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在两江总督衙门里去世，他的朋友、亲家（曾的女儿嫁与郭的儿子）郭嵩焘送上这副情深意切的挽联。此时郭嵩焘已罢官回到湖南，讲学于城南书院。挽联的看点是郭嵩焘提到自己对曾国藩所建功勋的贡献：曾国藩奔母丧回乡守制时，是郭嵩焘游说曾国藩打消疑
十年砍柴重磅力作，深剖名臣精英与晚清变局，从为人处世的生活细节入手，重新审视历史的真实模样。
性格决定命运
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唐宋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惟我最；
其始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其练兵以水师为着，实发其议，艰难未与负公多。
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在两江总督衙门里去世，他的朋友、亲家（曾的女儿嫁与郭的儿子）郭嵩焘送上这副情深意切的挽联。此时郭嵩焘已罢官回到湖南，讲学于城南书院。挽联的看点是郭嵩焘提到自己对曾国藩所建功勋的贡献：曾国藩奔母丧回乡守制时，是郭嵩焘游说曾国藩打消疑虑，墨绖出山任“团练大臣”；在曾领兵之初，他任曾的幕僚，并建议曾国藩创建水师。
又十三年过去，光绪十一年（1885），左宗棠殁于闽浙总督的任上，郭嵩焘作为左的同县老乡、亲家（郭的女儿嫁给左宗棠的侄子）和后半生的冤家，写了一副挽联：
世须才，才亦须世；
公负我，我不负公。
挽联表达出了满腹幽怨，他对左当年不但不帮忙反而参劾的旧事仍难释怀，挽联在家人的劝说下未能送出。 郭与左，不但是早年好友，太平天国进入湖南时，两人一起避乱于白水洞，郭力劝左宗棠出山当湖南巡抚的师爷，左一生的事业便从此而起。
而且郭对左有着殊恩，当年总兵樊燮告左宗棠的御状，指控他是把持一省军政大权的“劣幕”，咸丰帝几乎要处死左宗棠，郭嵩焘在京活动，不但救了左宗棠，而且让咸丰帝了解了左宗棠的才能，下诏加以重用。
郭嵩焘的才华、见识，后世已有充分的肯定，特别是他对西方科技、政治、经济的了解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士大夫。但他一生官场蹉跎，晚年在落寞中死去，连谥号都没有得到，比起两位同乡兄长曾国藩、左宗棠的哀荣，何啻霄壤之别。
郭被当时的官场所不容，当然与他的思想太超前有关系。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性格决定命运。 在清朝的官场里，郭嵩焘远不如曾国藩圆融，不知道掩饰自己，直来直去说真话，对官场潜规则不管不顾，从而成为众矢之的，无法见容于官场。
咸丰初期，曾国藩带兵在江西和太平军鏖战时，在湖南老家丁忧守制的郭嵩焘应曾国藩之邀入幕，为曾国藩出谋划策、募捐筹饷，成为其得力助手。曾国藩欣赏郭的文采和见识，但认为郭只是“著述之才”，并非“繁剧之才”，而做行政工作就要耐得住烦。
郭嵩焘和李鸿章是同年进士，两人一生交情甚笃。李鸿章为郭嵩焘抱不平，向曾国藩提议举荐郭嵩焘主政一方。曾国藩总是迟疑，他知道郭嵩焘的性格，当一个主官是难以胜任的，主官权力大，责任也大，而且每天要处理许多复杂而又琐碎的事务。
曾国藩说郭嵩焘“芬芳悱恻”，刘蓉说郭嵩焘“莹彻无瑕”，李鸿章说郭嵩焘“学识宏通，志行坚卓”。 这些赞美之词反过来说就是“书生气”，不知道通达权变。 如咸丰九年（1859），郭嵩焘以钦差的身份赴山东稽查财政，一路费用自理，认真查账，查处了一批贪官污吏，得罪了僧格林沁亲王。
同治二年（1863），郭嵩焘被任命为署理广东巡抚，即代理广东省省长，他总算掌管了一个富庶的大省，可以一展平生抱负。当时，一部分太平军进入广东，广东的军务甚是繁重，而且广东还有为外省作战部队筹集粮饷的任务。作为一省之长官，有才华、有见识的郭嵩焘很快就显出了其领导才能的欠缺。
在传统的中国官场，行政才能说简单则简单，说复杂真复杂，关键是要有决断力，且能摆平上司，驾驭下官，处理好官场上的各种复杂关系。郭嵩焘却在这些方面做得很不好。他和先后两任两广总督毛鸿宾、瑞麟水火不容。这官还怎么当？而且在最关键的时刻，他忘了官场重要的潜规则：为政不得罪巨室，可他把功高年长的骆秉章得罪得透透的。
骆秉章是湘军崛起、太平天国被镇压的一个重要人物，无他，曾国藩、左宗棠能否建立那么大的功业还很难说。 此公是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和洪秀全是小同乡，年长郭嵩焘二十一岁，比郭嵩焘早十五年入翰林院，是郭嵩焘不折不扣的前辈。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入湖南，骆秉章以防守不力的理由，被革职留任；后守住长沙，逼迫太平军北上而有功复职，为清廷所倚重；咸丰三年（1853），实授湖南巡抚，任上支持曾国藩办团练，又聘左宗棠为幕僚，事无巨细，都听从左宗棠的意见；咸丰十年（1860），奉命督办四川军务，率军入川；咸丰十一年（1861），任四川总督；同治元年（1862），俘虏太平军第一骁将石达开，并押解至成都凌迟处死。在曾国藩办团练时，骆秉章与曾不无龃龉，但此人纠错能力强，很快调整了工作方式，仰仗湘系人士，不但保住了湖南，而且以湖南的兵源、粮饷支援了数省。
郭嵩焘刚刚署理广东巡抚，就碰到了一件对他仕途影响很大的“小事”：骆秉章家族控告外姓人盗葬其祖坟地。
古代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很重视风水，为争风水宝地而家族械斗的事时而有之。 骆氏家族出了骆秉章这么一位高官，族人自然更看重祖坟的风水。同治二年（1863），广东花县生员邓辅廷在骆氏祖坟不远处葬骨坛三穴——“葬骨坛”应该是客家人风俗，被骆氏指为“盗葬”，要抢他们家族的好风水，向花县县衙门告状。花县县令并未将此认定为盗葬，也未对邓辅廷进行处罚。
对于“盗葬”的标准，朝廷礼部和广东地方章程的标准不同。礼部的更为严格，规定“（墓主）庶人茔地九步，穿心一十八步，止用圹志”，而广东地方的标准则是“以穿心四丈为限，计由坟心量数至边，每面实止一丈”。
粤省地方的标准宽情有可原，因为广东多“官山”，即不归一家一族所有的公共山地，谁都可以葬坟，先来后到。如果“盗葬”的标准太严格，一座山葬不了几个坟茔，显然是浪费土地资源。这邓家葬骨坛以广东地方标准而言，离坟心一丈以外，不算“盗葬”；但以朝廷标准而言，在骆秉章先祖坟茔九步之内，可以判为“盗葬”。
族人写信向骆秉章求援，骆秉章便写信请求广东督抚核实查办。骆心里可能以为这个官司妥妥地赢了，其他不说，巡抚郭嵩焘分明是自己人呀。郭嵩焘和左宗棠是亲家、好友，左宗棠当了他多年的师爷；他本人主持湘政十年，保住了一方平安，有恩于郭嵩焘的家乡。而且这桩官司也不难办，郭嵩焘只说照朝廷的标准就行了——现在的立法原则也是地方法规不得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抵触。
可郭嵩焘的做法让骆秉章大跌眼镜， 他维持花县衙门原来的裁决，给出了调查结论：“该省通行章程，无税官山茔葬，以穿心四丈为限，计由坟心量数至边，每面实止一丈。邓姓原开坟穴，在该督祖茔一丈以外，照依定章，无可科罪。”
这下彻底惹怒了骆秉章，骆干脆上奏朝廷，请求维护朝廷的标准，废除“地方粮票”——一来骆秉章劳苦功高，二来朝廷要维护中央权威——于是朝廷下了一道上谕：“着瑞麟、郭嵩焘申明旧例，通饬各属，嗣后审断坟山案件，无论官民，均照例定禁步为限，毋得率以本省定章定谳，以致争端难息，流弊滋多。并着该督抚将邓辅廷盗葬之案，迅即按照定例丈尺核实定拟具奏，不准稍涉回护。”邓家被迫将骨坛迁走。在这场官司中，瑞麟站在骆氏家族一边，骆自然对其大有好感。
郭嵩焘和两广总督瑞麟闹矛盾，也是清代“督抚不和”的常态。 但太平军余部还在，这个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于是朝廷命令左宗棠前去调查。左开始说自己和郭嵩焘是亲家，要求回避，但清廷不允，让他据实奏报，左宗棠只能奉旨而行。此刻估计郭嵩焘很高兴，心想左宗棠总得站在自己一边吧，而瑞麟、骆秉章则担心左宗棠拉偏架。骆秉章在给朱学勤的一封信中则露出了对此的担忧：
前闻邸钞令太冲查复瑞、郭之事，弟窃虑之，盖太冲与细侯均籍隶湘阴，且交情最密，或有戚谊亦未定，太冲如此奏复，势所必至。向来湖南人乡情最重，以湖南人参湖南人则有是非，若外省人构讼，未有不护湖南人者。总之，瑞署粤督民情爱戴，郭署粤抚怨声载道，天视自我，民视天德，自我民德观于民心，如此则自有公论矣。
信中所言的“太冲”指左宗棠，以晋代左思（字太冲）指代；细侯指郭嵩焘，以东汉郭伋（字细侯）指代。可左宗棠调查后向朝廷的汇报不但让郭嵩焘难以接受，也让骆秉章大为惊讶。左一连四疏，直言广东军务的种种失误，皆因郭嵩焘不顾大局、“迹近负气”之故。 连老朋友、亲家翁都这样说话了，郭嵩焘还能待下去吗？只能罢官走人。
或有人认为左对郭太绝情，但若考诸当时的军情、政情，于公于私左这样做都是正确的选择。一是博得了瑞麟、骆秉章的信任，以后筹粮饷广东官绅必“报之以琼瑶”，毕竟剿灭太平军余部是头等大事；二是趁机让自己一手调教出来的亲信蒋益澧署理广东巡抚，日后广东的事如臂使指，比指挥郭嵩焘方便，因为郭有恩于左宗棠，在左的面前有道义优势；三是郭嵩焘确实不擅长做封疆大吏，就算这回袒护了他，以后的麻烦会更多，左何必为此得罪旗人瑞麟和前老板骆秉章呢？
后来，郭嵩焘出使英国，和副使刘锡鸿闹得不可开交，固然是因为刘想踩着郭嵩焘上升，但郭的个性和办事风格授人以柄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在充当大使期间，仍然置官场潜规则于不顾，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莹彻无瑕”的真性情怎么可能在清朝官场的酱缸里混得开？
清咸丰年间，曾国藩和胡林翼在平洪、杨之战中，精诚合作、推诚相见是世人所公知的事情。特别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之前，他没有地盘，领着一支客军寄人篱下，苦苦支撑，任湖北巡抚的胡林翼以大局为重，为湘军筹粮筹款，并疏通高层关系。
胡林翼早逝后，曾国藩有如失手足之痛。他在给胡林翼的挚友、姻亲左宗棠的信中如此说：“胡宫保于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廿八日亥时去世，悼痛不已。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天下宁复有斯人者哉？”
曾国藩生于1811年，长胡林翼一岁。曾国藩于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而两年前即道光十六年（1836），胡林翼即中进士，入翰林院。按科场规矩，胡算得上曾的前辈。胡是益阳县人，曾是湘乡县人，皆属于长沙府。两人在翰林院亦有过时间不短的交集。 但是，他们早年在北京为官时，似乎来往很少，没有成为朋友。
查曾国藩的日记，他在道光二十年（1840）、二十一年（1841）、二十二年（1842）在翰苑学习和供职期间，有大把的时间问学、访友。这一时期他主要交往的人是同乡和同年，和湖南特别是长沙府的京官过从甚密，如宁乡的梅钟澍（霖生）、茶陵的陈源衮（岱云）、浏阳的邹焌杰（云陔）、善化的凌玉垣（荻舟）、益阳的汤鹏（海秋）及永州府道州的何绍基（子贞）、何绍祺（子敬）兄弟，他们和曾国藩隔三岔五地在一起吃饭、探讨学问、逛街。而与曾国藩年岁相仿、同为长沙府同乡的胡林翼，其日记中很少记载。
道光二十一年（1841），胡林翼的父亲胡达源在京师去世，胡家办丧事期间，曾国藩日记中曾几次提及胡林翼，但也是一笔带过。
胡达源，字云阁，寿终六十五岁，在当时不算短寿了。
胡达源进士及第时为一甲第三名（探花），是益阳科举史上第一个进殿试前三名的，官至正四品的少詹事（詹事府原是培养、服务太子的专门机构，清朝康熙废太子后，此机构成为翰林院的附属机构，掌文章之事），在同乡中很有威望。多年后，曾国藩为胡家写《箴言书院记》，文中曰：
国藩以道光戊戌通籍于朝，湘人官京师者，多同时辈流……而少詹事益阳胡云阁先生，独为老师祭酒，乡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烛，众以无陨。
作为同乡晚辈，曾国藩当然要去胡府吊唁。曾国藩日记中对此有简略的记载：
六月初一日，走内城云阁先生处吊唁。
六月十六、十七日，作胡云阁先生诔。
七月十四日，“饭后走梅世兄处，明日渠扶榇南归，今日走去探问一切。旋至许世叔处送行，又至周华甫之母处拜寿，又至胡润芝处，问伊扶榇归葬事宜。胡送余《陶文毅全集》二部。”
七月廿九日，是日胡咏芝送余炕垫、炕枕诸物。
八月初三日，走送胡云阁先生柩殡出京，至东珠市口而返。
由这几条日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胡达源先生很是尊重。作为同乡后辈，对这位科考成绩超过自己的翰苑前辈，曾于情于理也应该做到这些场面上的礼仪。照理说，有这层关系在，他和胡林翼应该有较多的来往。但据日记来看，他和胡的交往仅仅是因为胡达源去世，而胡林翼是孝男。
不过，从寥寥数笔中亦可看出胡林翼很会做人。 为表示感谢，他先将老丈人陶澍的全集两部送给曾，在那时候这可是份不轻的礼物，尤其对立志做名臣的曾国藩来说。另外，在护送父亲灵柩回益阳之前，胡专程到曾家送炕垫、炕枕。这类日用品当然值不了多少钱，或许是“留遗念”的风俗使然。将德高望重的死者用过的什物，分送给亲人或晚辈作为留念。
胡公和曾公再次见面是在咸丰四年（1854）四月左右，曾国藩大营驻扎在长沙城南的妙高峰，胡林翼率援军入湘，在妙高峰营次见过曾。由于后来的鄱阳湖水战，湘军水师大败，曾国藩坐镇的舰船被击毁，他随身携带的文书和日记全部丢失，这次会面两人谈了些什么，现在已查不到详细记录。
咸丰八年（1858）六月，曾国藩在老家丁父忧期间，奉旨出山，重领湘军。其过武昌时，“留节署八日”，与胡林翼“熟商大计”。二公暌违十七载了，曾对胡的印象也与在京师时大不相同。
两人在京师时交情不深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他们不是一路人。 胡林翼是典型的“官二代”，曾国藩则是运气很好的“凤凰男”。两人的才干那时候尚未充分展露，还不到相互欣赏的时候。不同的家庭环境、成长历程决定着他们不属于同一个朋友圈。简言之，是阶层差别导致的。
胡林翼年幼时在益阳老家当了一段时间“留守儿童”，由祖父抚育。胡林翼八岁时，陶澍从安化去四川赴任，经过益阳拜会其祖父，一见胡林翼便惊为伟器，将女儿陶静娟许配给他。此后，胡林翼往返于湖南、北京，皆有名师教导，如贺熙龄、蔡锦泉。道光十年（1830）胡林翼回到益阳与陶静娟完婚；道光十一年（1831），奉岳父陶澍之命，带着家眷赴江宁，住在岳父两江总督的衙门里；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及第，进翰林院。
可见，胡林翼青少年时期是非常顺遂的，他既是朝廷高官的少爷，又是封疆大吏的姑爷，且不说衣食不愁，其能读到的书，见识到的人和事，远非在乡村长大的曾国藩所能比。
俊才生长在官宦之家，其成长有利有弊。 益处是生活、教育条件好，见多识广，眼界开阔。道光十二年（1832），二十一岁的胡林翼在老丈人署中，便参与了高层政治。是年，他向陶澍举荐林则徐、伊里布为两江总督的接替人选。
咸丰九年（1859），胡林翼在给官文的信中言：
林翼幼年，即见外省督抚，惟陶文毅、林文忠与祁竹轩、卢厚山先生之心术德量，与中堂心术德量同。又，林翼幼年，因见陶文毅，请其密保林文忠、伊莘农先生作两江替人，文毅深以为然。
将官文和林则徐等人并列，是胡林翼拍官文的马屁。而这一年，曾国藩在做什么呢？他随父亲去考秀才，父亲竹亭公考中，曾国藩落第。
生长在官宦之家的不利之处则是年少时容易沾上花花公子的毛病，花钱大手大脚，个人生活不拘小节。 像胡林翼这种有钱、有才、长得帅，又体贴、豪爽的贵公子，不但女人喜欢，大概男人也喜欢。
他在江宁时，整天和朋友出入秦淮河畔的青楼，陶澍不但不责备他，还对人说润芝将来要为国操劳，趁着现在年轻应该好好享乐。他到了北京，常去的地方从秦淮河畔变成了八大胡同，结交的朋友多是亲贵、名宦子弟。
曾国藩则是一个小地主的儿子且刚进京做官，他拜唐鉴、倭仁为师，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连多看几眼朋友的美妾，也要在日记中自责为禽兽行为。过着苦兮兮京官生涯的曾国藩哪有金钱和心思如胡林翼那般诗酒风流？
他的社交圈也就是和他志趣相近的同乡、同年。显然，胡林翼属于另一个圈子，两人也未必能相互看得起。私心揣度之，兴许在曾国藩眼里，胡林翼就是个纨绔子弟；而在胡林翼眼中，曾国藩就是个乡巴佬。
曾国藩送胡达源的灵柩出京，与胡林翼告别后，两人的运气发生大逆转。 此后曾国藩青云直上，三十八岁做到了侍郎。而胡林翼将父亲葬回故乡后，在家守制，人生开始走背时。两年前即道光十九年（1839），他那位深得道光帝器重的岳父陶澍去世。因为道光二十年（1840）他任江南副主考时受主考文庆之累，服丧期满，依然不能复出。到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不得不向吏部捐出一笔巨款才得以起复，分发贵州任知府。
胡林翼回到益阳老家的五年，应该是人生最黑暗的时期。父亲和岳父两座靠山没有了，年少时锦衣怒马、纵情声色的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复出后的胡林翼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一改当年的公子哥习气。他在贵州任知府时，穿着短衣、短裤率领兵卒深入到苗寨中平乱。
经历过岁月的磨砺，经受人生、时局的巨变，甘苦备尝后，人到中年的两位同乡胡林翼和曾国藩才能超越出身的阶层之差别，成为心心相印、鼎力相助的同道、挚友。
清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一等毅勇侯、两江总督曾国藩死在江宁（南京）总督衙门的书房里。
曾国藩这位统率过千军万马的大儒之死，也富有传奇色彩。十五年前的同一天，他的父亲曾麟书在老家湘乡去世，他和几位兄弟正带兵在东南与太平军鏖战。那天上午，他拜过父亲的牌位，让儿子纪泽扶他去花园散步，一路告诫儿子，打仗是造孽的事情，希望曾家后代不要再出带兵打仗的人。说着说着觉得脚麻，被儿子搀扶着回到书房已不能说话了，端坐三刻溘然而逝。
曾国藩去世前，过继给叔父的三弟曾国华（族内排行第六）在咸丰八年（1858）的安徽“三河之战”中被太平军骁将陈玉成部杀死；其五弟曾国葆（贞干）则在同治元年（1862）病殁在围困天京的军营中。湘乡老家还剩下二弟曾国潢（族内排行第四）和四弟曾国荃（族内排行第九，故称“九帅”）。
曾国荃是曾国藩率领湘军战胜太平军最为倚重的大将。 曾国荃围困天京城数年之久并最终破城，收复天京城后，曾国荃被封为一等威毅伯。或许是为了免遭清廷尤其是慈禧太后的猜忌——如果练就“湘军”的两兄弟同为封疆大吏，太后是睡不着觉的。因此，在曾国藩统管东南膏腴之地时，曾国荃以养病为名开缺回到老家。
曾国藩去世的讣告发到湘乡老家后，曾府上下之悲伤可想而知。当即合族作出决定：曾国潢赶赴金陵城协助两位侄子曾纪泽、曾纪鸿办理这一举世瞩目的大丧事；曾国荃则留在湖南老家，筹办迎接曾国藩灵柩回乡、寻找墓地等事项。
曾国潢长年在家管事，和他的四位兄弟相比，才具平平，就是个乡村地主。 因此，曾国藩的丧事如何办，自然“九帅”曾国荃要拿大主意。于是在同治十一年（1872）内，曾国荃不断地给两位侄子写信，商量如何办丧事。
儒家讲究孝养厚葬，但曾国藩临死前留下了类似“丧事从简”的遗嘱。 在那个时代，这样一位门生故吏遍天下的第一名臣去世，正常情况下，丧事一定是耗时费钱、场面浩大的。清朝对高官死后的财政补贴，根据级别、功勋而有所差别，像曾国藩这样的总督级别，则是赐银三千两。
这当然也是笔巨款，可像曾国藩这样人物的丧事，至少要花一万两银子，这钱得自己掏。高官去世，当然会有很多人送赙金。亲友送赙金就是众筹办丧事的意思，像曾府这种豪门，如果放开收赙金，除支付丧事用度外肯定还会有富余。而曾国藩的后人根据其生前遗愿不收赙金，只散发讣告。
曾国藩是想当千古完人的，但他的弟弟曾国荃却不这么想。他在接到长兄讣告后，写给两位侄子的第一封信就是谈赙金事宜。哪些钱能收，哪些钱不能收。他在信中说：
（长兄）仕宦三十余年，囊橐萧然，薄海妇孺莫不共见而共信之。此次大事，所费不訾（赀），受赙与否，知吾侄必有至当之衡。交谊非至厚者，自以固却为是，然如少泉中堂、筱泉制府、昌岐军门之类，似亦可以酌受。外此如恩情有似此三人者，亦当以类推之。
如果曾府放开收赙金，等于借丧事发财，严重违背曾国藩的遗愿，会遭到天下士林的议论。曾国荃当然不建议这样做，但是不是所有人的钱都不能收呢？ 曾国荃认为，与曾国藩的关系类似这三个人的官员，可以酌情收取。哪三位呢？
第一人是李鸿章，字少荃，有时也写作“少泉”，当时已是内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大学士大致相当于过去的宰相，因此雅称“中堂”；第二人是李瀚章，是李鸿章的同胞兄弟，字筱泉，做过湖广总督，总督雅称“制台”；第三人是黄翼升，字昌岐，长江水师提督，相当于舰队司令，“军门”是提督的雅称。
这三人是受过曾国藩深恩的，可以说没有曾国藩不遗余力的栽培与提携，就不可能有他们的飞黄腾达。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政治接班人，也是曾的第一大门生，他在给曾国藩的挽联中毫不自谦地说“筑室忝为门生长”。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同年中进士，在古代官场，同年的关系格外亲密。
从辈分上说，李瀚章、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年侄。李鸿章二十岁的时候跟着父亲进京，拜年伯曾国藩为师，曾手把手地教他学问。曾国藩指挥湘军在东南一带征剿太平军时，召李鸿章入幕做参谋长，又让他回老家合肥一带募兵，操练出一支“淮军”，该军成为李鸿章日后政坛上最大的本钱。
后来，曾国藩保举李鸿章任江苏巡抚，李鸿章从此青云直上。李瀚章贡生出身，朝考优贡分发知县，那次考试的座师也恰好是曾国藩。曾国藩统率湘军时，召李瀚章给他做粮台——相当于后勤部长。
黄翼升很小时父亲去世，跟着母亲改嫁邓氏，最初叫邓翼升，发达后复姓黄。他年轻时当兵，一直不得志，曾国藩创建水师时，调他过来做哨长，可以说他是湘军水师创办时的元老。
曾国藩生前的清廉是官场共知的，他任两江、直隶总督时，养廉银一年差不多两万两，如果积攒下来，全家根本用不完。可是他要资助的人太多，转手就把钱送了出去， 自家特别节俭，本人和妻儿都穿粗布衣，当两江总督时，还让妻子、儿媳妇、女儿在家里纺线织布。
时人称其为清朝开国二百多年来第一清廉总督。 这三位深受曾国藩大恩的人，送赙金给曾府绝对是真心诚意的，而且他们不缺钱，所以曾国荃认为可以收他们的钱，以弥补亏空。
但是，最后曾纪泽、曾纪鸿兄弟还是遵照父亲的遗嘱，所有人的钱都不收。曾府为这场丧事几乎耗光家底。几年后，曾纪鸿生病，竟然要借钱治疗。
和曾国藩生前多有扞格（互相抵触）的左宗棠大为感慨，佩服曾文正公的品德，在给人的信中说：“吾辈待其（按：即曾国藩）后昆，不敢以此稍形轩轾。上年弟在京寓，目睹栗 諴 （按：曾纪鸿的字）苦窘情状，不觉慨然，为谋药饵之资、殡敛衣棺及还丧乡里之费，亦未尝有所歧视也。”
正因为曾纪泽、曾纪鸿兄弟遵照父亲的教导，不堕门风，一人成为著名的外交家，在与沙俄的谈判中收回伊犁；一人成为数学家，可惜英年早逝。
来源：面包财经一点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