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你什么时候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学业？”面对父母一次又一次的疑问，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攻读社会学博士的埃琳·A.契克（Erin A. Cech）时常无言以对。
契克在斯坦福大学、蒙大拿州立大学和休斯敦大学采访了100名学生，超过3/4认为激情应该是职业决策的核心要素。（视觉中国 图）
“你什么时候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学业？”面对父母一次又一次的疑问，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攻读社会学博士的埃琳·A.契克（Erin A. Cech）时常无言以对。
她最初学的是电气工程，在蒙大拿州立大学作为工科生的前三年，她的成绩不错，还去苏格兰爱丁堡参加了学生交流项目。在苏格兰期间，为了填补日程表，契克选修了社会学课程，从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课上学到的社会学理论让她回想起当初选择工程学的初衷：她的祖母是一位盲人，在日常生活中无法像正常人那样享受技术的便利，她希望能帮助像祖母那样的人。
但她很快发现，工程学几乎没什么空间来讨论这些议题。“事实上，这类话题常常被回避。在这个领域里，人们普遍认为，获取与不平等的问题不是你‘应该’提出的问题。”契克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在社会学领域，她找到了方法论和理论工具，来理解技术领域中的获取与不平等问题，“对我来说，社会学是一种语言，它让我能够理解并表达社会所面临的一些最紧迫的问题。”一种感觉与日俱增——工科不适合她，社会科学才是她的激情所在。
同中国存在某种“重理轻文”的社会心态类似，美国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观念，即学习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在就业市场上会更有优势，这些专业从长远来看会带来更高的收入和更稳定的生活。因此契克发现，说服父母弃理从文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唯一方式，就是告诉他们：“我想要追寻自己的激情。”
如今契克是密歇根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兼机械工程系副教授，作为一个研究工作、经济与组织关系的社会学者，她发现诉诸激情话语来确认一种职业是否值得投身，在美国社会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在她与新近大学毕业生的访谈中，苹果公司前首席执行官史蒂夫·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持续产生回响，他在那次演讲中说：“做伟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热爱你所做的事。”契克在斯坦福大学、蒙大拿州立大学和休斯敦大学采访了100名学生，超过3/4认为激情应该是职业决策的核心要素，其重要性高于薪酬和就业保障。更广泛的美国劳动者数据也与之吻合。
契克发现，“激情原则”是美国人职业决策的强大文化框架。“激情原则”规定了一个人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是职业选择最重要的目标，它的盛行与美国崇尚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密切相关。这一文化叙事鼓励人们相信，追随自己的激情是通往成功的道路，它与所谓的“美国梦”高度契合——即任何人，无论其背景如何，只要努力工作、追求所爱，就能实现成功。即使面临经济挑战，激情依然被视为职业满足的关键，因为它触及了美国社会关于个人能动性与自我决定的核心价值。
尽管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重大经济动荡，在许多美国劳动者，尤其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看来，激情仍然是一种在不确定就业市场中寻找方向的方法，在契克看来，这是“激情的陷阱”。
在工作保障日益脆弱的背景下，从事自己热爱的事情，似乎成为一种重新掌控生活、赋予工作意义的方式。这一理念也与新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人责任紧密相连：如果你未能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人们倾向于将其视为个人意志的失败。
另一方面，根据契克对美国雇主的调查和全国劳动者数据，比起那些以薪酬或职业发展为动机的员工，雇主更喜欢雇佣充满激情的员工，而他们出于热爱为工作额外付出的努力却往往得不到相应的经济补偿。
在《激情的陷阱》一书中，契克分享了上述发现。她注意到，虽然她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但“激情原则”在那些白领工作日益不稳定，且崇尚个人主义和自我表达的国家中可能也占据着重要地位。
接受南方周末视频采访时，契克说，作为一个“激情原则”的前信徒，她依然相信热爱一项职业的意义，但她如今在提供职业建议时不会再强调这一点。作为一个关注社会不平等问题的社会学者，她希望提醒读者，“只要做自己有激情的工作就能获得成功”的信念淡化了经济不平等的严重性，掏空了人们改变现状的欲望。
埃琳·A.契克，密歇根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机械工程系副教授。（受访者供图）
对工作的投入，在多大程度上被雇主所利用？
南方周末：在过去几十年里，高等教育被认为是一张通往体面白领工作和中产生活的门票。但在大学毕业后，他们却往往要独自摸索，寻找自己想做什么、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美国的年轻人又是如何找到他们心中的理想职业的？
契克：很多时候，这主要依赖于个人的探索。比如，有些学生在高中时接触到一门他们非常喜欢的物理课或心理学课，于是他们决定在大学主修这个专业。他们会沿着与自己兴趣相契合的路径前进，并据此规划自己的发展方向。但也有很多学生在进入大学时，并不清楚自己的激情所在。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说，这种不确定常常带来很大的焦虑感。有人会对我说，如果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热情是什么，就会觉得还不够了解自己。
因此，很多人会进行各种探索，比如选修不同课程，看看是否能激发他们的兴趣；阅读相关书籍；与从事某一行业的人交流；做实习；观看大量社交媒体上的职业相关视频。此外，高等教育体系中还有一整套职业咨询产业，学生可以与职业顾问面谈，表达自己对未来职业的想法，顾问会为他们匹配可能的职业路径。但问题在于，这些匹配通常也是基于他们的兴趣来进行的。换句话说，这种职业咨询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追随激情”这一文化期待。
南方周末：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追随激情”也可能存在负面影响？
契克：因为我追随了自己的激情，这个过程花了些时间，因为我必须克服自己对“成功职业”含义的固有看法。但当我在进行数据收集时，尤其是在与学生们进行访谈时，我几乎觉得自己给他们发放了一份统一的剧本。对工作充满兴趣、热情或满足感的重要性，几乎是每个学生都会提到的内容。许多人表示，他们愿意为做自己热爱的工作牺牲很多，包括愿意接受不稳定的就业，愿意收入不高，愿意承担大量学生贷款债务，以便追随自己的激情。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这让我产生了很多关于剥削的问题。究竟这种对工作的投入，在多大程度上被雇主所利用？雇主从中获益良多，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这或许正是他们会加以利用的地方。
这种情况让我感到困扰。因为我与这些正在形成自我认同的年轻人接触，而他们身份的核心部分之一就是他们将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道路。但劳动市场的结构并不支持我们去追求自我实现，它的结构设计是为了让我们为所供职的公司赚钱，或者说，推动我们所在组织的传承。
对我来说，最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我完全理解人们希望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的愿望，尤其是当你每周工作50、60、70个小时，能有一份不至于让你每天都感到痛苦的工作是件好事。但这种趋势可能会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南方周末：你自己一度也是“激情原则”的信徒，这是否让你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拥有某个独特视角？
契克：我会称自己为“曾经的信徒”，我现在已经不再如此了。如今，我为学生或任何思考自己职业轨迹的人提供职业建议的方式，是先问他们一个问题：你希望自己与薪酬工作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你是否希望有时间和空间去做工作之外你喜欢的事情？你是否希望有一份可以平衡朋友和家庭时间的工作？你是否希望有一份能带来某种影响的工作，还是希望一份你真正投入并对其充满激情的工作？但对我来说，提出这个问题是我目前进行职业咨询的核心方式。
我认为任何一项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具有启发意义的时候，往往是在研究者感到惊讶的时候。很多时候，那些长期研究某个议题的人已经积累了大量知识，他们熟悉相关文献和理论，因此进入一个议题时，往往不会感到惊讶。即使数据本身具有启示性，他们也可能只是平淡地写出来，好像理所当然。但当某个发现真的让你感到意外时，你就必须不断深入挖掘。
这个研究令我惊讶，不仅是从学术角度，也包括我自己对职业选择的个人理解角度。所以我非常希望确认，我在数据中发现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意外”，让我比以往更加投入地去理解这背后的故事，否则我可能不会如此在意。
“激情原则”在美国的盛行与个人主义和对个人成功的追求紧密相关。（视觉中国 图）
“激情原则”如何盛行
南方周末：对学生进行访谈时，你听到过哪些有趣的回答？
契克：对我来说，一些最有意思的回答往往出现在我引导他们更直接地思考激情与其他因素之间的权衡时。比如我会问：“在职业成功中，技能和激情哪个更重要？”大多数人都说，激情比技能更重要。他们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激情，技能是可以在之后培养出来的。这在某些人身上也许确实成立，但显然并不适用于所有人。技能的培养需要接受训练，而不仅仅是靠热情。
此外，这还带来了一种我后来称之为“洗白”（choicewashing）的现象：人们会相信，追随激情是做职业决策的最佳方式。于是，只要一个人足够有激情，就可以克服劳动市场中的不平等或自己出身阶层带来的限制，只要足够努力，一切都能解决。这种观念其实淡化了经济不平等的严重性，让人们对改变现状的欲望也被悄悄掏空了。
南方周末：你的研究表明，“激情原则”深深嵌入在美国社会之中，影响着各个社会群体，无论是阶层、种族、性别，还是教育背景。这一原则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在当代美国文化中，又有哪些社会机制促使它持续存在？
契克：这种观念与个人主义和对个人成功的追求紧密相关，而这些恰恰是“成为美国人”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美国文化中，追寻自我、展现个性、做一些能凸显自己独特性的事情，是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文化信条。
但如果回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当时的职业建议更倾向于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然后希望这份工作还能勉强接受。只要在组织中努力工作，就有望晋升。所以彼时的职业导向，是强调技能匹配和在雇佣体制内获得长期的满足感，而不是要求你对工作内容有多强的情感联结。
然而，这种就业模式，尤其是针对大学学历劳动者的那一套，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逐渐瓦解。专业工作者的长期就业和稳定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雇佣不稳定性显著上升。
与此同时，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风潮也见证了自我表达的爆发式增长。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在强调表达个性：穿着风格、开哪种车、房间刷什么颜色，以及最重要的——你从事什么工作。在这种文化叙事中，你的职业成了你身份的核心体现。
所以在那个时期，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文化与经济交汇的关键时刻。我认为，当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本可以选择另一种路径：意识到劳动市场不稳定，就去追求一份最稳定、薪资最高的工作，以此应对不确定性。但他们并没有这么做。相反，人们开始说，既然不管选哪个领域都无法获得稳定工作，那我干脆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
就在这个时候，工作时间的延长也逐渐成为常态。专业人士的工作不再是40小时一周，而是远超这一数字。因此，人们更加强烈地希望所从事的工作至少是可以忍受的。而要实现这一点，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正是上述这些因素的汇聚——就业不稳定、自我表达文化的兴起、过度劳动的常态化——共同推动了“追随激情”成为职业选择的主导逻辑。
直到今天，这些因素都没有消失。我反而看到美国社会对个人主义的强调愈加明显，而且这种个人主义并不仅限于美国或西方社会，比如我跟一些在日本的同行交流时，他们也提到，现在在日本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关于自我表达的期待。
就业不稳定当然没有消失，人们还经历了零工经济（gig economy）和副业（side hustles）的兴起。人们之所以参与这些兼职或灵活就业岗位，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热爱这些事物。如果能把这些副业发展成长期职业，那固然最好；但即使不能，也愿意在这些小事上投入时间和精力，因为它们符合自我认同、符合内心的热爱。
当然，我也观察到年轻一代尤其是Z世代对工作与生活关系的重新思考。但这种重新评估主要体现在对工时的反思，而不是对“工作是否与个人激情相符”的质疑。所以我并不认为“激情原则”正在消退。它依然根深蒂固，只是年轻人开始对过度工作的期待提出了一些挑战罢了。
2019年3月，日本千叶市，西装革履的大学生参加求职讨论会。（视觉中国 图）
Z世代对过度工作更敏感
南方周末：你是说，Z世代开始挑战过度工作这一职场潜规则了吗？
契克：是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但我也不太确定目前是否已有足够的研究可以判断他们是否真的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我认为相较于之前的几代人，Z世代在追求工作与生活平衡这一点上确实更加直言不讳，但他们仍然受到“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这一理念的影响，区别可能只是他们在时间安排上更强调平衡一点而已。我不知道这种转变到底有多普遍，或者说它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下的现实，不过确实可以感觉到在年青一代中，关于工作的文化叙事似乎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南方周末：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出现了“离职潮”（Great Resignation），当时有不少关于这一社会现象的分析。你对此怎么理解？
契克：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的书恰好是在那段时间在美国出版的，所以很多人都在“离职潮”的背景下讨论我在书中提出的观点。我认为在美国，其实发生了两种不同的“离职潮”。
一种是发生在服务行业和蓝领工人群体中的“离职潮”。这些人表达的是一种对工作待遇的厌倦和不满，他们选择离开是为了寻找薪酬更高、工作与生活更平衡、对时间安排有更多掌控权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想要改善待遇和工作条件。
而另一种则发生在受过大学教育的专业人士当中，这部分人的离职潮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很多人原本在一份相对稳定的职位上工作多年，但他们意识到自己并不热爱这份工作，于是决定辞职，转而寻找一份真正令他们感到热情与投入的工作。对这些人来说，追求激情与自我实现是他们做出职业选择的重要动因。
这甚至意味着，有些人在原来的职业领域已经积累了20年的经验与专业技能，但仍然决定转行，重新回到学校攻读一个全新的学位——尽管在这个新领域里他们几乎没有背景或训练。我在书中讨论过，这样的选择不仅仅伴随着经济上的风险，更有一种存在层面的风险（existential risk）：在人生中期彻底改变自己的职业路径，是一种非常剧烈的身份转变和个人重塑。
南方周末：“离职潮”是否改变了疫情后的美国就业市场？
契克：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我们很少看到工人能够争取到更多权利、更好待遇或更高薪资的时刻，这种情况只会偶尔出现，而非常态。通常情况下，雇主掌握着主导权。疫情后曾出现过一个短暂的时机，当时大量员工离职或被强制休假，企业为了尽快恢复运转，迫切需要人手重返岗位来完成必要的工作。
与此同时，经济也有所回升，一切看起来都在好转，但这种上升势头很快就触顶了。因此，工人们再也没有像当时那样拥有谈判的筹码了，至少程度上不如以前。所以我们也没有看到人们抓住机遇做出改变像之前那样普遍发生。
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出现了“离职潮”，近年来失业率居高不下。（视觉中国 图）
只要足够有激情就一定能成功，是错误的叙事
南方周末：在你的书中，你指出“激情原则”主要有利于富裕和中上阶层的年轻人，但它依然被资源和特权较少的人广泛接受并内化。你是否认为“激情原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价值体系，尽管它的受益不均，却仍在整个社会中传播开来？
契克：我不认为“激情原则”最初是作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出现的。在社会学中，我们通常把这类信念称为“霸权信念”（hegemonic beliefs），即源自上层、由拥有权力的人制定，并施加在经济地位或权力较低的个人身上的信念。但我认为“激情原则”不是这样产生的，它实际上是从中产阶级、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向上浮现”的。
在我的数据中，最有可能对“激情原则”提出质疑的其实是最富有的学生。他们有来自父母和家庭的信息特权，从小就被告知劳动力市场其实并不稳定，跟随激情可能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但与此同时，正因为他们拥有大量资源，也更容易进入那些能让他们找到兴趣所在的空间——这是他们的经济特权所赋予的。
我之所以说“激情原则”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强化了不平等的现状，有几个原因。首先，那些来自最富裕家庭的学生拥有安全网和跳板，可以把自己的激情转化为稳定且优渥的工作。即使他们主修的是艺术或社会科学，这些背景优越的学生毕业后也更容易获得高薪的就业机会。
但问题在于，“洗白”带来了一种错误的叙事，即只要足够有激情就一定能成功。而对于那些因为缺乏资源和支持而无法成功的人，社会反而会责怪他们不够努力、不够有激情，而忽视了他们失败真正的原因是结构性不平等，是资源的缺乏。
南方周末：或许你在书中最令人担忧的论点是，“激情原则”实际上起到了“洗白”（choicewash）劳动力市场不平等的作用，因为它与优绩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强调的个人责任密切交织在一起。你能否进一步阐述这一相互强化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此外，你是否观察到任何迹象表明它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普通美国人的政治观点？
契克：我发现，通常最强烈坚持“追随激情”理念的人，也是那些最有可能认为劳动力市场已经公平的人。我们知道，那些认同优绩主义意识形态的人通常不太支持制定政策、立法等措施来削弱这些不平等，因为他们认为，劳动力市场已经很公平了。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呢？管理自己就靠个人责任。
因此，“激情原则”的存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方便的方式来理解职业决策。人们可以说，劳动力市场是公平的，如果你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并且努力工作，你就能找到稳定、高薪的工作，你就会没事的。而且我们不需要改变任何立法、就业基础设施，我们不需要扩展社会安全网，人们只需要努力工作，就能在自己热爱的事情上获得成功。
我认为，这与新自由主义对个人责任的理解非常一致。追随激情完全是个人责任的问题，因为激情等于你个人与某件事情的联系——这应该是你的个人旅程，应该是你的个人责任。所以对于那些认同这个叙事的人来说，如果有人没能实现自己的激情，那就是他们自己的错。这对解决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问题是极其不利的。
必须为工人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网
南方周末：我很惊讶地发现，尽管疫情之后美国出现了“离职潮”，最近也面临经济衰退的挑战，为什么激情原则依然如此强大？
契克：我认为，激情原则在美国文化中已经被固定下来。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激情原则可能变得更加突出或不突出，这取决于人们面临的机会。正如我们一开始所说的，孩子们会对父母说“我想从事这个领域，追随我的激情”，即便这个领域可能没有很好的就业前景。在经济增长的时候，父母更容易接受这样的选择，而在经济衰退时则不然。
在美国，年轻人被鼓励，甚至期望反抗父母的期望，特别是那些经济方面的建议，这在不同种族和阶级中可能有所不同，但大体上，在美国如果父母要求你做某事，往往有一个强烈的期望，就是你不应该仅仅因为父母说了就去做，尤其是在18岁以后。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激情原则在美国经历了如此多的经济起伏仍然保持韧性的原因之一。此外，它深深植根于我们对个体理解的基础之上，它与这样的观念相契合：如果劳动市场本来就不稳定，我可能会丢掉工作，那么我还不如冒险去做我喜欢的工作。
南方周末：“激情原则”难以克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事我们喜爱的工作并获得满足感，确实代表了人类的基本需求。如果我们放弃激情原则，不再坚持工作必须完全与激情相符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也需要改变对工作的定义？
契克：我非常喜欢这个问题。首先，研究的结论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找到最有薪水和最稳定的工作，认为工作满意度毫无意义。事实上，研究表明，我们与同事的关系以及我们是否受到雇主、经理的尊重，才是工作满意度的首要驱动因素，而不是我们是否对工作充满激情。因此，我们有很多方式可以寻找到喜欢的工作，像是每天结束工作时能够觉得“今天过得不错，和同事相处很愉快”。有很多人对工作充满激情，但却很讨厌自己的同事，他们热爱工作的内容，但日常工作体验却非常糟糕。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并调整我们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如何在日常工作中找到工作质量，并将其纳入平衡之中。
除此之外，我还谈到过“多元化意义构建组合”的概念。也就是寻找那些超出有偿工作范畴的激情，无论是志愿者工作、艺术创作还是某项运动。这样，即使工作环境发生变化，你依然会有一些事情是你身份的核心支撑。因此，无论你是否对工作充满激情，给自己腾出时间去做那些你热爱的事情变得尤为重要。
南方周末：那么，拆解“激情原则”的第一步是什么？
契克：拆解“激情原则”的第一步分为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个人层面上，如我之前所说，应该努力多样化自己的意义建构方式，寻找工作以外的兴趣爱好。问问自己，我希望与有偿工作之间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什么能满足我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何朝这个方向更进一步，确保我们不会对自己、生活中的年轻人施加激情原则？
改善工作条件只能从集体的角度出发，而不是单纯从个人角度考虑。这意味着在工作团队中，思考如何合作推动更好的工作环境或对工作安排的更多控制。在美国以及其他很多地方，我们必须为工人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网，而不是依赖这种“因为有激情就能努力工作”的叙事。我们必须支持工人，认识到在谁能够获得稳定就业机会方面存在深刻的不平等。
南方周末记者 林子人
责编 李慕琰
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