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就拿2022年10月29日首尔梨泰院踩踏为例子。当时官方给出的原因是警力不足，但其实在当地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当夜不少酒吧分发的糖果与饮料被指检出毒品成分，所以才引发亢奋与冲突。

众所周知，韩国一直是毒品的“重灾区”。

就拿2022年10月29日首尔梨泰院踩踏为例子。当时官方给出的原因是警力不足，但其实在当地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当夜不少酒吧分发的糖果与饮料被指检出毒品成分，所以才引发亢奋与冲突。

经此多种毒品事件的发生，“亚洲新毒王”成为别国对于韩国的称呼，那么为何“毒品”能够在韩国如此“猖狂”？

那则是有需求就有供应。

毒品被若干人包装成“解放精神”的工具。相关商业化表述甚至掺杂一些性用品广告，以材质、结构与刺激感受为卖点，形成露骨的消费话术。

2022年仁川三名高三生低买高卖摇头丸，以成年人为“马仔”，通过“丢包+坐标”完成交易；两个月后又破获一案，幕后主使仅18岁，经暗网加密联系上游，以虚拟货币结算，招募成年人当下线，面向一切有购买欲望者。

而韩国的“销售手段”不仅仅如此，更开始向指向人群悄然投放，通过饮料、茶、糖果甚至儿童辅食伪装，扩张瘾人群体。

自然而然夜店就成为了首选地点。就比如2023年自杀身亡的演员李善均就曾经卷入涉毒调查，而他则是称自己被友人欺骗而误食。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五年间被曝涉毒的艺人竟高达两位数。

更有民间组织说，毒品还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比如儿童游乐场、咖啡馆、商场等此类场所都曾出现过吸食场景。

更有人会给毒品加上“功效标签”，韩国是一个极其看重孩子教育的国家，相信很多人在电视剧中都看到过孩子或者家长为了提高成绩而吃药。

至此，这也给这些黑产业链提供了一个完美的渠道，其中就比如韩国风靡一时的“聪明水”，毒贩以以缓解疲劳、提高学习力为名传播，但其实这就是掺杂冰毒的饮料。

而且还借此类药品威胁家长，韩国很多部分家长都接到过勒索电话，被威胁以孩子“吸毒”为由转账。

这不得不提，在2023年首尔发生向学生分发含冰毒奶昔案件，此案件造成七人染毒，而其中人员才11岁。

伴随着此类案件的发生，韩国的数据也出现令人震惊的数字，2022年未成年人涉毒犯罪高达481人，其中15至18岁占多数。

为何会有这么多未成年？其中跟韩国的夜店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就比如“胜利事件”就揭示了封闭夜店的权色与药物链条。

在2015年多名青少年失踪，最终被发现在夜店从事性交易，最小者才十三四岁。

究其原因，这些孩子很多都表示是被中介以娱乐资源为诱饵，宣称短期工作即可出道，从而利用药物控制。

接下来更让人惊讶的数据出炉了，在韩国国多个污水处理厂竟检出多种精神活性物质，也就是说冰毒人均日滥用量折算为“每千人18毫克”，相当于平均每1300人中每日至少一人注射。

监测称检出摇头丸、K粉、致幻剂、可卡因等二十余种，也是因此才被冠以“亚洲新毒王”名称。

其实这许多种情况的发生，从历史视角也可以得出原因。

其实韩国也并不提倡，还一直在反毒。就比如在二战中德日以兴奋剂维持战力影响了朝鲜半岛的精英。

战后美军驻扎，兴奋剂更是被普及，构成了社会的隐性输入。

朴正熙在位期间曾宣称“年轻人吸毒正在毁灭国家”，1975年发动大麻整肃，1976年出台《大麻管理法》，但以经济为先的治理逻辑让执行力留有余地。

1964年至1973年，韩国向越南派出大规模兵员以换取援助，复员潮带回毒瘾与性病。

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美国社会陷入战争创伤与反文化浪潮，毒品与性被包装成自由与叛逆的符号。

潮流跨海，韩国社会在自卑与报复性自大之间模仿西方，就比如从饮食到生活方式有移植，青年把抽大麻、溜冰视为先锋，“部队锅”之类的混搭象征亦被赋予文化意涵。

70年代日本严打，生产地转移，韩国出现以贩毒致富的群体。部分毒枭把向日本走私包装成爱国叙事，甚至把产品打上“韩国制造”的标签，意图走向全球化，其经历被改编为纪实电影《麻药王》。

80年代全斗焕强力整肃，社会一度被评为“无毒国”。

但随着时间推移，毒品犯罪在1999年后维持在临界水平，2015年后快速上升，2016年跌出“无毒国”。

2020年警方抓获嫌疑人约一万八千，30岁以下过半，20岁以下占比亦高。

跨境走私手法亦在升级。2022年9月，龙山区一名年轻男子死亡，血液中摇头丸浓度异常，尸检发现胃部藏有209包，79包破裂导致中毒，此为官方首次披露的“人体运毒”。

2017年曾有驻韩美军通过军邮携入大量冰毒，获刑缓期；

2023年9月又曝出多名士兵涉案，利用部队邮件系统走私并在境内贩卖，多数被送回军营处理。

自1945年起驻军犯罪纪录不断，社会对其处理力度饱受质疑。伴随北美部分地区大麻合法化，输入渠道被认为更为宽松。

法律与文化层面出现宽松信号。

多位演艺人员因吸毒或非法使用处方药被查后较快复出，罚金与禁演期有限，向社会释放“可回归”的示意。

朱智勋、朴诗妍、河正宇等因毒品或处方药被查，短期禁演后又回归。

民宿等灰色渠道被指容易获得摇头丸等违禁品。网络匿名性与虚拟支付带来追踪难度，“N号房”式的灰色地带作证。

医美与减肥药物在滥用场景中出现，药房与诊所成为新的边界。

结构性压力继续推高风险。

年轻一代未享受腾飞红利，却承受补习、学业与就业的层层挤压。财阀主导的经济结构加深了不平等，生活成本高、自杀率常年偏高，毒品因而被部分人当作安慰剂。

社会态度在软化，从“社会之恶”转向“疾病”隐喻，强调同情与救助。

从刘亚仁到权志龙，涉毒风波覆盖演艺诸领域，舆论在惩戒与复出之间摇摆。影像把疯癫毒枭塑成“英姿”，并输出话语。

软毒文化的渗透并未带来可控的秩序，反而加剧风险外溢。

问题的根本不止在供给，更在对压力与公平的制度性回应。

若不能恢复对规则与执行的信任，不能在教育、就业与健康领域降低焦虑，所谓“解压”的化学路径只会复制新的伤害。

当讨论韩国是否会因人口锐减而衰落时，更需正视毒品正在撕裂的现实。

将灾难经验、未成年人保护、跨境执法、医疗监管与文化产业的责任放到同一张桌上，才可能遏制扩散。

而在公共话语中夹带情色与商品推销，把“快感”置于理性之前，只会模糊危害，助长麻痹。

来源：厉羽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