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王国维身上，有屈原文学精神的宿命，也有孔子文化精神的宿命。屈原与孔子，都生在一个败落的时代，都代表一种理想化的道德立场，都以“生死抗争”的方式试图匡扶政治拯救世道，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在王国维身上，有屈原文学精神的宿命，也有孔子文化精神的宿命。屈原与孔子，都生在一个败落的时代，都代表一种理想化的道德立场，都以“生死抗争”的方式试图匡扶政治拯救世道，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对于屈原的死王国维曾说：屈原一方面洁身自好，有所不为，这是南人的超脱；另一方面又辗转激愤，为所不能为，这是北人的执著。集南人北人品性于一身，无法既超脱又执著，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

而这，是否也是他的“宿命”？

1908年，而立之年的王国维屑眷北上，开始了“南人作北人”之旅。本无心政治的他却在因缘际会中与政治纠缠不清。他既无明确的政治理想，更无自如的政治能力，无辜让自己的生活陷入一种政治败局中。

他想象自己是个有操守、念旧情的人，但终究不过是一介书生，而书生本性注定的政治人生，一定是失败而痛苦的。

他当年看出屈子文学精神的内在分裂，却没看出这种分裂必然导致一种文化以及一种“文化所化之人”精神分裂的悲剧结局。所以，他的自沉在个人人格的分裂，也在塑造这种人格的文化传统的断裂。

1927年6月2日上午，还有两天就是那年的端午节，但王国维似乎死意已决，他带着那份早已写好的遗书，于颐和园内只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或许人生原本就是这样，每一天都可以生，每一天也都可以死。不过，死亡是那样地容易，但关于生命的思虑却是异常地沉重。

蓦然回首

“口鼻塞满淤泥，身下是一片水迹，世界寂静悠远，没有任何声息。”这是王国维离开时的画面。谁都不会想到，一代国学大师，最后竟会以这样悲痛而决绝的方式离去！

两年前他与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一起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在他们的加持下清华国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为了全国学术界最为注目的两座高峰。而此时王国维的离去，使得清华国学研究院犹如“四大支柱”之轰然断裂一根，全国学界也为之震动。

陈寅恪更是以极度的悲伤与哀痛，挥毫写下了哀婉凄绝的挽联：

十七年家国久魂消，犹余剩水残山，留于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王国维的死在学术界产生强烈震动的同时，其死因也产生了种种猜测议论，诸如“悲观哀时”说，“殉文化”说，“殉清”说，罗振玉“逼债致死”说，王国维“妻妾出轨受辱”说，等等，一时甚嚣尘上，莫衷一是。

而这些所有的猜测都源自王国维遗书中的那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虽然都只是一些猜测，但除了“妻妾出轨受辱”说最不靠谱外，其他几种也并非没有依据。

1927年，时任长沙总商会会长的叶德辉对国民党北伐大为不满，对时兴的农民协会和“一切权力归农会”更视为寇仇。对此，他送给农民协会一副对联:

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

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

横额是:“斌尖卡傀”（长沙方言）。

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正因这副对联，不赞成相互砍头式革命的叶德辉被农民协会的梭镖队抓去，并在1927年4月 11日砍了头。

这件事对王国维产生了很大影响，王国维死后梁启超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说：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

也就说梁启超认为，王国维的死源于“悲观哀时”。

不过，与王国维关系甚密，在遗嘱中“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的陈寅恪却不这样认为，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对其死因做了解释和评价。

在陈寅恪的眼中，王国维是亦师亦友的人物，也是极少可以引为知己的人，他认为王国维的自杀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见到即将衰亡的中国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剧结局，也是对混乱无序的时局和世风日下的现实之抗争。

他在挽词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又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

众说纷纭中，陈寅恪的“殉文化”说也成为了最为被接受和认可的论断。

王国维死后，第一个公布死讯的人是清华校长曹云祥，他认为：“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池，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

王国维的亲家兼师友罗振玉也持此观点，认为是“殉清”而死。

1922年，年满十六岁的清逊帝溥仪举行了婚礼，从此步入成人行列。虽然当时的时局风云变幻，但年轻的溥仪依旧踌躇满志地认为应当多和有学问的人接近，才显得皇帝年少有为。

因此，第二年春，溥仪“降旨”选海内硕学之士，成为其文学侍从之臣，王国维经升允推荐，成为了溥仪的“南书房行走”。

在以前，凡是此职都是进士、翰林出身，王国维一介布衣做了皇帝身边的“近臣”，自然是受宠若惊，与他往来的一群在上海的遗老，也无不为他高兴。

推荐王国维的是蒙古人，原陕西巡抚、督办陕甘军务的升允，升允为皇室死党，清亡国后到日本进行复辟活动甚力。后来居住在天津与罗振玉走得较近，溥仪和他周围的人比较认同升允的言论，因此在他上奏不久，王国维就进宫任职，不久又“加恩赏给五品衔”。

溥仪对王国维礼遇有加，不仅恩准其可以“在紫禁城骑马”，还以帝师之礼待之。见王国维眼睛不好，溥仪还亲手为他治疗。

对于这些，王国维自然是受宠若惊，更是对溥仪感激滴零，说能以布衣和平民身份享受这一种礼遇，除了朱蠡尊，就是他了。

但好景不长，1924年秋，直系军阀冯玉祥，在率部与奉系军阀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战争中，中途倒戈，悄然拉着队伍从前线回到北京，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

冯玉祥下令将国民政府总统曹锟囚禁，不久后，又把溥仪驱逐出紫禁城，取消国民政府对皇室的一切优厚待遇。溥仪被逐出宫，王国维的“南书房行走”差事也自然化为泡影。

出宫之后的王国维为大清王朝不再而悲愤不已，曾几次要跳神武门御河自杀，但都在家人的劝阻下罢休。后来，溥仪迁居天津，王国维也屡次亲赴天津觐见溥仪。

所以，说王国维自杀是“殉清”亦说得过去，其女儿也说：“他与宣统帝既有君臣之名，复有师生之谊，故对清室怀念，自在情理之中。”

不过，溥仪却不这么认为，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到了天津，王国维就任清华大学国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罗振玉竟向他追起债来，后来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国维，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进昆明湖自尽了。”

溥仪的看法是，王国维死于罗振玉“逼债”，在王国维的一生中，罗振玉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他们之间有着长达20年的交往，虽然最后两人友谊破裂，分道扬镳了，但也不能就此认为是罗振玉逼死了王国维。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如果非得要给王国维的死下一个结论，找一个原因的话，那么以上种种“猜测”都是原因。

灯火阑珊

王国维与罗振玉相识于1896年的上海，这一年王国维19岁，罗振玉30岁。

这时的王国维正在《时务报》里担任书记员。罗振玉则创办了农学社并编辑出版《农学报》，为了聘用翻译人员，把欧美及日本的农科书籍和农学书报介绍到中国来，他还在梅福里开设了东文学社。

有一天，罗振玉来到《时务报》看望经理汪康年。上楼后看见一个小房间里有人自斟自酌，桌上放了一包花生米，摊着一本书。桌上的书是《文选·两都赋》，酒是绍兴黄酒。于是罗振玉开始与这人攀谈起来，这个人就是王国维。

谈话中，罗振玉觉得王国维的才华和学识都不寻常。于是就邀请他去自己办的东文学社学习，考虑到王国维的生活支出和学习费用后，罗振玉还让王国维在农学报馆挂个名，闲时写写文章，即可获得月薪40元的薪水。

经报馆经理汪康年同意后，王国维每天下午到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

东文学社聘有多名日本教员，以教日文为主，兼开英语和理科课程。东文学社给王国维创造了系统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机会。自此，他从教员田岗岭云文集中知道了康德、叔本华，并对西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维新运动失败，《时务报》因曾是维新派宣传的主阵地而被封，就在王国维顿感无容身之处之时，罗振玉再次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考虑到王国维失业后，在上海没有收入，罗振玉就请他兼职管理东文学社的一些杂项事物，照旧半工半读。

不过，此时的东文学社也开始陷入困境。为了学社的正常运行，罗振玉只好四处借债补充校费。就在这时，王国维等人将东文学社的历史、地理、理化等教材译成汉语并刊印出来发售，才暂时解决了财政危机。

在王国维的生命里，罗振玉一直扮演着雪中送炭的贵人角色。

1900年春，王国维为参加出洋考试及安排赴日留学事奔波，罗振玉也知道王国维多年来有到国外留学求知的愿望，于是他借着清政府鼓励留学的东风，帮助王国维实现了这个期望已久的梦想。

同年12月，在罗振玉的资助及藤田、田岗两位日本教师的帮助下，王国维终于踏上了去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的航船。

日本留学期间，他又在罗振玉办的《教育世界》发表了大量译作，继而成为该刊的主笔和代主编，通过编译，并加以自己的论述，介绍了大量近代西方学人及国外科学、哲学、教育学、美学、文学等领域的先进思想。

1902年10月，日本留学归国的王国维先后接到了京师大学堂和通州师范学堂的邀请。

按照当时两所学校的名声，一般人都会选择京师大学堂。但王国维却选择了通州师范学堂。原因有二：一是他认为江苏通州师范学堂距离浙江海宁比较近，方便自己照顾家里的生活；二是通州师范学堂的邀请是受罗振玉举荐的。

在通州师范学堂待了一年，因很多学生觉得他资历尚浅，文化水平不高不足以任教，他于各种压力下辞职回家了。

辞职后，王国维以攻读哲学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华、尼采兼英法诸家，结合先秦诸子及宋代理学，又攻西方伦理学、心理学、美学、逻辑学、教育学等。他自称这一时期为“兼通世界之学术”之“独学时期。”

1909年，罗振玉经由清政府推荐到北京新成立的学部出任参事官，入仕后的罗振玉自然没有忘记王国维，他不仅王国维在学部总务司谋得了一席之地，还又让他在学部奏设的京师图书馆中出任图书馆编译一职。

尽管此时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然达到高潮，外界正在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王国维却依旧超然于北京城埋头钻进故纸堆中，一副浑然忘却尘世纷扰的状态。然“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入到了骨髓，“大厦”也即将倾倒。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大潮席卷之下，罗振玉打算去日本暂避风头，而这次罗振玉也同样没有忘记王国维。

之后，他们两家在日本生活了5年多，期间的经济来源也都是罗振玉出售历代名家字画，甚至古器物及珍本书所得。

1916年，王国维因受到同乡的邀约以及不愿意再因生计问题拖累罗振玉，决定离开日本返回祖国，进入英籍犹太人哈同创办的仓圣明智大学主持《学术丛编》的编辑工作。

后来，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还多次向王国维发出邀请，想让他担任北大文科教授，但都被拒绝了。直到1922年3月，在罗振玉也被聘请为国学研究所导师之后，王国维才终于接受了北京大学的聘请。

1923年春天，当时溥仪要选海内硕学之士，王国维经升允推荐，到北京充任逊帝溥仪的南书房行走。“南书房行走”不是一个官位，而是一个“差使”，一般由当时的御用知识份子翰林来担任。

因为接近皇帝，对于皇帝的决策有一定影响力。按清代的惯例，在南书房工作的，大都是进士、翰林以上学问渊博的人，王国维虽只是布衣出身，但他学识渊博，最终还是得到了这一职务。

而也就是在这时，王国维与罗振玉之间出现了罅隙。事情的导火索要从王国维的长子王潜明在上海病逝说起。

1918年，在罗振玉和王国维关系最融洽的时候，罗振玉了解到王国维的大儿子王潜明学习优异，性格纯良，于是在跟王国维商量后，决定将自己最疼爱的三女儿罗孝纯许配王潜明。罗孝纯和王潜明自小就经常见面，关系也不错，所以就同意了父辈们安排的婚事。

婚后王潜明跟罗孝纯的夫妻关系很和谐，他也凭借自己的本事考上了海关公务员，两人还在上海买了一套小房子，生活也还不错。

然而不幸的是，王潜明和罗孝纯一连生了两个女儿，都相继夭折了。罗孝纯有洁癖，每天都要给幼小的女儿洗澡，无论天气多冷，她都坚持。两个孩子先后夭折之后，王家人就觉得孩子的夭折跟罗孝纯总给孩子洗澡有关系，再加上罗孝纯和婆婆关系也不太和睦，所以跟王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更加不幸的是，王潜明和罗孝纯到上海的第二年，王潜明就因病重身亡了。

得知王潜明病危的消息，王国维与罗振玉分别从北京和天津赶来上海，罗振玉了解到女儿向来与婆婆的关系不好，如今女婿已经不在了，把女儿留在这里也是受委屈。所以一向疼爱女儿的罗振玉在女婿王潜明入殓之后，就带着女儿先回了天津。

经历丧子之痛的王国维对罗振玉的这种做法非常不满，心想：“难道我连儿媳妇都养不起了吗？”随即将王潜明病时的医药费全部汇去罗家。罗家把钱寄退回来，王国维又寄过去，如此往复两回。

最后，王国维气得不言语，从书房抱出了一大叠和罗振玉往来的信件，撕毁并付之一炬。

因为这件事，1926年11月3日，罗振玉给王国维寄来一封“绝交信”，为两人30年的情谊画上了句号。

在这份绝交信中，罗振玉用崇尚博爱的墨子来比喻自己，写明自己在几十年的交往中一直在帮助王国维，从来没有怨言。还把王国维比作主张“重己”的先秦哲学家杨朱，认为王国维很自私，知恩不报。

这样的指责，王国维是绝不接受的，于是两人从此就断绝了关系。

不过，除了这件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罗振玉认为王国维已经和自己不是一条心了。

1923年，王国维经升允推荐获“南书房行走”的职务后，罗振玉将自己的著作《殷墟书契前后编》《考释》等书，从天津寄到北京，让王国维呈给溥仪。王国维拒绝了。

后来，罗振玉和升允联名上奏，弹劾以郑孝胥为首的新派。罗振玉让王国维代为呈递奏折，王国维又拒绝了。

这两次拒绝，在王国维看来，他是在帮罗振玉。因为郑孝胥与罗振玉有矛盾，当时京城里已经有了罗振玉和升允“结党”的传闻，一旦奏折呈上，传闻便会落实，到时罗振玉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但罗振玉却不这样认为，他觉得王国维是只图自保所以才拒绝的他。因此才就有了“绝交信”中，把王国维比作杨朱的那段话。

直到王国维自沉半年后，罗振玉才了解了上面两件事的前因后果，于是他愧疚万分的说：静安以一死报知己，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

独上高楼

1923年冬，胡适在北京见到了王国维。那几年，正是胡适在文化界的影响如日中天之时，他却对王国维情有独钟，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现今的中国学术界果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了。

不过，见到王国维的时候，胡适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好，直到晚年，胡适还跟身边人说起，这位王先生“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

两年以后，日本汉学家青木正儿恭恭敬敬地前往清华园拜访王国维。门开了，当一个只有一米五几的小个子出现在他面前时，青木正儿吓了一跳，怎么也不相信这个龅牙微须，面色苍黄，相貌丑陋、垂着辫子、看上去邋里邋遢，声音喑哑而且口吃得厉害的“乡下人”，就是他慕名已久的大学者。

王国维早年在清华的学生、日后的汉语研究一代宗师王力，印象最深的，也是老师的辫子：（王国维）留着辫子，戴着白色棉布瓜皮小帽，穿长袍，勒一条粗布腰带，一个典型的冬烘先生的模样。

据说，民国初年的北京城，有两条最著名的两条辫子：北大的辜鸿铭，清华的王国维。

然而，就是这么一副“极其平庸乃至有些丑陋”的相貌之下，就是这么一个寡言少语、沉静内敛，被鲁迅称作“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学者，却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先驱。

从他的同辈友朋，到百年后的晚辈后学，几乎没有人不承认，他是划过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星空的那一颗最耀眼的流星。

他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

他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

梁启超说：王静安先生专精之学，在今日几为绝学；而其所谦称为未尝研究者，亦且高我十倍，我于学问未尝有一精深之研究，王先生则不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郭沫若说：王国维先生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所有这一切，都昭示着，在王国维那个看上去陈旧邋遢的外表之下，有最鲜活大脑和最先进的思想。

他笔下的人生“三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仿佛能看到一个人奋斗的一生，酸甜苦辣尝遍，起起落落间世味悲欢。

王国维曾发出这样一问：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现通译“荷马”）、英之狭斯丕尔（现通译“莎士比亚”）、德之格代（现通译“歌德”）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

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了这样一句话：一大文学家胜过百政治家。

几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上，这是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此前不曾有人敢这样说，此后也很少有人能有所继承，一百多年过去了，这个“王国维之问”却依旧被悬置。

来源：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