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结果有个微博高管跳出来说，贾国龙你得想清楚立场再吵架，还说罗永浩代表广大消费者，反问贾国龙代表谁。

前阵子贾国龙和罗永浩那事儿，网上吵得沸沸扬扬。

本来就是罗永浩吃饭不满意提了意见，贾国龙出来维护自家品牌，挺简单的事儿。

结果有个微博高管跳出来说，贾国龙你得想清楚立场再吵架，还说罗永浩代表广大消费者，反问贾国龙代表谁。

这话我听着有点别扭，贾国龙不就是个开餐厅的吗？他维护自己的企业利益，这不挺正常的？为啥非得让他代表某个阶层或者阶级才行？

个人维护自身权益的权利，难道就因为没“代表谁”就不算数了？本来好好的消费者权益和企业权益的论辩，就这么被扯到了“身份站队”上，权力斗争的味儿一下就出来了。

聊完贾罗之争，再说说预制菜那事儿。

之前有个标题看得人一愣，说“无脑反对预制菜就是反对工业文明进程”。

本来大家讨论预制菜，核心是担心食品安全，是想搞清楚消费者到底有哪些权利。

结果到有些人嘴里，就变成了意识形态斗争。

好像你不支持预制菜，就是跟现代化文明对着干，就得被划到“对立面”去。

韩寒电影里有句台词，说成年人该讲利弊，这话本来是当段子说的。

但就算承认这话有几分道理，“利弊”也只是实际做法层面的事儿，不是判断对错的标准啊。

打个比方，咱们都提倡公共秩序，但有人喝多了在路边撒尿，旁人一般不会太较真。

可你不能因为这事儿常见，就说撒尿是对的，还让大家都这么干吧？预制菜争议也是这个理，讨论利弊之前，先把是非对错搞清楚，这才是该有的顺序。

这些事儿变味儿，跟现在的个人主义风气脱不了关系。

现在好多讲师都在说，要关照自己的内心，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要建立主体性，别老向外求。

这些话听着没毛病，大家也确实需要这些观念来支撑自己。

可问题是，有些人嘴上这么说，心里想的可能不是一回事儿。

现在不少人谈问题的时候，很难凭着真实的观念发声。

嘴上说要重视个人权利，可真到别人维护自己权益的时候，又跳出来要求人家“代表群体”。

这种矛盾的情况，其实暴露了当下个人主义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它变成了利益导向的“功利个人主义”。

英国学者保罗·科利尔在《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里就说，功利个人主义的泛滥是现在的大问题。

窦文涛之前在节目里也提过，现在人人都在谈爱自己、谈主体性，好像过去大家都多无私似的。

可实际情况呢？离婚率一直不低，年轻人找工作也不容易，好多人明明身边人不少，却还是觉得孤独。

这些问题，难道是因为大家不够爱自己造成的？显然不是。

聊到这儿，我又在想，为啥大家这么容易陷入“功利”和“斗争”里？

《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这本书里说，一战结束后，宣传就成了斗争的工具。

1918年英国第一次成立了对敌宣传司，他们给德军撒传单，内容全是战争多苦、家里人多想念，就是想瓦解德军的斗志。

同时期的列宁，也用报刊做宣传，写文章讲工农该有的土地和和平，最后推动了十月革命。

而且“宣传”这个词，早在《三国志》里就有了，那会儿也是用来斗争的。

如此看来，把语言、思想当成斗争武器，其实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它不是必然的。

可到了现在，这种思维反而更明显了，比如特朗普，好多人看不懂他的行为，觉得他不像代表某个群体的利益。

但如果从个人主义的角度看，他的很多做法其实就是出于自己的理性、欲望和激情，比如总想证明自己比别人好，这种表演型人格其实就是个人主义的一种极端表现。

而历史上的希特勒、斯大林，他们的独裁行为，说到底也是个人主义走到极端的结果。

这种斗争思维对公共讨论没啥好处，之前网红食品“科技与狠活”的争议里，不少KOL非得让大家选边站，要么支持消费者，要么支持企业。

本来就是个讨论食品安全和企业责任的事儿，又被搞成了“非黑即白”的斗争。

我们得改改这种情况，公共话语应该先谈是非对错，再谈利弊得失。

媒体人和KOL更得有稳定的价值观，不能今天为了这个利益说一套，明天为了那个利益又说另一套。

像职业写作者，就得在文章里展现一个稳定的“理想作者形象”，这个形象不一定总跟自己的利益一致，但这是职业底线。

总的来说，现在公共事件总从论理变成斗争，无非三个原因：大家总爱搞身份站队，功利个人主义太泛滥，还有斗争思维的历史影响。

但不管怎么说，个人维护利益没问题，可得分清是非；思想和语言也不是只能用来斗争的。

希望以后大家讨论问题的时候，多聚焦对错，少纠结利益，这样才能有个健康的公共论辩环境。

来源：念寒尘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