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由于疫情的影响，家庭、企业和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承受了较大的压力。其次，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政府在某些行业中实施了专项整治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会对企业家的信心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地缘政治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使得国家安全成为国内外经济决策中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并未表现出强劲的动力。
自9月末起，政府已连续发布多项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虽然市场还在猜测这些政策是否足以应对当前局势，但我个人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看，这些政策展现出了空前的力度，财政政策已实现了重大转向。
10月12日，财政部蓝部长在会议上强调，中央政府目前仍有非常大的举债和提高赤字的空间，这样的表态在过去其实是非常少见的。此前，我国的财政政策一贯秉持“积极但相对稳健”的基调，要为长期规划留足空间以备必要时的调控。然而，这次政策的风向标已明显转向。大家看10月份的高频数据会发现，如社会融资规模、贷款余额增长率、城镇就业失业率、制造业PMI，以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被视为贴近经济脉搏的关键指标，皆显露出回暖迹象，较之9月份已呈现出明显的改善。如果这种趋势得以延续，我觉得第四季度的经济表现将优于前三个季度。
当然，还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仍然存在。美国大选结果出炉，新任总统特朗普的执政方针尚未明朗，其政策方向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有两件事是我们比较确定的：一是特朗普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者；二是他对全球碳减排与绿色转型持否定态度。在这两件事情上，他的政策方向是较为清晰的。近日，他在公开场合宣称计划对墨西哥及加拿大商品征收25%的关税，对中国进口商品则拟征10%的关税。此前更有言论说要对中国产品施加高达60%的关税。到底会增加多少，我们是不确定的，但贸易的壁垒无疑将显著升高，尤其在美国市场非常明显，这将对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的经济表现造成比较大的下行压力。
所以，我们的政策需要继续加大力度，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特别是做强国内需求。这将使我们在面临外部冲击时，具备更强的抵御与缓冲能力，有效化解潜在冲击，这是我们短期内可见且应主动采取的策略调整。然而，更为严峻的考验是中长期的挑战，不仅仅是周期性经济疲软，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已经发生结构性的改变。
大概五年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与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合作开展了一项名为“中国2049”的联合研究项目。顾名思义，这一研究旨在探讨未来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相对于过往四十年将会有哪些显著差异。
我们归纳出三大关键转变：
第一，低成本竞争优势渐失，如今我国的人均GDP已接近1.3万美元，正逼近高收入经济体门槛。
第二，曾经享受的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由升转降。
第三，全球化市场环境正遭遇挑战，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出台，特别是在我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欧美市场，其投资和技术领域的限制也在不断加剧，类似美国的“小院高墙”政策频繁出现。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无疑是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这对我国未来的发展道路构成了严峻考验。
过去，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由于成本较低，我们能够通过模仿和学习来迅速发展。但如今，随着中国的发展水平提高，成本也随之上升，国际市场的开放程度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劳动力的供给也不再持续增长，我们必须从依赖低成本优势转向依靠创新驱动。能否实现创新？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我们当然能创新。我们从1978年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到今天接近高收入经济水平，这些都是通过创新取得的成就。但创新的过程相对简单，更多的是学习。我们曾经跟随亚洲四小龙学习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拥有了强大的竞争力。但随着中国日益接近国际经济技术的前沿，我们需要学习和创新的东西也越来越接近时代前沿，学习的对象逐渐减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美国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教授专注于研究国家创新能力，他认为有两个关键因素会决定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第一是人才和研发经费。第二是这些投入对创新产出效率的影响因素，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国家开放程度、知识储备以及民营企业活力等因素。
这对我们来说，其实有着众多的挑战。尽管我国拥有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并在某些领域如人工智能等已接近世界前沿，被普遍认为是全球第二，但我们并不清楚我们与榜首之间的差距到底多大，这种差距是在逐渐拉近还是在不断扩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并需要付出切实的努力加以解决，才能保证持续的增长。
所以，下一个阶段的经济发展能否持续，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是否能实现创新驱动增长。我们已经有了一些不错的例子，比如“新三样”，我们做得还不错。去年九月，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时，邀请我和几位学者共进午餐。她提到，许多美国的意见领袖都认为中国经济即将衰退，形势岌岌可危。而今年四月，美国财长耶伦来访北大国发院时则表示，中国在“新三样”，尤其是电动车领域的大规模发展，抢占了美国的市场份额。这两种观点可能都不够准确，前者认为我们没有创新能力，中国的发展是没有机会的。后者却觉得我们势不可挡，会夺走他们的饭碗。我认为真相介于两者之间，我们确实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有许多工作亟待完成。对于这一挑战，我相信各位专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比我更加深入。
我想简单分享一下，这一增长模式的变化对商学教育的启示。最大的启示是我们需要培养怎样的人才，未来当商学院学生毕业步入社会后，社会最迫切需要的技能是什么。我最近见到了德国央行的前行长，他告诉我一个有趣的现象，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一直很成功，制造业中有许多百年企业经营得很好。然而，现在德国的职业学校中，有80%，甚至90%的学生都是外国籍，本国的年轻人却不愿去这些学校。我问他，那些本国的年轻人现在都在做什么呢？他说他们更愿意去创业公司，而不是去大公司或者去政府。
这一现象让我有所思考，根据智联招聘最近的数据，我国的年轻人毕业后，有40%以上的人想去国有企业，10%以上的想去政府，加起来接近60%。这让我有些担忧，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启示。过去那种学会一项手艺就能吃一辈子饭的日子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未来需要什么技能，我们也说不好。
北大国发院里有几位同事专门研究人工智能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早期的研究显示，容易被机器取代的主要是低劳动技能的劳动者，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高技能人士也开始面临被替代的风险。这对商学院而言是个全新课题，我们需要思考未来的教育方向，以及我们应该培养学生具备哪些能力，以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
北大国发院一直在积极地探索和调整，力求培养出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学生。我们有个传统，就是来这里学习的学生都是要认真学习的。大家如果在商学领域有一定了解，可能会听说国发院的名声之一就是要真正地在这里学习。但关键在于学什么？
我认为要学习三样东西：
第一，学习知识。但知识的种类如此繁多，我们要具体学习哪些知识呢？北大国发院是国家高端智库，我们的优势在于有一群国内外知名的学者，他们能给学生提供他们的洞见和分析。因此，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除了学习商学的基础知识之外，他们最能受益的应该是对社会、经济、政策，甚至是商业运营机制的深刻理解。
第二，掌握学习的能力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在我看来，这一点可能比单纯吸收现成的观点更为重要。因为事物总是在变化，今天的知识明天可能就不再适用，但如果你掌握了学习的能力，并拥有良好的分析框架，就可以自己用这些工具去应对新的环境。
第三，学习国发院独特的文化。不久前，我们与林毅夫、易纲、海闻和张维迎等创始教授进行了一次交流，讨论国发院的独特文化。最终归纳成了四句话：“家国情怀，高度自信，和而不同，求同存异”。我想表达的是，学生们来到国发院，能够学到我们前辈学者们治学做事的态度，是最关键的。
以上是面对当前的新形势，我对商学教育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变化以及国发院自身做出的努力尝试，做的简单分享。如果有不当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关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NSD）是北京大学的一个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多学科综合性学院，前身是林毅夫等六位海归经济学博士于1994年创立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随着更多学者的加入以及科研和教学等方面的拓展，2008年改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
国发院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教育经济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领域拥有国内外知名学者，除林毅夫、易纲、海闻、张维迎等创始人之外，还包括周其仁、宋国青、曾毅、闵维方、汪丁丁、姚洋、黄益平、卢锋、刘国恩、徐晋涛、李玲、雷晓燕、傅军等。学院秉承北大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的学风，高度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致力于学术与现实的结合，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进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国发院已经形成了集教学、科研和智库于一身的综合性学院，成为北大构建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教学方面，国发院已经形成政、商、学三大教学体系。在学术教育方面，国发院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项目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毕业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生力军；经济学双学位/辅修项目经过二十多年的锤炼，已经成为北大的一张重要名片。从2017年秋季起，国发院开始招收经济学（国家发展方向）专业本科生。在商学教育方面，国发院旗下的BiMBA项目始于1998年，MBA和EMBA教育以学术导向和严谨的教学彰显于世，学员评价长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EDP项目以高端定制企业内部培训为主，广受社会的好评。在政府行政和经济管理教育方面，国发院承办国家重大工程——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专门培养发展中国家的中高级官员。
在科研方面，国发院在国内外的人均学术发表处于国内领先行列，教师的学术论文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经济学期刊》（Economic Journal）、《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国内外著名学术杂志上，并产生了一些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中国经济学界提供一个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
在智库建设方面，国发院秉承“小机构、大网络”的理念，聚合北大乃至全球的研究资源，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农村建设、土地问题、国企改革、电信改革、股市治理、人口政策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等诸多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政策建议，并被政府所采纳。经过多年的耕耘，国发院已经成为中国高校智库当中当之无愧的领军者，2015年入选国家首批高端智库。国发院拥有“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格政”和“国家发展论坛”三个智库品牌活动，并牵头组织“中美经济对话”和“中美卫生对话”，在中美民间外交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商学院在国内商学教育里当属翘楚，依国家智库，铸商界领袖。BiMBA商学院的MBA项目是北京首家中外合作MBA，国际特质鲜明，同时深得北大人文底蕴，独具国家智库高度。自1998年办学以来，BiMBA以北大国发院的教学为基础，不断连接全球优质商科教育资源，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最国际化也最懂中国的管理教育。
注：以上内容根据黄益平教授现场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本人确认。
来源：MBA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