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山东寿光、昌乐、龙山、临淄等地出土的东夷骨刻文，笔者认为破译出炎、黄、蚩、颉、昊、喾、颛、顼、禹、等12位人文始祖字符，其研究虽尚未获学术界普遍认同，但为探讨中国上古社会“信仰核心-聚落首领-军事统帅”三位一体结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基于该研究主张，分析始

摘要：

山东寿光、昌乐、龙山、临淄等地出土的东夷骨刻文，笔者认为破译出炎、黄、蚩、颉、昊、喾、颛、顼、禹、等12位人文始祖字符，其研究虽尚未获学术界普遍认同，但为探讨中国上古社会“信仰核心-聚落首领-军事统帅”三位一体结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本文基于该研究主张，分析始祖字符如何承载当时的信仰核心、维系聚落秩序与支撑军事活动，理清其对早期文明演进的历史影响，并探讨始祖文化在现代文化认同建构与文旅融合中的传承路径，同时客观指出研究争议与应用边界。以该研究主张为基础，聚焦“信仰-聚落-军事”三位一体结构，分析其历史逻辑与现代价值，同时尊重当前学术界对骨刻文性质（“原始符号”与“成熟文字”之争）的争议，避免将未定论成果绝对化。

引子:

大众网2011年5月31日报道:东夷文化和骨刻文研究学者丁再献提出在山东寿光、昌乐、龙山等骨刻文中破译出炎帝、黄帝、蚩尤、仓颉等12位人文始祖字符，认为这些字符不仅印证了“仓颉寿光造字”的传说，更揭示炎黄等始祖曾在山东久居的史实。从学术背景看，中国上古传说时代（距今5000-4000年）的历史考证长期依赖考古遗存（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与后世文献（如《史记·五帝本纪》），缺乏同时期成熟文字佐证；丁再献的破译主张若能得到更多实证支持，或将填补“传说时代”与“信史时代”的文字断层。

关键词:

东夷文化，骨刻文字，信仰核心，部落首领，军事统帅，统领全局

东夷骨刻五千载，

古国核心三位体。

一、骨刻文始祖字符与上古“信仰-落-军事”三位一体的内在关联

笔者破译骨刻文中的炎、黄、蚩、颉、昊、颛、顼、喾、禹等字符，并非孤立的文字符号，而是上古社会“信仰凝聚、聚落承载、军事保障”系统的物质载体。这种结构与现代“政党-国家-最高军事统帅”体系存在本质差异（前者为部族联盟层面的朴素整合，后者为成熟国家的制度设计），但其“功能互补、协同运作”的逻辑具有相似性，具体体现在三方面：

（一）信仰：以始祖字符为核心的精神凝聚纽带

东夷社会的信仰核心是“始祖崇拜”，而骨刻文始祖字符是这一信仰的具象化表达。笔者研究认为，炎黄、蚩尤、仓颉等字符的象形特征与甲骨文、金文一脉相承，如“颉”（仓颉）字符可能对应“造字始祖”的形象记忆。从功能看，这些字符承担着三重信仰使命：

1. 身份认同建构：炎黄字符象征部族的共同起源，蚩尤字符（代表东夷部族重要首领）则强化局部族群的归属感，通过字符的刻写与传播，让分散的氏族意识到“同出一源”，形成超越血缘的联盟认同；

2. 祭祀活动载体：寿光“圣城”遗址出土的多字符骨片，经考古学家张学海推测“排列有章法”，可能用于祭祀仪式——先民通过刻有始祖字符的骨片祭拜先祖，祈求庇护，而祭祀权大概率由部族首领掌控，进一步将“信仰权威”与“世俗权威”绑定；

3. 文化记忆传承：仓颉字符与“造字传说”结合，将“文字起源”与“始祖功绩”关联，使“记录文明”成为信仰的一部分，推动知识从口耳相传向符号记录转化，为社会复杂化奠定基础。

（二）聚落：以骨刻文遗址为中心的秩序管理载体

骨刻文的出土场景（如寿光“圣城”遗址、昌乐、龙山、临淄等遗址）表明，聚落是“信仰-军事”功能落地的物理空间。这种聚落并非简单的居住点，而是具备“三重属性”的中心：

1. 信仰实践中心：寿光“圣城”遗址作为骨刻文核心出土地，且有周代以来记载的仓颉墓，说明该聚落长期承担祭祀始祖的功能——刻有始祖字符的骨片可能在此制作、储存，祭祀活动在此开展，使聚落成为“信仰圣地”；

2. 社会管理节点：遗址中“多字符骨片”的存在，暗示聚落内已形成初步的“信息处理需求”，如用字符记录氏族人口、物资储备或祭祀日程，而管理这些字符的群体（可能是巫师或首领）成为聚落秩序的维护者；

3. 军事防御基地：结合龙山文化时期（与传说中炎黄时代大致重合）的聚落特征，寿光、昌乐遗址大概率存在城墙、壕沟等防御设施，这些设施与骨刻文军事相关记录（如蚩尤字符可能关联部族冲突）相呼应，使聚落成为“军事防御与日常管理”的统一体。

（三）军事：以始祖信仰为动员基础的安全保障力量

上古社会部族冲突频繁（如传说中的涿鹿之战），军事活动的核心是“以信仰动员兵力，以聚落支撑后勤”，而始祖字符是军事动员的精神工具。具体逻辑为：

1. 军事动员的合法性来源：首领以“炎黄后裔”或“蚩尤部众”的名义召集兵力，通过展示刻有始祖字符的骨片，宣称“作战是为守护始祖血脉”，将军事行动转化为“捍卫信仰的正义之举”，提升士气与凝聚力；

2. 军事信息的简化记录：少量骨刻文可能用于记录军事指令（如“集合”“进攻方向”），虽无法与成熟文字的信息容量相比，但已具备“传递关键指令”的功能，降低军事行动的沟通成本；

3. 聚落与军事的协同：聚落的防御设施（城墙、壕沟）为军事行动提供庇护，而军事胜利又能扩大聚落的控制范围——如炎黄联盟若击败其他部族，可能将自身的始祖字符与信仰传入新占领的聚落，实现“军事扩张与文化扩张”同步。

三元一体核心在，

一国三军百胜时。

二、骨刻文始祖字符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深层影响

笔者的破译主张能得到更多考古实证（如其他遗址出土同类字符、字符与器物功能的交叉验证），其对历史研究的影响将是颠覆性的，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填补“传说时代”的文字断层，完善早期文明脉络

此前中国信史的起点是商代甲骨文（距今约3600年），而炎黄、蚩尤时代（距今5000-4000年）长期被归为“传说”。骨刻文始祖字符若被证实为成熟文字的早期形态，将实现两大突破：

1. 传说的史实化衔接：通过字符与文献（如《史记》载炎黄“居东方”）、遗址（寿光仓颉墓）龙山时期流行的骨刻文字的互证，证明“炎黄蚩尤活动于山东”并非单纯传说，而是有文字载体的历史记忆；

2. 文明起源的多元性验证：传统史观多以中原为文明核心，而山东骨刻文始祖字符（尤其是蚩尤、仓颉等东夷部族相关符号）表明，东夷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遗存，推动“多元一体”文明起源观的实证化。

（二）重构汉字起源叙事，凸显东夷文化的贡献

笔者曾经提出“骨刻文始祖字符被甲骨文、金文、篆书和隶书所继承”，这一观点和事实，将修正汉字起源的认知：

1. 经中国考古研究所认定；1996年在桓台县田庄镇史家村挖掘发现的甲骨文，距今3600～3700年，比中原甲骨文早300多年。打破了“甲骨文单一起源说”：证明汉字的形成是“多区域符号融合”的结果，东夷骨刻文又比甲骨文早1000多年，如“炎”“黄”字符的象形逻辑可能为甲骨文提供了借鉴；

2. 建立“文字-信仰”协同演变路径：汉字从“始祖象形”到“抽象表意”的演变，同步伴随“始祖崇拜”到“礼制信仰”的升级，说明文字不仅是记录工具，更是文化制度的推动者。

（三）深化对早期国家起源的认知

“信仰-聚落-军事”三位一体的结构，是早期国家（部族联盟）形成的关键阶段。骨刻文始祖字符的存在，表明当时已具备“国家雏形”的核心要素：

1. 权威集中化：字符的破译与使用大概率由少数人（首领、巫师）掌控，说明权力已从“分散的氏族长”向“统一的联盟首领”集中；

2. 功能专业化：聚落内出现“制作骨刻文的工匠”“主持祭祀的巫师”“统领军事的首领”，社会分工细化，为国家机构的形成奠定基础；

3. 疆域意识萌芽：炎黄、蚩尤、仓颉等字符的地域分布（寿光、昌乐、龙山和临淄），暗示部族联盟已形成相对固定的活动范围，且通过军事行动维护“势力边界”，这是疆域意识的早期形态。

历史传承文聚气，

兵民奋进力无穷。

三、骨刻文始祖文化的现代传承路径与价值转化

无论骨刻文破译的学术争议如何，其承载的“始祖文化”已成为山东乃至全国的重要文化资源，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主要聚焦“文化认同建构”与“文旅融合发展”两大方向，同时需规避“将学术争议商业化”的风险。

（一）文化认同：从“始祖符号”到“民族共识”的精神纽带

“炎黄子孙”的表述虽非严格史实，但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而骨刻文始祖字符为这一符号提供了“物质化支撑”：

1. 地域文化认同强化：山东依托“寿光仓颉墓”“骨刻文遗址”，将“东夷始祖文化”纳入地域文化名片，如寿光旧志对仓颉墓的记载、笔者提出的“12位始祖久居山东”，让山东成为“始祖文化研究”的核心区域，增强本地民众的文化自豪感；

2. 民族文化认同凝聚：在全国层面，始祖字符的传播（如博物馆展览、学术科普）让“炎黄蚩尤”从传说人物转化为“有文字载体的文化符号”，尤其对青少年而言，具象的字符比抽象的文献更易理解“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强化“多元一体”的民族认知。

3.信仰核心、部落首领、最高统帅，三位一体制度；对当代国家制度具有实际的重大影响。中国历代无论如何更迭无一不是传承了东夷三位一体的组织结构，甚至多有御驾亲征的记载，所以无论哪个朝代离开了这一制度，这个朝代政权就会出现重大问题。例如:西汉自汉成帝开始，逐步放弃军权，后王莽掌握了军权，从而发生了一场大乱。这一制度5000年来从未变化，当代也不例外，一直传承了三位一体的制度，这一制度逐渐被世界各国所借鉴。

（二）文旅融合：从“考古资源”到“旅游瑰宝”的价值转化

笔者曾明确指出“东夷始祖文化将是山东文化旅游的璀璨瑰宝”，这一判断符合“文化是旅游灵魂”的规律，但需遵循“学术严谨性与旅游体验性平衡”的原则，具体可探索三条路径：

1. 遗址类文旅项目开发：应以寿光“圣城”遗址、昌乐骨刻文遗址为核心，打造“东夷文明体验园”，通过复原骨刻文制作流程（如模拟刻字、祭祀仪式）、建设始祖字符博物馆，让游客“触摸”上古文明，避免将遗址简单改造为商业化景点；

2. 文创产品创新：提取东夷始祖字符的象形元素，开发书法作品、饰品、文具等文创，如笔者手书的“骨刻文-甲骨文-隶书”演变系列，可转化为书画文创或数字藏品，让“古老字符”融入现代生活；

3. 文化节庆活动策划：结合“仓颉造字传说”“炎黄祭祀传统”，举办“山东始祖文化节”，邀请学者开展骨刻文科普讲座，同时组织祭祀大典、字符书法大赛等活动，实现“学术传播”与“旅游引流”的双赢。

（三）研究传承：从“单一破译”到“多学科交叉”的学术推动

骨刻文始祖字符的研究，已超越文字学范畴，推动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的交叉融合：

1. 考古层面：促使更多学者关注东夷文化遗址的系统性发掘，如对寿光仓颉墓周边区域的再勘探，寻找更多骨刻文或相关器物，为破译提供实证；

2. 学术争鸣层面：围绕“骨刻文是否为成熟文字”的争议，激发学术界对“原始符号与文字界限”的讨论，如钟鼎文专家杨现昌提出“文字演进有漫长过程”，推动早期文字研究的深化；

3. 教育层面：将骨刻文研究纳入高校考古学、历史学专业的选修课内容，培养“跨学科研究人才”，同时通过中小学科普读物（如《上古字符的秘密》），让青少年了解中国文字起源的多元可能性。

结论

笔者关于山东骨刻文破译炎黄、蚩尤等始祖字符的研究，虽尚未成为学术界共识，但其价值不仅在于“是否破译成功”，更在于为探讨上古“信仰-聚落-军事”三位一体结构提供了新视角，也为现代始祖文化的传承开辟了路径。从历史维度看，若能获得更多实证，该研究将填补传说时代的文字断层，重构早期文明脉络；从现代维度看，始祖字符已成为凝聚民族认同、推动文旅融合的重要资源。

未来的传承与研究需把握两个核心：一是尊重学术争议，避免将未定论成果绝对化；二是坚守“文化价值优先”，让骨刻文始祖文化在传承中成为连接“上古文明”与“现代中国”的精神纽带，而非单纯的商业工具。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从古老字符中挖掘文明基因，从始祖文化中汲取传承力量”的目标。

作者简介：

丁再献先生1952年出生于沂南县，字章甫，号北海。著名文化学者、作家、诗人、国家一级书法家。研究员，同时受聘兼任数家院校客座教授和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原古东夷文化与骨刻文字研究中心主任，个人专著5部，最具代表性的是《东夷文化与山东·骨刻文释读》。先生首先和家兄丁再斌系统破译出东夷骨刻文字，比甲骨文早了 1300 多年。然后又始创了骨刻文字书法艺术、从而改变了中国文字发展历史。2013年通过了省级重大课题立项并结项。丁再献骨刻文书法艺术馆、文化广场等一批东夷骨刻文文旅项目相继建成。

来源：篆刻在线